如何客观评价高拱高拱是个怎样的人Word下载.docx

1、三月，礼部在批文中对高拱和平解决贵州安氏内乱、促成俺答封贡的靖边功绩作了高度论评：如处安国亨之罪，不烦兵革而夷方自服，国体常尊，所省兵饷何止数十万？又如授那吉之降，薄示羁縻而大虏称臣，边氓安枕，所全生灵何止数百万？此皆力为区画，卓有主持。功不可泯，特允所请。四月，神宗根据礼部之议，诏令为高拱平反昭雪，赠太师，谥文襄。在这道诰命中，神宗诏曰：（高拱）锐志匡时，宏才赞理。当畿庭之再入，肩大任而不挠。位重多危，功高取忌。谋身近拙，实深许国之忠;遗俗似迂，雅抱殿邦之略。幕画得羌胡之要领，箸筹洞边塞之机宜。化椎结为冠裳，柔犬羊于帖服。利同魏绛杜猾夏之深忧，策比仲淹握御戎之胜算。在昔允资定力，于今尚想肤功

2、。不久，神宗又颁布一道追赠高拱为特进光禄大夫的诰命。这道诰命对他的丰功伟绩再次作了评价：高拱博大精详，渊宏邃密，经纶伟业，社稷名臣。慷慨有为，公忠任事。迨殚内宁之略，益宏外御之勋。岭表滇南，氛净长蛇封豕;东夷西虏，烟消堠鹭庭乌。洵称纬武经文，不愧帝臣王佐。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其中特别称赞高拱在军事方面的卓著功绩，把他同魏绛、范仲淹相提并论。魏绛是春秋晋国大夫，悼公时山戎无终子请和，魏因言和戎五利，晋候乃使绛与诸戎为盟。于是晋无戎患，国势日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霸业复兴。范仲淹在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边境得相安无事。神宗认为，高拱为国谋利可与魏绛相提并论，决策制胜可与范

3、仲淹并驾齐驱。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詟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高拱真不愧为“经纶伟业”的“社稷名臣”。隆庆末年，由于高拱与张居正权力之争，导致高拱罢官回籍，但在罢官之前，两人曾有过一段密切合作时期。此一时期，他们力行挽刷颓风的改革，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言：今少师中玄高公，相肃皇帝

4、（嘉靖帝）及今天子（隆庆帝）有年矣。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更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在另一篇寿序中，张居正除了对高拱的经世功绩作了高度评价外，还对其礼贤纳士、惟才是用的道德品格加以称赞，言：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

5、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可见，张居正对高拱的经世才能、实政功绩、道德品格等方面都作了高度评价。如说，高拱“发谋揆策”，穆宗“受如流水”。事实的确如此。从掌铨题稿250疏来看，高拱提出的所有改革建议及措施，都得到了穆宗的大力支持，并在全国贯彻执行，没有一项被否定，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用”。其在阁部、在吏部，的确是“虚怀

6、夷气，开诚布公”。用人行政，一裁于公。甄别吏治，讲究实政。少有失误，“改不旋踵”。张居正的所有评价均有指证，句句都是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的，把高拱称为“平格之臣”也恰如其分。二“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高拱的改革功绩不仅得到了明代官方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时期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的一致肯定，都认为他与张居正一样，是一位“事业光显”的“救时良相”。万历三十年（1602），礼部侍郎郭正域认为，高拱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是对高拱的继承和发展，指出：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徐阶），后为江陵（张居正）。云间善藏其用

7、，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他认为，高、徐在改革或是保守的政治纲领，在崇尚实学或是心学的学术思想方面都是根本对立的，“宜不合也”。而高、张矛盾则不同。他们在治国方略上力主兴利除弊的改革，在思想上共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二者有其先后师承关系。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的矛盾。在郭正域看来，高拱虽然志大才高，但城府不及居正，最后落个“志不尽舒，才不尽酬”的悲剧下场。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实的。万历四十年（1612），原内阁大学士沈鲤指出，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才气过人、功勋卓著的“社稷重臣”。

8、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褒一贬一，或一概“轻訾”骂倒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余往守翰林，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其实两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轻訾也。近新郑公论大明，业已蒙恩追恤。而海内亦渐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万历四十二年（1614），户部主事马之骏指出：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9、他认为，高、张都是当时最著称的名相，其卓著功勋“皆大略相埒”，皆为“豪杰之致”。那种把高、张对立起来，或袒高绌张，或袒张绌高，都是片面的。另外，马之骏还特别称誉高拱的军事才能和靖边功绩。隆庆四年（1570）秋，“抚戎议起，廷论沸羹。不啻会昌之议泽潞，景德之议澶渊。而公慷慨担荷，亦实不下李（李德裕）、寇（寇准），又非李、寇之所敢望也”。在马之骏看来，高拱的靖边功勋不仅不在唐朝李德裕、宋朝寇准之下，而且也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李腾芳认为，高拱与张居正一样也是功绩卓著的政治家。他指出：“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

10、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他高度赞扬高、张的才识，认为二公的改革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明末清初，史学家对高拱也持肯定态度。支大纶言：“高拱当鼎革之日，居保济之任，开诚布公，周防曲虑，不阿私党，即古社稷之臣，何以加焉。”陈治纪说：“且夫新郑公之德，允为治安良相。”谈迁说：“新郑始志，不失为社稷臣。”傅维麟说：“高拱以藩邸腹心，得君行政，慨然以综核名实为己任。其所条奏，铨政边才，凿凿可施之当今。练达晓畅，救时贤相也。”孙奇逢指出：“公于诸边情形，无不熟谙而洞悉之，故边人有事来请，公辄为指示方略。政府不谙边务，而边人能立功于外者难矣。”孙氏认为，高拱不仅功绩卓著，而且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高拱“秉

11、心易直，确有执守，夙夜惟以国事为念。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王鸿绪也说：“自是三十余年，边陲晏然，拱之力为多。”由上可见，当时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高拱是“社稷之臣”、“治安良相”或“救时贤相”。高张对立、绌高袒张的观点，至清代还有所反映。顺治四年（1647），有人认为张居正身后之祸是“高新郑构之也”。对此，翰林宋学洙驳斥道：尝考新郑罢相，固在江陵壬申（1572）柄政之初，而新郑捐馆，实在江陵戊寅（1578）葬亲之岁。江陵壬午（1582）薨时，新郑亡已五年矣，安得谓甲申（1584）之难，发于新郑耶？不仅如此，宋学洙还分析了隆庆末年高、张友情分离的原因，言

12、：“其构新郑也，救徐文贞也。文贞为江陵馆师，又拜相之荐师也。考江陵拜相谢文贞时，文贞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奉託。则安知非虑新郑之构己，而託其相庇乎？高公再相，徐果受陷，三子被逐，拟破其家。文忠用智用愚，阴持四载。徐公之狱未即成，而穆宗晏驾。故江陵机罢高公相，而予徐公以安，所谓国士之报也。江陵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宋学洙以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有关7封书信、答高中玄相公有关10封书信为论据，说明张居正重师轻友、不能两厚的处世态度正是导致高、张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是合乎情理的。康熙七年（1668），新郑知县湖北江陵人李永庚与张居正是“世戚亲旧”，但却没有褒张贬高

13、的偏见，对高拱有着正确的认识。公（高拱）与予乡太岳张公，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而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均之不知江陵、新郑者也。李永庚认为，高、张虽各有短长，然“其心同正”，都可称为名相贤豪。如果将其对立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二人。正如他说：“予生于江陵，且与相国（居正）世戚亲旧，尝悲其事;而诵前史，识往哲，又未尝不雅重新郑，愿为之执鞭也。”魏源也指出，高拱等人促成俺答封贡互市的实现，不仅结束了明朝与蒙古各部兵戈相加的战争局面，而且也开创了清朝和平安定的局面。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

14、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张廷玉等人撰修的明史高拱传，一方面称赞“拱练习政体，负经济才，所建白皆可行”。并对高拱在清整吏治、选储人才、安边强兵等方面的显著政绩给予了基本肯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高拱持才自傲及其性格缺点：“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自而傲”。这一评价，显然是受到了传统的“褒张贬高”的影响所致。三、“尚通”、“尚实”的著名思想家如果说明清时期对高拱的评价，重点在于肯定他的改革功绩和经世才能，是与张居正并驾齐驱的“救时贤相”，那么近现代学者在肯定他的改革政绩的同时，又重点评述了他的“尚通”、“尚实”的气学哲学和实学思想，认为他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廷相气学思想的继承者，是批判宋明理学的“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认为，俺答事件的圆满解决是高拱靖边实践的巨大功绩，指出：高拱以招致俺答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而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当然，作为次辅的张居正也有辅佐之功，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首辅高拱。正如高拱所说：“是举也，非鉴川（王崇古）弘才赤胆，孰能为？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当前，有些学者在论及促成俺答封贡的功绩时，将其功劳完全归于张居正，而对高拱不置一辞，甚至有意抹煞高拱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