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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早已过了耳顺之年的潘鸣啸，上面那段文字，便是该周刊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期潘鸣啸“造反生涯”的一段描写。潘鸣啸是个地道的法国人，法文名字是Michel Bonnin。法国68学运失败后，他便开始向往东方的“革命圣地”正在闹“文革”的中国。进不了“圣地”，他就来到了离“圣地”最近的英属香港，一呆多年，竟然接触了许多逃离“圣地”、偷渡香港的中国知青。互诉衷肠后，潘鸣啸三观倾覆，天崩地裂。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知青的书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他在中国成了名人，被昔日的中国知青们知心地称为“老潘”。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注定是

2、一个不平凡的年度。这一年，全球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美国，在越南，在巴西，在波兰，在日本，在墨西哥，在尼日利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在“老潘”的老家法国，和“老潘”打算朝拜的“革命圣地”中国，四海翻腾，风哮浪吼，五洲震荡，奔霆飞熛。不知道“老潘”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中的“鸣啸”，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山鸣海啸的1968年？濒临崩裂的美国：两次暗杀，三场运动德国大选德国大选：沉闷好于喧嚣，但并不够斯蒂芬斯：德国大选的沉闷总比其他国家候选人互相谩骂抹黑好，但德国无法再逃避对本国国际角色的认真讨论。他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从1968年那个梦魇般的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叫胡安罗梅罗（Juan Ro

3、mero），1968年，他17岁，是一个在美国加州打工的墨西哥移民。6月5日凌晨，胡安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餐厅工作，而刚刚赢得竞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加州初选胜利的罗伯特肯尼迪，恰好路过胡安工作的餐厅，看到有过一面之缘的胡安，便改变原来的行走路线，过来与胡安握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罗伯特头部，罗伯特在胡安的眼前瘫倒在地，惊慌失措的胡安伸手扶住了罗伯特的头部，这一瞬间被随行的记者拍下，照片发表后，迅速传遍全美国、全世界罗伯特的哥哥，就是4年半前同样死于暗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胡安伸手扶住罗伯特肯尼迪中弹的头部可悲的是，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并不是1968年美国发生的唯一暗杀事件。那一年更让全

4、世界震撼的暗杀是：仅仅两个月前，主张非暴力反抗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死于一个有犯罪记录的白人的枪下。马丁路德金的遇难，引发了与其初衷相违的大规模暴力骚乱：美国全国近130个城市爆发了种族冲突。美国的1968年，就在这种步步惊心、事事动魄的节奏下铺开，用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吉龙（Steven M. Gillon）的话说，这一年的美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地震般的大事发生：1月，驻越美军遭遇越共春季攻势的沉重打击，甚至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都被攻入；3月，民主党的总统约翰逊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寻求竞选连任；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6月，罗伯特肯尼迪遇刺；8月，反战示威者与警察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5、外发生流血冲突；11月，共和党的候选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这一年，美国人不仅目睹了两次暗杀，还经历了三场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这一年，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承受了各种冲击，几乎快要崩裂，美国时代周刊甚至把这一年与1776年（独立战争）、1861年（南北内战）、1941年（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面对着种族、阶级、代际、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诸多层面的严重分歧和冲突，像他哥哥一样年轻、英俊、充满魅力、更充满同情心的罗伯特肯尼迪，似乎代表着弥合美国社会分裂的唯一希望。他在竞选演讲时说：“我竞选美国总统的目的，是寻求旨在结束越南战争和我们许多城市中流血冲突的新政策。我将致力于缩小我们国家

6、和全世界的种族分歧、贫富差距和代沟”然而，这一希望却被6月5日凌晨的那颗子弹击得粉碎。当载有罗伯特肯尼迪灵柩的火车驶过时，沿着铁轨，站满了无数眼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的普通美国人人们向遭到暗杀的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遗体告别将近半个世纪，胡安罗梅罗一直不敢正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他一直隐隐觉得自己对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刺负有某种责任：“如果他不过来跟我握手，他就不会死”一直到去年6月5日，就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49周年的那一天，当福克斯旗下的KTVU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采访胡安时，胡安似乎终于卸下了内疚感的重负，他说：“现在我可以正视那张照片了，我可以看到他做出的牺牲，我有义务让这种牺牲和记忆存活下去

7、，而一旦有了这种目的感，我以往的岁月也就更容易忍受了”作为一个个人，也许胡安终于走出了1968年的阴影，但历史学家吉龙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仍然生活在1968年长长的阴影之中。在纪念1968年50周年的文章中，吉龙以2016年特朗普极具分裂性的竞选活动为例，认为1968年的文化冲突时至今日依然继续塑造着美国社会。时代周刊今年年初发表的纪念文章，标题也是：50年后，我们仍然生活在1968年的阴影中法国的“文革”：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Cohn-Bendit）有个绰号“红丹（Danny the Red）”，红，既是他头发的颜色，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颜色。1968年，他是

8、巴黎第十大学（又称巴黎南泰尔大学）的大学生。法国68学运最初便在这座大学中爆发。3月22日，该校学生们为了要求男学生自由进出女学生宿舍，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而“红丹”便是“带头捣乱”的学生“头头”之一。进入5月，由于当局的判断失误和应对失当，这场初衷仅为“两性宿舍进出自由”的学潮，居然升级为一场波及全国、学生和工人联手、几乎让整个经济停摆、几乎颠覆了由二战英雄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的造反运动，最盛之时，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居然有1100万工人罢工，当局甚至一度担心法国发生内战或革命，而造反者则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1968年5月8日，走上街

9、头举行示威的巴黎大学生们5月3日之后，“红丹”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迅速成为规模扩大的学生运动的公共面孔。而被学潮搞得焦头烂额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气愤地发现，“红丹”虽然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他其实是一个持有德国护照的犹太人，于是，“红丹”被驱逐到德国。不料，他后来又偷渡回法国，当政府想再次驱逐他时，他已经被闹学潮的大学生们保护起来了，保护者当时齐声呐喊：“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是法国各类左派和有着左翼思想的青年人的狂欢之月，这场造反运动也被戏称为法国的“文革”，但这句戏言中包含着许多真实。中国始于1966年的“文革”，确实对法国大学生和左翼知识界影响很大。在1968年“红

10、五月”的游行队伍中，很多人举着马、列、毛的画像和毛泽东语录牌，最醒目的则是“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巨大横幅；在巴黎街头向警方扔路石的许多大学生的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圣地”是中国：他们可能不喜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那个号召青年学生向自己的官僚体系造反的红色诗人领袖毛泽东，却是他们的偶像。1968年5月23日，一夜骚乱之后的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大楼门柱上仍然残留着左翼学生们张贴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然而，不同于中国“文革”的是，这场几乎颠覆戴高乐政府的学潮和工运，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不算“红丹”领导的“性自由”运动，法国的“文革”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它短得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名称

11、，“五月风暴”是那些误以为世界红色革命即将始于法国而爆发的中国人的叫法，法国人只给了它一个平平淡淡的年月称呼：1968年5月。5月底，这场左派的狂欢开始遭遇法国社会中所谓“沉默多数”的反弹。据称，时任总理蓬皮杜说服了戴高乐提前举行议会大选。5月30日，戴高乐发表讲话，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不久后，80万公民走上街头，举行“反造反”的游行，支持戴高乐。进入6月，左派示威逐渐减少，占领工厂的工人也逐渐撤出，各政党也忙着准备选举。6月底，选举结果揭晓，戴高乐大获全胜，他的政党在议会中赢得了比“五月风暴”前更多的议席。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危机因此基本解除。法国记者洛朗若弗兰（Laurent J

12、offrin）指出：“从5月24日起，学生运动便失去了人心。到5月30日，运动加速超越历史，接着便敲响了戴高乐起死回生的钟声。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谈到法国政府用提前举行大选的方法解决这一危机，“红五月”的学生领袖“红丹”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有趣的是，当年的造反派“红丹”，成了今天的建制派“绿丹”：如今他是欧洲议会代表绿党的议员，担任欧洲绿党-欧洲自由联盟在欧洲议会之党团共同主席。现在的他，支持市场经济，支持欧洲一体化，甚至不遗余力地为欧盟鼓吹和辩护，他批评英国退欧政客的最直率的“名言”是：英国可以在欧盟之内发挥连接欧美的桥

13、梁作用，英国如果退出欧盟，那就不是“桥梁”，而是美国大门口的“擦脚垫”。半个世纪之后，“1968年5月”在法国依然是一个容易引发分裂的话题。据报道，“五月风暴”近10年后才出生的现任法国年轻总统马克龙，原来打算在今年5月举行一次官方的纪念仪式，但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此后，马克龙的助手一直在小心谨慎地考虑今年的50周年纪念活动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如今成为“绿丹”的丹尼科恩-邦迪，却对年年被人请去谈“红五月”感到厌倦，他说：“忘掉1968年5月吧。那已经结束了。今天的社会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当我们自称反权威时，我们当时反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此文下篇请见潮涨潮落五十年（下

14、）潮涨潮落五十年（下）自1968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世界政治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还会重演，有时甚至给你开个莫名其妙的玩笑。收藏更新于2018年3月23日 06:59（此文上篇请见潮涨潮落五十年（上）“布拉格之春”：没有1968，就没有1989？谁也没有想到，给后世留下最深烙印的1968年新闻人物，既不是美国的罗伯特肯尼迪，也不是西欧的“红丹”，而是一个来自如今人口只有500多万的中欧小国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他的名字叫杜布切克。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他的祖国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叫捷克斯洛伐克，是后来分家的两个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联合体，属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他的父母是斯洛伐克左派，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移民美国，后来虽然返回斯洛伐克后生了他，但在他3岁的时候又去了苏联，一直呆到他17岁才被迫全家重返斯洛伐克。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成年前对自己的祖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移民的儿子，会在1968年1月5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童年和少年一直生活在苏联、成为斯共干部后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在苏共中央高级政治学校学习多年的“亲苏派”，竟然会在这个一直紧跟莫斯科的苏联卫星国开启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