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的价值取向孔子仁学思想新探三一Word文档格式.docx

1、”又云：“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洁矩之道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教育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使之“得其正”；其次是正确树立“群体意识”,使之不陷于一偏而“身不修”；再其次是正确处理“家”、“国”、“天下”之关系,“参与社会”、“投身政治”,而不“辜负人生”。孔子仁学以东方社会

2、化人文主义为其价值取向。孔子认为“人”应该“知天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应该“为仁”，“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也；“人”之中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仁学的理想人格是“知天命”、通晓人事的圣人；是具有“群体意识”、“克己复礼”的为政者；是“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喻于义”的君子。1、“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先秦时期,中国没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所谓宗教，但却有对“皇天”、“上帝”以及神灵的崇拜,有完整的、严格的祭祀“皇天”、“上帝”以及祖先神灵的礼仪活动。春秋早期，反映“天”、“人”关系的“人道”与“天道”已经分离,但“皇天”、“上帝”以及鬼神在人们的

3、精神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庸载:“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这一段话是孔子对当时“天下之人齐明盛服”祭祀“鬼神”活动的描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说明“鬼神”的确是一种存在。“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说明“鬼神”这种存在非一般的现实存在。朱熹注曰:“以二气言,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鬼神无形与声,然物之始终,莫非阴阳合散之所为,是其为物之体,而物所不能遗也”。论语八佾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4、。”“祭”，祭先祖。“祭神”，祭外神。“愚谓此门人记孔子祭祀之诚意。又记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当祭之时,或有故不得与,而使他人摄之,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八佾的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不仅赞同,而且态度十分虔诚。雍也载:“樊迟问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朱熹注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雍也这一记载，说明孔子认为“事人”与“事鬼神”是有区别的,“人之事”与“鬼神之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人”必须求“知”,“事鬼神”贵在“虔诚”。孔子在“知”的问题上,主张“专用力于人道之

5、所宜”,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朱熹注曰:“怪异、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圣人所不语。鬼神,造化之极,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轻以语人也。”述而这一记载，表明孔子虽然承认“鬼神”的存在,但对“鬼神”之事的处理,其态度却是非常慎重的。先进载:“弟子季路问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未知生,焉知死？“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事人,则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先进这一记载,说明孔子对“事人”、“知生”与“事鬼”、“知死”的态度是不同的,认为“事人”应先于

6、或者重于“事鬼”,“知生”应为“知死”的前提。孔子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是因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人”、“人之生”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鬼”、“人之死”是主观的、精神的存在。关于已故的先人、鬼神,对活着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的存在”,正如八佾所载,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用现在话来说，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因此,“求所以奉祭祀”,必须充分领略人生的意义,才会理解如鬼神一样的精神的存在。公元前644年，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溶入“天道”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

7、是人世间的事,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新观念,奠定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孔子曾经师事过子产,他接受了“天道远,人道迩”的新观念,认为“人”与“鬼”、“生”与“死”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在“知”的问题上,他认为应“敬鬼神而远之”，重视“人事”,而不能被那些不可知的“鬼神”之事所迷惑。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以“人”为本的主张，将“天道”溶入“人道”,进一步发展了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理论。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

8、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命题,包含三层意思:天有天道,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能体“道”、守“道”、也能弘“道”。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及朱熹注,说明所谓“道”（天道）,存在于宇宙,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而天地化生万物,“

9、人”为万物之灵,“人”先天的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此“天地化生所赋之理”便是“天命”,亦是“人”之“性”,是“人”与天地并而为三极的内在资源。中庸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里所强调的,即是认为作为生存实体的“人”，其内化的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其未发,则性也”,“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10、大本也”，“道之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道之用也”。也就是说,“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是“人”弘“道”的根本,“人”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发而中节”，是“人”弘“道”的实践。“人”,因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天命”才得以通过“人”的中介而实现；“人”才能通过“修身”而体现“天”的意志，同时也才能自诚、自明,具有克己、爱人、力行以及谦逊、有担当的精神。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实质,就是认为人类世界与天地宇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感应和沟通,这种“感应和沟通”以“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为基础。先天具有的天地化生所赋之理是“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内在资源,“人

11、”其所以能通过“修身”而知“天命”,通过“诗”而与大自然相交融,通过“礼”而在社会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乐”而与“他者”在社会群体中和谐一致,都是因为“人”先天具有天地化生所赋之理这一特质。2、“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载:“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一记载说明了三个意思:一曰何谓“仁”？“克己复礼为仁”。二曰天下何时“归仁”？私欲净尽（克己）、天理流行（复礼）之时（真正克己复礼的这一天）,则天下归仁矣。三曰“为仁”者谁？“为仁由己”也。“克己复礼为仁”之“为”，通“谓”,叫做,称为。“为仁由己”之“为”,与“为政”之“为”同,动词,意

12、为“实践”、“实行”。“克己复礼”,朱熹拄曰:“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己”,“人”之“己身”。“礼”,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是有特定历史内含的,如果抽象地理解“克己复礼”,那便是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将个人融入社会之中。“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其基本要求就是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为仁由己”,朱熹拄曰:“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也,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为仁”,意思是实践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的要求；“为仁由己”,即实践人人遵守社会行为准则和道

13、德规范,以求得全社会的和谐统一的要求,由“人”之“己身”所决定。孔子提出“为仁由己”,实际上突出了“人”之“己身”是“克己复礼”的主体,或者说确定了“人”之“己身”的主体性。孔子所确定的“人”之“己身”的主体性,既有别于中国思想史上杨朱式的“为我”的主体性,又有别于西方建立在主客二分或主客对立基础上的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性。孔子所确定的“己”的主体性是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的反思性质的主体性。杨朱,字子居,又称杨子、阳子或阳生,战国魏人,与孟子同时（长于孟子）,被誉为中国先秦“最具有主体性的哲学家”1。杨朱无著作传世,其学说散见于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孟子尽心上载:“杨

14、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淮南子泛论训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我”，是杨朱确定的的主体。“为我”是杨朱式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功能或状态。杨朱式的“为我”的主体性,其具体表现,一是“全”,全其性；二是“保”,保其真；三是“不为”,利天下而不为。“全”、“保”是对“他者”，或者说是对客体的躲避。“不为”是对社会的拒绝。“主体”是以“他者”（或者说客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对“他者”（或者说客体）的躲避,就是不愿正视“他者”（或者说客体）的存在。具有“全”、“保”、“不为”主体性的“我”，只能说是否定性的“主体”,并无实在意义。另外,“

15、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是以社会为其存在前提的,对社会的拒绝就是对自身的否定。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性,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的公式里,表现为纯粹之思；在康德的“自在之物”中,是一些简单的思想符号。经过所谓哲学革命之后,康德的“自在之物”在被认识的时候,其中,除了“物自身”,还有“我自身”。后来,康德的“我自身”和“物自身”便分别成了认识论话语的“主体”（自我）和“客体”（对象）。这个与“客体”对立的“主体”就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主体。西方“个人主义”的主体潜在的指向历史的、具体的“人”；对“客体”而言,这个“主体”表现为能动的一级；在认识论上，这个“主体”给“客体”以形式；在与自然的关系上,这个“主体”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