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文档资料Word文件下载.docx

1、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至党的七大召开，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犯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和为党的七大召开做准备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分别对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由于没有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导致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很大分歧。出于上述因素，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后至遵义会议期间反映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政治路线的九个文件进行了

2、详细的剖析，送给任弼时阅读。毛泽东以犀利的语言系统地揭示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形成发展和失败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关于九个历史文件的批判稿，当时只给了任弼时看，后来刘少奇回延安，又请刘看，一直没有发表。1965年5月12日，有人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了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冠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目，并写了一段前言。他说：“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和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不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了

3、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任弼时主持起草决议的渊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任弼时在中共党内资格较老，德高望重，工作认真细致并且实事求是，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因此，由他来主持起草决议，令人心悦诚服。正如胡乔木所说：“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的作用。”这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决议的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先是由毛泽东的一个历史草案作为底本的。194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详尽地检讨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并由毛泽东主笔，以“党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名义

4、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草案中概括指出：“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时间的长久上和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进一步分析：在思想方面，这条路线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

5、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决议草案涉及到的许多内容成为后来决议的重要参考。为了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在1941年10月13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委员包括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党内领导干部通过对党史的系统学习，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起草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已经迫在眉睫。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

6、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任弼时在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的同时，还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重大贡献。“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甫一成立，任弼时便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中。他工作效率很高，当月就写出了第一个稿子，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注明时间为1944年5月。它是在1941年9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议草案抄清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与1941年稿有原则不同的是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1941年草稿指出，中央领

7、导路线在四中全会及其后一个时期，虽然缺点错误，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任弼时起草的稿子与此不同，体现了1942年、1943年党的高级干部整风的成果，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草案初稿”最后写道：“我们党经过二十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而且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要求全党“首先要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尽管这个稿子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观点都参考了历史草案，但是任弼时还是颇费功夫，一方面要在吸收历史草案精华的同时，还要作进一步地提炼、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又要体现出1943年“九月会议

8、”以来对党史路线问题的新认识、新观点和新看法，这需要作深入严谨细致的研究和思考。 任弼时修改过几稿之后，又由胡乔木以此为基础，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是由任弼时的秘书兼中央速记室主任张树德抄正并复写的。据张树德回忆：“那时复写用的纸叫太原纸，这种纸很厚，要在第一页涂上一层腊后，用刻钢板的铁笔才好写。为了赶时间，我们连夜复写，手指写得发疼，起了硬块。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写好后，由我和王发武同志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每次把送审稿退回后，弼时同志总要按大家所提修改意见修改，改后让我们再复写，就这样共复写了五六次。决议最初稿

9、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之后，任弼时在抄正稿的基础上对胡乔木起草的稿子进行修改，先后修改了三次。第一次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第二次修改加写了题目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同时也对文字表述作了较大修改。但是最重要的修改，则是在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加写了五百字左右的一段话。任弼时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

10、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地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在第三次修改稿上，任弼时同志除继续进

11、行一些文字修改外，主要在文后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这七条意见进一步概括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在政治生态上的错误表现。任弼时对胡乔木起草的稿子作了多次修改以后，“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觉得需要作进一步修改，于是中央指定张闻天参加修改。因为任弼时时任中央秘书长，工作繁忙，无暇继续用大量精力来专门修改稿子。张闻天修改过的那份稿子，用16开的纸抄清以后有46页，大约有一万三千字。从1945年春开始，毛泽东在这个“抄清件”上亲自动手进行修改。从目前可以查到的材料看，他至少参加改了7次。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

12、，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中共七大闭幕后，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讨论，决定继续以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并一致通过决议。8月12日，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四年时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任弼时、张闻天等党内高级干部多次讨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文献最终问世。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把延安整风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一个创

13、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决议的历史影响及任弼时的卓越贡献 决议的历史影响。决议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总结了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为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决议深刻地总结了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既统一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妥善解决好了党内矛盾，使党内同志空前地团结起来，这是遵义会议以来党内逐渐形成的民主气氛的延续。延安整风运动对决议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内高层领导人通过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党史进行研

14、究和思考，最终彻底认清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决议的通过也为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必将更加艰难。二是决议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奠定了重要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党重新恢复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5、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人仍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继续走“文革”老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要求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邪路。针对当时党内外思想混乱的状况，邓小平高度重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推动下，这次决议的起草先后经过四千人讨论、四十多人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直至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实质上是对决议民主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是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还是在两个决议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上，两个决议都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