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一文档格式.docx

1、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

2、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

3、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

4、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

5、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

6、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

7、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

8、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

9、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

10、、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

11、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

12、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

13、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

14、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