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那十年动乱中,我看到文革对人们造成的深深的伤害,以及在思想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创伤的青年一代。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文学冲破黑暗文学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曾猛烈地震撼了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心灵。班主任以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画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雕象。小说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
2、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这激愤的呼喊,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先行者鲁迅用救救孩子的呼喊,愤怒地揭露和控诉吃人的封建宗法、道德和礼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半个世纪后,在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重新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在小说中,我听到了宋宝琦、谢惠敏等一代青少年,在文革的思想禁锢下,面临着怎样可悲而又可怕的厄运的呐喊。刘心武在小说中是把宋宝琦写成一个正在被拯救出来的畸形儿,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从这类人物身上思考他们出现的深刻的原因:他们的出现
3、是文革极”左”思潮的必然产物。在宋宝琦那白里透红的肤色里和一疙瘩一疙瘩横肉的躯体里,极“左”的思想已经侵蚀到他的灵魂。如果说宋宝琦是文革毒化出来的变了形的灵魂,以小流氓的身份存在于社会。那么谢惠敏的存在,更进一步揭示了文革中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谢惠敏只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三年级的学生,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
4、。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宋宝琦与谢惠敏,虽然品质不同,但却从不同的途径走向同一个归宿成为黑暗政治的盲目的支持力量。在小说中,我看到了刘心武在刻画了谢惠敏和宋宝琦这两个愚昧无知的学生的同时,还刻画了另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学生形象,她就是石红。她与谢惠敏和宋宝琦完全不同,石红虽然与谢惠敏和宋宝琦一样都是青少年学生,但是她却不像这二人那样愚昧无知,她是一个“小书迷”,她不仅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著作,而且还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她显然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人物。一个民族的堕落总会激起一些爱国者救国之心。从小小的光明中学的斗争风暴里,我们还看到了尹老师、曹书记等
5、一批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面貌。面对“四人帮”的恶风浊浪,他们不屈不挠,顶风搏斗。张老师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唤,与当时世界倡导解放思想和社会需要合拍,希望以此召回中国人的灵魂,让中国跟上世界脚步。虽然“四人帮”气焰嚣张,但他们紧跟时代的脚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脊梁。十年动荡,最终以粉碎四人帮为结局,这无疑应验了中国老话邪不胜正。这样的胜利令中国可喜可悲,喜的是最后的胜利扼制了“文革”浪潮,没让中国走上不归路;悲的是这样的胜利背负了太大的代价,以致直至今日我们仍在承受文革余波。班主任为现在的我们揭示了“文革”这个新中国成长的伤痕,让我铭记历史,吸取教训,避免“文革”余毒,避免思想僵化,开拓创新,建设和谐社会。在幽暗的台灯光下,不知不觉已读到最后一页。看了下时间,已是凌晨,但毫无睡意,脑海中还不断得呈现出一幅幅十年浩劫时期的生活图景。慢慢地合上书本,起身走到窗边,望着满天星辰,也许在那个时期的人民应该没有这么美的夜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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