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导老师 职称 副教授 2015年5月摘要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作品具有“上小下大”的“葫芦型”结构,是小说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定,也与中国独特的“葫芦”文化相关联,是古代小说家承受“人类文化学”的触发、影响,在潜意识里自觉地与之相融进而发展而成的产物。本文指出“葫芦型”结构在古代小说的存在的现象,从文化学视角追溯其被选择的渊源联系,探讨了古代小说采用“葫芦型”结构的原因,梳理其发生、发展、固化的演绎过程。关键词古代小说;“葫芦型”结构;文化学Abstract:Most works of China ancient novels with asmall beginning then abandent
2、following structure calledgourd type,provides novel style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China uniquegourd culture.It is produced in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influence which ancient novelists bearing. The production was produced in the subconscious blending consciously and deve
3、loping.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gourd typestructu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ancient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ology of origin of the selected, discusses the ancient novels bygourd typestructure, combing the deduction process of its occurrence, development, curin
4、g.Key Words:ancient novels;gourd type;Culturology古代小说中有许多作品在结构上具有“上小下大”(上面以小故事为牵引,下面阐述大故事)的特征。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指出:古代话本小说“体制上相当规整、以小故事牵引和阐发大故事的结构方式。这类乎我国古诗之所谓葫芦格,即作诗用韵,前两个韵脚用一韵,后四个韵脚另一韵,形成先二后四、大小相继的葫芦状。因此,这类话本体制也不妨称为葫芦格。”1P309我们将古代小说中那些外形上很像葫芦,且内部关联也似葫芦上下两部分之间相通相连的、内容彼此联络与相互验证的结构形式,称为“葫芦型”结构。一“葫芦型”的结构形式在古代
5、小说中清晰可见,尤其在话本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话本小说以“头回”小故事为牵引,来阐述“正话”大故事。“正话”是话本的主体,“头回”是附加于正话之前的一个(或几个)简短的小故事,它们在情节上不构成因果关系。由于头回是用来牵引正话的,所以两个部分在情节性质、故事主题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言二拍”是话本小说中的代表,在体制上进一步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结构模式。比如:“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卷四),头回写崔玄微惜花,遇花仙,救众花,成仙;正话则写秋先惜花,被恶霸欺负,花仙相助,成仙。前后两部分的先是渲染崔、秋二人的爱花情结,继之概括崔、秋所面临的考验,结果都是顺利成仙。头回、正话中的两则故事
6、均揭示出只有清心寡欲、拥有善心和爱心才可能得道成仙。头回与正话有着大体相当的情节走势,收获着基本相似的结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喻世明言卷三),头回写五个国君贪爱女色,不知节制淫欲,招致身死国灭;正话写吴山迷恋暗娼金奴,纵欲,在病势危笃之际“觑破关头邪念息”,追悔改过,终得痊愈。头回与正话的核心情节都是贪色纵欲,虽然讲的是同一种不良行为,但是由于两者对待问题的认识不同,转变的态度也不一致,结果也就各不相同了。“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初刻之卷六),头回是“一个不愿成双的古怪事”:王八郎娶娼妓为妾,与妻子反目,妻子携女离家,夫妻二人后皆死,女儿欲同葬之,夫妻二人尸体在柩中数次东西相背;正
7、话:金定与翠翠夫妻情深,遭逢战乱,夫妻分散,翠翠被李将军强纳为妾,金定寻至,夫妻以兄妹相称,死后同葬,做了鬼夫妻。头回与正话的情节蕴含了两种对立的因素“无情”与“至情”。“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初刻之卷四十),头回共有七个小故事,分两大类:一是五个书生得到不同的对象(鬼、仙)帮助而考取功名;一是两个书生遭鬼神摆布戏弄,名落孙山。正话部分写李君得白衣异客相助而及第。很显然,正话在情节、结局上与头回中的前一类相似,与后一类相背,构成了相反相成的联络。“三言二拍” 中这种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枚不胜举。可以说,它们在体制安排上进一步固化了话本小说的这种“葫芦型”结构样式。从客观上看,话本小
8、说的二元结构,确实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感悟,所以明中叶以后的小说家普遍继承了这一形式。我们可以从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名著中得到验证。从水浒传全篇的情节安排看,楔子中的怪异故事具有统摄全篇的结构功能。楔子中的神奇怪异故事与作品的总体构思、情节结构、主题的表达以及人物塑造有密切联系的,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水浒传的楔子即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叙述人间瘟疫肆虐,天子下诏,派洪太尉请张天师禳谢瘟疫。洪太尉因好奇挖开“伏魔之殿”的石碣,致使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一百零八位魔君,化作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直冲到半天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里的天
9、罡、地煞演化为后来聚集梁山、起义造反的一百零八将。水浒传的主体部分时时与楔子相照应。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宋江躲避追捕逃入玄女庙,玄女娘娘称其为“宋星主”,授其天书三卷,尤其是授予“替天行道”的法旨,直接规范着梁山后来事业的发展方向。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做罗天大醮,于地下掘出一石碣,两侧有天书文字:“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正面书三十六天罡星姓名,石碣背面书七十二地煞星姓名,显然,这是第一回“石碣”内容的具体化。故事发展到这里,天上的星宿与梁山的好汉一一对号,并且在梁山上正式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而最后一回“
10、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徽宗下令在梁山泊盖起庙宇,“妆塑神像三十六员于正殿,两廊仍塑七十二将”,这便是梁山好汉的结局。作者最后所发的解说性感慨“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照应开头、通贯全篇的作用。同样,代表长篇章回小说最高成就的红楼梦,在情节结构安排上也体现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楔子(第一回)以神话故事引入:第一则是“通灵宝玉”神话,青埂峰下无材补天的顽石因听到一僧一道谈论“红尘中荣华富贵”,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僧人“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缀大小”,顽石在尘世历劫之后返回青埂峰,便记下了“亲自经历的
11、一段陈迹故事”;第二则是是“木石前盟”的神话,生于石畔的绛珠仙草为报答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之恩,随其下凡造历幻缘,以泪水偿还其甘露的故事。在红楼梦的现实体系中,宝玉虽然“聪明灵慧”,但终究不能也不愿支撑贾府大厦将倾的局面,最后只有悬崖撒手,与那块无材补天的石头的命运一样。由僧人“大展幻术”变换而成的通灵宝玉被视为是一块美玉,仅仅是一种幻象、假象,而实为顽石才是本来的真象。“木石前盟”关于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故事,则奠定了两位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之间哀惋缠绵的感情基调,它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默默地操纵着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尤其操纵女主人公林黛玉的不幸遭际,开往便暗示了她泪尽而逝的必然结局。从红楼梦结
12、构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楔子与正文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展示了浑然天成的“葫芦型”结构样式。古代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结构的作品很多很多,有些名作或者将上面的葫芦圆放大,或者将其收缩,前者如西游记,全篇结为“大闹天宫”、“西天取经”两部分,在展示成年礼仪方面连成整体;后者如三国演义,在“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分久必分”这一高度浓缩的历史观中,演绎了“三国”纷争、统分的大事。还有不少小说,虽然结构形态多姿多样,不尽相同,但只是将小说的“葫芦型”结构稍作变化而已,终究未超离这种结构模式。二古代小说的“葫芦型”结构是如何发展、演绎,并被选择、固化定型下来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得从文学人类学的
13、渊源、文学体制自身的发展轨迹这两个角度加以考察。在此,我们首先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探寻华夏民族的“葫芦”情结,力求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葫芦,又名“瓠”、“匏”、“蒲芦”、“胡卢”、“壶卢”等,它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所见之物。葫芦用途十分广泛,很早就被种植。诗经中瓠叶、硕人、匏中苦叶、七月等是最早记载葫芦的文献。诗经豳风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葫芦嫩时可以食用,老了做盛水、酒、食物的容器。除此,葫芦还曾被当作浮具,做成葫芦船“腰舟”,过江越海。在洪水神话中,伏羲、女娲就是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才逃过灭顶之灾。庄子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撙,而浮乎江湖。”释文曰:“撙如酒器,
14、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刘尧汉先生在论中华葫芦文化中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推断:世界上凡远古曾生长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容器之前,曾先使用过天然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正是陶器的天然模型,陶容器是葫芦容器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中原、东北、西北、东南和南方各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容器如壶、瓶、缸、豆、盆、尊、罐、钵、瓮等形状都类似葫芦容器。亚里士多德认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先民们在构思陶器的器型时,采用他们早已熟悉的葫芦的外形是很自然的,甚至在装饰陶器的纹样里也可以处处看到葫芦的身影。论语中,孔子形容颜回简朴的生活时说:“一箪食,一瓢饮”,侧面反映了那时的人常常用葫芦作为容器
15、。葫芦与先民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人眼里便具有了丰富的内涵,进而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供人膜拜的对象。可以想见,广泛的实用价值正是葫芦文化生长的基础。我国许多民族的始祖起源、图腾崇拜、神话传说都与葫芦有关,汉族及南方大多少数民族的先民都曾把葫芦看作人类的始祖。汉族洪水神话指出:洪荒时代,整个人类沉陷在灭顶的滔天洪水中,一对兄妹藏在一只巨大的葫芦里,人的种族才幸免于难并得以绵延。人类没有彻底绝种,全赖葫芦的庇护。古代文献里也记载人们对葫芦的母体崇拜。比如诗经大雁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瓞”即葫芦,认为“人从瓜出”,葫芦被隐喻为人所由出生的母体。云南楚雄南华彝族毕摩普兆元的洪水神话说:远古之时,天下发洪水,天神指点伏羲、女娲兄妹进人葫芦避水。葫芦分三层,伏羲、女娲在上层,牲畜在中层,五谷粮种装下层。洪水退后,兄妹走出葫芦,世上才又有了人畜粮种。彝族的祖灵葫芦以及台湾高山族中派宛人崇拜陶壶则是“人从瓜出”原始创世观的遗存。而佤族的岩画形象地描绘了葫芦生人的传说。人类文化学研究表明,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把葫芦与人类最重要的自身生养联系起来,产生了葫芦的母体崇拜。将母体崇拜外化为葫芦崇拜,聚集着人们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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