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1Word文件下载.docx

1、是书分上、下二卷，上卷乃陈恬所著，。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历叙三湖兴废事迹暨堰琪成规，足备考镜。近时枕湖楼连氏有重刊本，连蘅又附刊续水利一卷。按，此书刘仁本序云：“县旧有三湖，曰夏盖，曰上妃，曰白马，五乡受田之家实蒙其利，疏治围筑之规，启闭蓄泄之法，自东汉逮今，既详且密。间有擅为覆夺更易者，赖载籍明白，持以证据，于是乎得不泯。乡之人陈恬又惧其久而或讹也，裒集古今沿革兴复事实以及志刻左验公规讼牍，锓梓成帙，将垂不朽，俾谂来者，其用心溥矣。”杨翮序云：“盖夏盖、上妃、白马之为湖于上虞旧矣，幸而不为田则其乡之利甚厚，不幸而不为湖，则其乡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利害之分较然明著。奈何细人之肤见，往往役于小利率

2、倒施之，可为浩叹。此晏如所为夙夜倦倦欲使后世长享厚利而毋蹈遗害焉。”文中“晏如”是陈恬的字。可以看出，陈恬作此书，目的在于保存文献，防止有入围湖造田，破坏当地的水利灌溉。此书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最晚到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刘仁本、杨翮的序分别作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和十二月，当时已“锓梓成帙”。到明代中叶，“其板已坏，其书仅见而损，且将亡之矣”。嘉靖十五年，上虞知县张光祖命人整理，捐俸重刊，见此书张光祖序。清代前期朱鼎祚将明代后期至清康熙年间的五乡水利，辑为一卷，和陈恬的著作合为一书，上卷是陈恬的原作，下卷是朱鼎祚的续刻三湖水利本末，全书沿用上虞五乡水利本末一名。清光绪十年，上虞人连蘅重刻，后附水

3、利案卷，记录清道光、同治年间有关夏盖湖水利的争讼。这就是现在通常见到的枕湖楼连氏刊本，书名重刻五乡水利本末。上虞县在元代属江浙行省绍兴路。全县共十四乡，“大抵九乡在东南，皆绵亘山谷，水利无所预。其西北五乡襟海带江，土多斥卤，雨泽不时，禾受其害”，主要依靠三湖之利灌溉。陈恬的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一书，如名称所示，主要内容便是搜集三湖灌溉的文献资料。因为五乡地处海边，又有海潮之患，所以书中亦有海堤情况的介绍。全书包括“四图”，十三目。对于研究元代水利和田赋制度，都有重要价值。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未曾收入，所以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二本书“征粮等则”中说：“田赋之起，因地定则，地有肥硗，赋有轻重，古法然

4、也。并湖之地，虽曰滋饶，地力亦复不同。自宋至今，其法三变，而赋之上下亦第为三焉。”所谓“其法三变”，是指“宋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国朝至元间抄籍后等则”和“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也就是南宋末、元初和元末三个时期的不同科征标准。“咸淳”是宋度宗的年号，共十年。这时已是南宋亡国的前夕。“推排”即南宋权臣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政府强行收购民间的部分田土作为“公田”，以“公田”收入弥补军饷的亏空。与此同时，重新确定了田赋的标准。“至元间抄籍”指元灭南宋后在江南推行的人口和资产登记，在登记的基础上确定了田赋的征收标准。这次确定的“等则”实际上是元代通行的征收标准，因为“至正十九年”的“归类田粮等

5、则”施行时，距离元朝灭亡已为时不远。“咸淳年间推排时等则”和“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都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的，为便于比较，见表一：“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则例”，则是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的，见表二：从此二表可以看出，“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所记田粮数额，实际上相差不大，而“至元等则”和“咸淳等则”相比，则减少了一半以上。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一是元朝在计量方式方面的变化，一是忽必烈减免江南租税的决定。“宋代咸淳年间推排等则”“用文思院园斛”。文思院原是宫廷器物制作场，后来职能扩大，承担度量衡器的制作。“文思院园斛”便是文思院制作的标准量器，在宋代广泛使用。元平江南以后在至元二十年五月，“

6、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可见文思院园斛仍继续沿用。但没有多久，中书省便另颁量器，称为“省斛”。“省斛”比“文思院园斛”大。过去我们讨论“文思院斛”与“省斛”关系时，曾指出当时有两种比例：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石折省斛七斗，亦即十与七之比。一种是文思院斛一斗五升折合省斛一斗，亦即十五与十之比。按照后一种比例折算，文思院斛合省斛六升六合强。本书则提出了另一种比例：“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用省降方斛，假如文思院斛米一斗，展省斛米六升八合五勺。”正好在上述两种比例之间，上虞县通行的这一折合比例，我们在昌国州也可看到。昌国州秋税“该征二千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此文思院斛。以今省降斛折之，止该一千九百三十

7、九石七斗一合”。正好合上虞的比例。这就是说，在江南，征收税粮时，以文思院斛折合省斛，有三种不同的比例，因地区不同而差异。本书所载“至元等则”是按省斛计算的。这样，从具体数额来说，比起南宋的等则来，就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总起来说，元代前期江南地区两种量器系统同时存在，一种是文思院斛，一种是省斛。但官府征收税粮时，显然都以省斛为准，文思院斛都要折合为省斛。所谓“省斛”，应是元朝政府沿用金代的量器系统，原来行于北方，统一后又逐步推行到南方。元代北方并不存在两种量器系统。元史食货志税粮说：江南税粮，“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这段话是很不确切的。江南税粮，在忽必烈时代，作为过渡，

8、两种量器系统并行，但已经以省斛为主。到了元中期，文思院斛系统实际上已逐渐消失。而且，文思院斗斛和“今”斗的折算有三种比例，“一石”当“七斗”只是其中之一。折合之外，又有减征。本书“至元年间抄籍后等则”下注，当地税粮，“除免三分，实征七分”。另一处说：“世祖皇带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在现存其他元代文献中，我们看到减免税粮三分的记载，有以下两次：至元二十年十月，忽必烈颁诏：“江淮百姓生受，至元二十年合征租税，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但这次减免，明显仅限于至元二十年。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时颁布的诏书中说：“诸色户计秋粮已减三分，其江淮以南至元三十一年

9、夏税，特免一年，已纳官者，准充下年数目。”“诸色户”应就全国范围而言，减免的秋粮应与夏税相同，亦限于当年。显然，这两条记载都不足以证明元朝政府曾对江南税粮“永蠲三分”。从上引本书记载来看，这是忽必烈“悯念越民旧赋之重”而采取的一项“德政”，很可能是仅限于绍兴路范围之内的。由于以上两个原因，至元等则中各类田的秋粮额和咸淳等则相比，相差很大。南宋末年交纳秋粮一斗，到了至元年间，折合成省斛6升8合5勺。再除免三分，就变成4升7合9勺5抄。以永丰乡民田一等为例，南宋末每亩田税为1斗4升2合7勺，到至元间折合省斛便成为9升7合7勺4抄9撮；再减免三分，打个七折，就成为6升8合4勺2抄5撮了。永丰乡的其他

10、等级和其余四乡各等级的税粮额，都可以此类推。元代后期，浙东各地普遍实行核田定税。至正十九年，韩谏任上虞县尹，“议履亩以计田定赋而差役，思以均齐其民其法每田一区，亩至百十，随其广袤高下形势，标其号若干，画为之图曰鱼鳞，以鱼鳞条号第载简册曰流水，每号署图一纸，其四至业佃姓名，俾执为券曰乌由。集各号所载得亩若干曰保总，集各保所积得亩若干曰都总。又自各都流水类攒户第其实管田数日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合，有条而不紊，为法可谓密矣”。“由是积弊以革，民瘼以苏，贫富适均，征差有则，民输惟期，岁人用足。”本书所载“至正十九年归类田粮等则”，无疑就是这一次核田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包括上虞在内的绍兴地区，已

11、经处于方国珍控制之下。方国珍是浙东台州路黄岩县人，至正八年起兵海上，后来归附元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对于方国珍管辖地区内的社会状况，迄今缺乏研究，至正十九年核田定赋之事，可为此提供若干资料。试以至正十九年等则与至元等则相比较，可以发现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个是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为单位分等征收，有的甚至以保为单位分等征收。另一个是由四等改为三等。元朝的基层组织，县以下是乡，乡以下是都，都以下有里、保、村。县、乡、都三级各地都是相同的，都以下的设置各地不尽相同。以乡为单位分等征收，改为以都、保为单位分等征收，意味着征收标准更加细致，显然更能反映土地的肥瘠程度。三元延祐七年的一件官

12、方文书中说，江南“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21。分等征税，是元代江南税粮不同于北方的一大特点。元代北方地税每亩三升，是划一的。江南税粮则各地有不同的等级。如昆山“悉以上中下三等八则计亩起科”22。常熟亦同23。徽州路“一州五县税则，婺源六乡四十都田，但分上中下早晚凡六色，祁门六乡、黟县四乡田，但分上、中、下、次下、次不及凡五色，惟歙县十六乡三十七都田，四色之外，又有所谓天荒田、荒田、沙涨田、众荒田、水冲破田”。徽州路的税粮，是在元朝统一之初，因“无所依据”，用税钱折合的，比较复杂。各县、州每亩税钱不等，秋苗米相差也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州、县均分色征收，并不划一。可惜

13、的是，现有文献只有部分县、乡“上田”的秋苗米数额24。歙县明德乡上田每亩税钱一百八十文，凡五亩二角为钱一贯，科夏税丝六两三钱一分四厘，绵一两四钱一分七厘，茶租中统钞一百四分二厘，秋苗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三抄。也就是说五亩二角地纳秋苗米三斗三升多，折算起来，每亩应合六升多。按此类推，婺源州上田每亩不到一升，休宁县忠孝乡上田每亩约三升，祁门县上田每亩约一升六合，绩溪县仁慈乡上田每亩约七升，黟县会昌乡上田二升弱25。各州县相差悬殊，虽然有土地肥瘠的因素，但“轻重相悬”，其不合理是很明显的。相比之下，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所载至元等则和至正等则，是现在已知元代江南最完整的税粮分等征收的资料。它详细叙述了各乡

14、分等征收税粮的情况，这是其他同类记载中没有的。而且，它清楚地说明了与南宋粮税的继承关系，这在江南是有代表性的，不像徽州路的秋粮，是元平江南以后新定的。从上虞县五乡的情况来看，至元等则中民田每亩税粮最低为4升3合，最高为6升9合；至正等则最低为4升，最高为7升；上下差别是不大的。水利本末一处记载：“邑所垦田大率三十三万亩，公赋一万八千斛。濒湖五乡为田三之一，而粮乃当大半。盖因田为湖，租未尝减，再包湖面不耕之地，故赋视他乡为特重。”26可知上虞县其余各乡税粮比濒湖五乡要低得多，但六升、七升应指上等田而言，并非平均数。与绍兴路毗邻的是庆元路，有民田19 675顷强，交纳秋粮米70 173石强。按此折

15、算，每顷纳米3石5斗强，每亩纳3升5合强。但庆元路各州县情况很不相同，请看下表27：以绍兴路上虞县和庆元路相比较，可以认为，浙东一带每亩民田秋粮额数，自2升至7升不等，其平均数应在3、4升之间。江南其他地区民田秋粮数额，应与此相去不远。当时北方民田每亩税粮三升，南、北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南方民田的亩产量普遍比北方高，看起来南方百姓似乎负担轻些。但元朝政府在江南很多地区另征夏税28，民田税粮，包括夏、秋二税，这样一来，就比北方重多了。顺便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延祐七年四月，元朝政府决定增加江南田赋，“除福建、两广外，其余两浙、江东、江西、湖南、湖北、两淮、荆湖这几处，验着纳粮民田见科粮数，一斗上添答二升”29。如此则江南税粮应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