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兼得中国的发展和规避二氧化碳公地悲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在公元元年，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8%，GDP占59%。到160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3%和52%（尽管自1500年以后西欧的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在过去400年中，中印经济增长缓慢，则完全改变了这一格局。到1973年，尽管两国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37%，但GDP占比下降到只有7.7%。此后，中国和印度分别于1978年、1991年解除经济管制，加入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使两国的GDP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在2003年上升到20.6%。1鉴于中国与西欧的平均收入仍存在很大差距（2003年分别为4803美元和19912美元用1990年国际美元2衡量），中国有望在未来20年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2、。表9-1 全球经济和人口变化（02003年）中国很可能重返世界经济中心的舞台，这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极大的乐观，在另外一些方面又引起强烈的悲观。乐观的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增长极的复兴将带来新一轮的增长动力，促使全球经济实现更大的繁荣。另一方面，悲观的分析人士指出，20世纪几个主要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与原有大国产生了冲突，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日德“轴心国”以及“冷战”时的苏联。然而，20世纪历史的重要教训告诉我们，即使有些冲突无法避免，原有大国也可以努力寻求与新兴大国的合作来避免重蹈覆辙。借用马克思的妙语，“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就成为闹剧了”。避免直接冲突，以合

3、作的方式解决矛盾，这绝非天真的设想。因为20世纪崛起和盛行的最重要的一极是美国，总的来说，美国一直是一支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力量。要避免悲观结果出现，就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现有大国接受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要求新兴力量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现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因为需要通过合作提供的全球公共品的范围非常广（从全球邮政系统的维护到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而且，部分全球公共品非常复杂（例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案）。本章我们的讨论限于一个经济问题，就这个问题而言，把中国纳入建设性对话之中，对于全球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本章要讨论的就是通过解决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研究全球环境

4、公共品的保护问题。本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说明气候变化可能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即使在保守的假设下，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很可能在中国达到与OECD国家相当的生活水平之前，全球环境就已经崩溃。第三部分回顾了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然后用一个动态多国一般均衡模型（G-cubed模型）勾画出按照常规模式发展时的二氧化碳排放轨迹。第四部分提出一个新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混合政策（Hybrid Policy），作为对通常讨论的“总量封顶和排放权交易制度”（cap-and-trade mechanism）的替代方案。第五部分利用G-cubed模型对比考察利用不同方法减少二氧化碳产生的经济后果。第六部

5、分是结论，对未来跨国气候协定的形式和如何让中国积极参与提出了建议。现代经济增长的合成谬误？本章开头乐观地预测，中国和印度国人的生活水平将会与西欧等同。随即引发的问题是，这一生活水平上的趋同何时会发生。19132003年间，适值处于追赶增长轨道的日本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达到3.1%，同期西欧和美国是1.9%。根据这个数据资料，我们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和印度的追赶进度，以及在此过程中可能开始出现的问题和压力。我们做以下假设：2003年起，西欧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为1.5%；从2003年直至人均收入达到西欧水平，中印的年增长率都是3.1%，之后是1.5%。根据上述假设，中国到2100年即可达到人均收入与西欧相

6、等这一目标，而印度则要晚上50年。3到2150年，各国人均GDP普遍水平为180000美元左右。不过上述推断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倒不是由于普遍令人担心的政治问题，而是受限于环境制约。中印的追赶性增长不会因为国家间的冲突而脱轨，但却可能因为“合成谬误”问题而难以持久。具体说来，少数几个大国可以实现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但是所有大国合在一起就无法实现了。2150年可能无法再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千年存在的局面，即各国生活标准相近的全球均衡。那是农业主导的人均收入停滞于440美元的均衡，与此对比，在我们上述推断勾画的全球均衡下，人均收入达到180000美元，并且还以1.5%年增长率不断上升。上述两种均衡分别

7、是当增长处于两种不同模式时的结果：马尔萨斯增长陷阱和西蒙库兹涅茨（1966）冠以“现代经济增长”（MEG）的过程。按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社会是城市化的社会，经济是工业化的经济，而且还是愈益服务导向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媲美实物资本的贡献。在此次史无前例的持续繁荣增长中，源自化石燃料的能源至今是一个关键的构成要素。对化石能源依赖的结果是，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从工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至2005年的379ppm（IPCC 2007：37）。在现行能源技术条件下，中国和印度的增长规模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激增以及二氧化碳浓度迅速上升。现有的大量文献都表明，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很

8、大程度上促使全球气候变暖。4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IPCC 2007），气候变化引发了以下变化：很可能导致20世纪后半期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风型改变，从而影响温带风暴潮的路径和温度场；可能提高酷热的夜晚、寒夜和寒冷的白天的温度；很可能加剧热浪风险，扩大1970年代以来受干旱影响的区域，增加强降雨事件的频率；导致大洋酸度上升，全球海洋pH平均值5下降了0.1个单位。IPCC报告对气候变化可能引发严重而又不可逆转的问题表达了深切的忧虑。6那么，会引发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灾难的二氧化碳浓度阈值是多少呢？老实说，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David King建议，“我们应该防

9、止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500ppm”（Kirby，2004）7；澳大利亚大气科学家Michael Raupach主张550ppm才是浓度极限（Beer，2007）。8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可能引发危险的二氧化碳浓度阈值为560ppm相当于工业化前CO2浓度280ppm的两倍。当然，我们也不能根据先验理由断然排除阈值为500ppm甚或840ppm的可能性。按照当前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2ppm这一年增长速度，到2100年，适值中国差不多达到与西欧收入均等时，560ppm这个临界值恰好被突破。9如果确实存在二氧化碳浓度560ppm这个灾难性阈值的话，那么到2150年，中印实现与西欧、日本和美国收入

10、均等只是因为中印增长触发的环境崩溃致使西欧、日本和美国的收入下降了！由这种“合成谬误”带来的收入均等新均衡，将会刻上全球纷争和冲突的烙印。重点在于，即使人们不接受这样一个灾难性阈值，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除非绿色科技取得革命性的突破，或者经济增长类型发生根本性改变，否则中印与富国收入均等的梦想只能通过引发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来实现。由此可见，中国是必须被纳入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合作框架的关键国家之一。进一步来说，尽快将中国纳入国际协定很重要。近年来中国的能源利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剧增，超出了绝大多数分析家的预测，而且，由于中国的强劲增长态势可能比普遍预期的更为持久，其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超出预期

11、也就无足为奇了。例如，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EIA）在其年度国际能源展望中，就主要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了预测。EIA就高速经济增长、基准情况和低经济增长三种局面下的中国能源消费作了预测。图9-1描述了“2002年国际能源展望”（EIA 2002）和“2007年国际能源展望”（EIA 2007）所作的预测。两个报告中预测年份存在部分重合，从图上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所有重合预测的年份中，2007年预测的低增长模式下的能源消费量，都高于2002年预测的高增长情况下的能源消费。2002年预测在高增长情况下，2020年能源消费量是102.8 BTU，而2007年低增长预测2020年能源消费量则为

12、106.6 BTU。2002年“基准”预测2020年的能源消费为84.4 BTU，2007年的“基准”预测为112.8 BTU向上调整了33.6%。更严峻的是，2005年的二氧化碳实际排放量比2002年预测的高了50%。图9-1 中国能源消费预测比较（19902030年）中国的能源利用模式与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和未来中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EIA（2007）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见表9-2）。届时，中国将消耗掉世界能源供给的19.6%，而美国的比例则是19%。然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5年前就将跃居世界第一。到2015年，中国的能源

13、消耗量将占全球总量的17.4%，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将占全球总量的20.7%，而美国的相应数字是20.1%和19.4%。这种局面部分是由中国预计将扩大使用化石燃料造成的。表9-2 中国在全球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中所占份额（19902030年）图9-2给出了中国能源消耗构成中各种燃料的比例。中国近年来能源消耗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煤炭消耗。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煤炭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能源。数据显示，能源使用量自2002年以来呈现出显著增长。这种能源使用量的上升有诸多原因，其中包括自1998年以来GDP的加速增长（见图9-3）和近年来单位GDP能耗的上升（见图9-4）。中国经济GDP能耗的变化是多种

14、诱使结构变化的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发电量上升、制造业能源需求上浮、家庭能源需求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带来的水泥和钢材消耗量上升。图9-2 中国能源分类消费量（19802005年）图9-3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增长（19802005年）图9-4 单位GDP的能源消耗（19802005年）较中国能源消耗的历史经验更令人感兴趣的或许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趋势，特别因为过去五年来全球气候条件已经变得日益令人担忧。预测中国未来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尤其是超过10年的预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简单地根据近年的趋势来预测未来的数据不失为一种诱人的方法，然而，另一更为复杂的方法是利用“卡亚恒等式”（Kaya，1990）。根据卡亚恒等式，我们可将排放量增长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每单位能源对应排放量的变化、每单位人均GDP对应能源消耗量的变化、人均GDP增长和人口增长。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分别对四个组成部分进行预测。IPCC（2007）和Garnaut等（2008）进行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这种方法。卡亚恒等式是一个有用的历史数据分析工具，但并非理想的预测框架。四个组成部分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是许多个体决策导致的内生性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假定他们在未来会保持不变。正如Bagnoli等（1996）和McKibbin等（2007）指出的那样，经济的总体增长并非能源消耗的唯一关键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