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成汉语大词典的喜痛Word下载.docx

1、这是第一手资料。这是汉语大词典超过前人编纂的大型语文词的质量所在。如果没有这一基础，那就和前人编写的大型字词典相差不远了。因为前人编的大型字词典就是取自第二手资料的，如台湾的中文大辞典、日本诸桥辙茨的大汉和辞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与之不同，它主要是取第一手资料，同时全面参考旧有的第二手资料，所以可靠性强，比旧词收高出一筹。集旧词书资料和“看书收词”制成的卡片很多，1978年已经积累二三百万张了。“看书收词”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整个大词典编纂工作要转入释词义（简称“释文”）阶段。“释文”，体倒必须统一，所有编写人员步调必须一致，大型词收，众多人写稿，尤其重要。故同一个词条的资料集中工作，必须

2、在转入释义前完成，否则释义便是烧无米之炊。同一个词条的旧词书剪贴资料和看书收词资料集中在一起，不一定都需要有高深学问的人去做，但数量太多，并且复杂，那么有高深学问的人也未必做得了，需要创新的人。汉语大词典是国家出版局牵头，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福建五省一市分工合作编好。分配任务数量大体相等。那么浙江省已集有三十多万张卡片。上海江苏、山东等省接任务比浙江早两三个朋，组织编写组多，人数多。他们大体是从释文阶段开始的，安徽、福建还没有接受任务。浙江那时只一个组，总共不到十人，戏称“七八条抡”。其它省市预计同词目集中的排卡任务一个半月可以完成，我们省呢？问题大了，字词典剪贴的卡片是以各字词典

3、排序编排的，一部字词典一堆。字词典排序接按部首、汉语拼音字、笔画、音韵等排的都有；“看书收词”是按各书所收制的卡片自成一堆的。台湾中文大辞典、日本大汉和辞典、说文解字、字案、康照字典、中华大字典、1925年辞海、解放后制辞海、日版辞源（那时修订本辞海肖未出版）、辞通、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联锦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广韵、集韵、尔雅等等。只负担一部分，大体是三画四画的首部部分。“看书收词”的书是按古今时代分工，我们浙江省的任务是“宋、元、明、清”的著作。数十种书。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卡片，若按常规排法，我们这“七八条抡”半年也排不好。一位同志想出一个办法，以日本大汉和词典卡片为底，其它卡片将相

4、同的插入。理由是：第一大汉和辞典上每字每词都有顺序号不容易乱；第二大汉和收词条多，少的插入多的容易。但这个办法需要摆卡片的地方很大。我们组里试了一下，几百卡片，一个大房间已排满了。大汉和是万数以上的卡片，怎么了得。好笑的是大家排得满头大汗，饭时不知谁开窗，风一吹，全层卡片乱飞，功劳付诸东流，大家干吹胡子。不能在一个半朋内完成任务，便会拖各编写组的后腿。后来我献一计，众谓之妙，便以我为主领导排卡。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具体做法是：第一步：把所有的卡片集中起来，每张卡片的词条第一个字按汉语拼音头一个字母分开，共分为26堆。第二步，将头个字母相同的再按汉语拼音韵母分。汉语拼音有400多个音

5、节，这样就可以分成400多堆。不认识不会读的字，采取“有边读边，无边读上下”的方法；z、zh不分，前后鼻音分辨不出来的字，排卡者可将错就错。因为那个字排者是那样读，后面的卡，遇到那样的字，排者也会那样读，读音相同排在一起，即错也会错在一起。因此时的目的不是正音，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嘛！第三步：每一堆中再按词条第一个字右下角的笔形（I、一、 、）分为七小堆。这样一分，便能分出2800-3000大小堆。第四步，将各小小堆的卡片排列开来，把同词条的卡片合在一起，用回纹针别在一起，多的用橡皮筋箍在一起即可。这样的排卡方法，即简单，又不占地方，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操作。不过，就我们这“七八条

6、抡”，拼老命也无法按完成任务的。于是我又出一计：设法借一部分外办来帮忙完成任务。组里领导及同仁赞成。我就到杭州学军中学（原杭州大学附中）去借兵，我在学军中学教学过的学生，那时高二读完暑期后入高三，知道他们的情况，我和他们班主任等联系，得到同意，便挑选了20余名优秀的、责任心强的学生。我把编汉语大词典的重大意义向介绍后，对他们提要求。他们非常积极地响庆。就把他们请到编写组来排卡，整个排卡工作，总负责是我，其次是洪淇候（来自杭州大学图书馆）、颜品仁（负责编写组资料档案管理的）。经过一个月的日夜奋斗，三十几万张卡片，同词条的卡片全部理齐，并且均按部首顺序排好。使我们大落后的浙江省局面，一跃而成为先进

7、，得到大词典编纂处的表扬。而且由于我们编写组的速度反比其他组的速度快半月有余。大词典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编写组作为整部大词典释文的试点单位。大词典编纂处剪贴卡片是按康熙字典首部214部分分工的，浙江省是从三画的“寸”字部开始，因此“寸”字部的第一手、第二手资料我们已排齐。于是编纂处便确定由浙江省“寸”字部词条开始试写。任务艰巨，但也可说是我们浙江争取得来的光荣。参加排卡的学生，我们已代表大词典编纂者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但大词典上没有署他们的名，他们是“无名英雄”，值得赞扬。二、体例之确定（1）词目确定按部首排列编写大型词典，“体例”尤为重要。汉语词典的“体例”是经过多次修订，逐臻完善的。

8、面尚未确定，词典正文词条是按字音排序，还是按字形排序，争论比较大，倪海曙先生汉语大词典顾问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称国家语委）秘书长，主张按音排，按汉语拼音排的，查方便，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都这样排了。倪海曙先生是主张推广汉语拼音文字的带头人之一。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没有压力。但1976年，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后，“四人帮”又上台，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他们也过问。据说当时张春桥和其他人也要求按汉语拼音字母排。这问题就大了，有很大的政治压力，此时，我特反对意见，在浙江编写组组织讨论修改“体例”时，我说：“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是用字母组成的，所有的词条，都可以按词中的字母排列

9、顺序”查出来，像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等大型词典一样，很方便。但汉语词典不同。汉语词典是用汉字编成的，汉字是用笔画组织成的，不是用字母组织成的。认识的字，可以读出其音，知道它是用哪几个字母顺序拼成，从而依其字母顺序查出。如新华字黄、现代汉语词典等在。“读者不认识的字，就无能为力，需接词典中所附的部首或四角号码、笔画等索引查。常用字很少的字词典也不适用，大型的尤其是像汉语大词典这样，收单字有三万多个，其中常用字只有三千多个，占10%一般读者90% 字不认识，若正文接汉语拼音字母编排，只徒有其形式。检索主要还得靠索引，速度反面很慢，怎能符合时代要求呢？”张春松对字词典没有什么研究，他只是赶时髦而已

10、，但也掌握大权，否定他的意见，弄得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我提出的意见在组里得到支持，但我觉得口说无能，单在组里得到同意也无大用场，必须使编纂处的领导思想明确，是大是大非问题，以求统一。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在我同是空前的，正文若按音排序，必定会使人贻笑大方。于是我据理找足依据，写了一长篇论证意见，要求组里上交上海大词典编纂处，编委会。为国家事业而争取，我坐牢也心甘。经过一场学术和政治的较量，最后我的意见取得胜利。汉语大词典才否定了正文按汉语拼音排序，而确定以部首为序。（二）、确定用200部部首排序。康熙字典等旧部首不其适合，由检索法权威专家程养之先生和我等初步商定，然由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有

11、负责人共同讨论确定，采用200部首编排。请见现已出版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正文排序。统一回法，推行新法读程养之（见杭州师范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为什么采用200部？我在一文中已阐明，这就是我在体例讨论中的功劳三、默默贡献我参加常用汉语字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73出版）编写，没有署名，大家都不署名，也没有稿费，只拿到一本精装，一本平装赠书，书上写明蔡勇飞编，盖上浙江人民出版社印，已心满意足，没有其他要示，故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时我也不求自己之名和稿酬，只一心奋力苦干，能尽自己全力，为这中国光辉的词典大厦涂砖加瓦就满足了。现在回忆起来，有些事还是有趣的。一、 奉献和署名：我们早期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

12、之时，无名利之求。编纂者如果只写一个“某某编写组”或“某某编纂处”编写也可以像现代汉语词典、我们编过的常用汉语字典那样，没有个人署名也无妨，因此我们只一心为国争光，尽心习力地工作。动力也确是具大的。那时领导都强调，偏这样的大型词典，责任重，历时长，十多二十年也说不定。四五十岁的人参加编写，已有一辈子做此事的感觉，故大家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当无名英雄。1976年周总理逝世，我面对周总理遗像宣誓时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后来的行动也如此。有人问我：“蔡先生，您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是参加哪一卷编写？”我说：“我卷卷都有份，”释文主要是第2卷和第3卷宗的一些词条。事实就是如此。我国曾有两次组织过编这这型词

13、典，最早是黎锦照先生主编，其次是王去五之编。结果都无法实现。所以汉语大辞典如果在那时停顿，它就有妖折的危险。为了稳定编纂队伍，编纂处领导孙厚朴等同志出了不少力，再三呼吁当时参加编纂的人员坚持编下去。并提出凡自始至终（初稿完成）参加编纂工作者，均署为“主要编写人”汉语大词典的“主要编写人”。其余的署名根据具体贡献而定。我那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都希望我到系里任教。我也想过。那时我已经47岁（在编纂组里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如果不去教书，职称也无从评定。我的人事关系在教育系统，浙江省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属于宣传系统不同系统不能评定。从职称评定上考虑，我是吃亏的。但我想，编大词典是国

14、家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后，这词典在国际上的作用更大。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我们几个人又属“起炉灶”者之一，自己不坚持就更会影响“军心”，因此释文的试点工作，要探讨的问题很多，集思广益。为编出高水平的“古今兼收，源源并重”大词典，先请各方面的专家作报告，以利提高各者的业务水平。进而将“寸”字部的条目分别各人手中试释。第三，对各试释逐一讨论，征求全国各方面专家顾问的意见，并借鉴国外大型的编纂模式，使体倒逐步完善，标准逐趋统一，那困难是很大的，有人戏称：“汉语大词典从“寸”字部开始试写是寸步难行的”事确实是这样。那时我是抗病工作的（后文将述及）。除试释部分条目外，编写组成安排我负责整理各专家的报告，编写成汉语散论一书，提供全体包括全省市编写人员参考。值得高兴的是“寸”字部编出之后，得到呼方面的专家首肯。加强了所有编写组的信心，有了这一良好基，困难就逐步迎刃而解。那时组织和人员变化都较大，组织除出版社编写组外，其他编写组要归口或挂靠有关交代。在职的骨干力量因有关单位的需要而减少，离退休的专家学才大量增多，便释义工作得到人力上的保证。我1980年人事关系调入杭州师范学院，随之我就从浙江省出版社编写组调入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