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知识点必考河南大学Word下载.docx

1、文学观念逐渐明晰，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产生文笔之辨，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人所说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此外，还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文学批评空前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一大批文学理念的文学著作涌现出来。文学总集的出现。萧统（梁）文选、徐陵（陈）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文学创作更加注重形式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的情采、声律、用事用典、对偶修辞等的追求，特

2、别是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觉地追求，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试问：王维与孟浩然的山水诗的不同王维的诗善于捕捉自然事物的光与色，创作“诗中有画”的灵秀诗境。孟浩然的诗善于叙述现实，其诗歌贴近生活，平易近人“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这主要是由于王维受禅宗思想影响重大，习惯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虚的对象，进入到搜求于象，心人于境的意境创造，产生万物一体的浑然感受，使自然之美和心境之美融为一体，进人物我冥合的忘我境界，显示出诗人心境的空明、寂静。而孟浩然的诗歌没有王维诗那样的超凡脱俗，更贴近生活。诗中景物常为自己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3、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主观意识较浓，处处有“我”，大别于王维“物我冥合”的忘我境界。孟浩然对景物描写即兴而发，诗语自然纯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王维诗大都有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明秀诗境，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表现出极丰富的色彩和层次感，创作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而孟浩然在融景入诗时，常将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合，无刻画痕迹，从而形成自然冲淡、诗味醇厚的特点。王维的山居歌咏擅长于表现空山的宁静之美，而孟浩然的乘舟行吟之作则表现了山水的淡泊纯净之美，语言清省，诗境明透。从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等诗作中都可

4、看出二人的区别。4.举例说明诗经的表现手法：赋，即铺陈，是诗经最基本、最常用的变现手法。诗经中绝大部分的颂诗，运用赋法；此外，大雅、小雅、国风中均有多篇纯用赋法。比，就是比喻。使用比，可以增强诗歌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性，形象的表达出事物的本质特性，表达作者不便直接表达的思想感情，可以使作品描绘的事物更鲜明、具体。硕鼠将剥削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田鼠，形象的展现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兴，就是起兴，一般用于是的篇首或某章，某几章的篇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雎）为“兴”，“兴”用朱熹的话来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定义：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

5、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5.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的不同内容上：建安诗歌多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壮志豪情；正始诗歌多批判现实，抒发

6、个人忧愤。风格上：建安诗歌慷慨悲凉，质朴刚健；正始诗歌沉郁艰深，含蓄内敛。总体上：建安风骨体现的是争霸天下的雄心壮志和乱世黎民悲惨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现实情怀。而正始诗风则完成了由关注现实到关注生命本体的演变。6.简述：杜甫对于诗歌的贡献承前，博采众家之长，集各体之大成。其五言古体诗“尽有汉魏以来之长”（施补华岘佣说诗），七言古体诗被推为“上下千百年第一”（宋荦漫堂说诗），五言律诗“千古已还，一人而已”（胡应麟诗薮），七言律诗被尊为“七律之圣”（王世贞艺苑卮言）。绝句，乐府诗也都不同凡响名称为后人创作之典范。启后，发展变革，使各体突破前人藩篱达到新的极限。苏轼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愈，书至

7、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事实证明，这一变，影响了杜甫身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史。具体表现在两方面：1.对于古体诗，乐府诗的变革。2.对于近体诗的建设。大量创作连章组诗。代表作如：秦州杂诗二十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戏为六绝句、绝句漫兴九首，等等。二、名词解释：1.楚辞： “楚辞”又称“楚词”，原是战国时代楚国文人所创作的诗歌。“楚辞”一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及至汉成帝时，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楚人的作品，以及汉人的仿作，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而成为这类诗体总集的名称。后来楚辞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

8、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为汉赋、骈文之先河。其他解释：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是屈原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文化的精髓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句式以六、七言为主，多用“兮”字，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因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故后人又把楚辞称为“骚”或“骚体”。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东方朔、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编为一集，名为楚辞2.盛唐气象“盛唐气象”一词本于

9、严羽的沧浪诗话，原文曰：“盛唐诸公之诗，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后人拈出“盛唐”、“气象”二词，合并为“盛唐气象”一语。用“盛唐气象”指称盛唐诗的风貌，其内涵与外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精神内涵：自信、乐观、进取、浪漫、青春。风格特征：雄浑。唯一性。3.左思风力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4.乐府机构名称：乐府原指音乐机构（乐指音乐，府指官署），始于秦，汉武帝时规模甚大。入乐之诗：魏晋六朝时，又把乐府所唱的诗歌也叫“乐府”，于是乐府机构的名称变为带有音乐

10、性的诗体的名称。一种诗体：宋元以后的词、曲，有时也称“乐府”，如东坡乐府是苏轼的词集，东篱乐府是马致远的散曲集。5.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又称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刘勰的文心雕龙称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的诗品赞颂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

11、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三、选择题1.知识点：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就是“

12、风”的代表作。包含“风”“雅”“颂”和修辞手法“赋”“比”“兴”，合称诗经的“六义”。风、雅、颂，是诗经的体裁，也是诗经作品分类的主要依据。“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可推断出诗产生于如今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

13、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中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修辞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修辞。赋：反复铺陈。“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赋即铺陈，也就是直接铺陈叙述。如“死生

14、契阔，与子成说。比：打比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比即比喻、打比方，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兴：起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兴即烘托、衬托，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兼有了比喻、象征、烘衬等的手法，但正因“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