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制度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1、高宗所作八宝，则完全是仿制徽宗八宝。除皇帝制宝外，宋代皇后、妃子、太子也皆有宝。印宋代官僚机构设置重叠，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这样也使宋代的官印数量大为增加。从诸王、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到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州、府、军、监、县都有官印。一些受朝廷临时委任的官员，“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官员不断请求铸印。如“枢密院承旨，本吏人名，太平兴国以翰林杨守一为之，加都字。后复用吏。熙宁三年，复以李绶充副都承旨。未几，又请铸印，诏只许印在院，以枢密都承旨印为文”。到南宋时，“由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官印的颁发已较为泛滥了。记记与朱记应

2、起于唐代，现有唐代“大毛村记”和“蕃汉都指挥记”等可以佐证。但在唐代这种用法还不多见，到宋代才被广泛地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宋史?舆服志载：“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到了南宋时，“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注：舆服志，中华书局，1977年。）。其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廷只在北宋初年，曾使用过道一级的行政区划，后即改为路，直到南宋末年。但宋人沿袭唐朝的习惯，在言语中仍将路称之为道。这样，文中“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一句，就较为容易理解了。这说明在南宋，路一级的机构是有权给属吏颁发木朱记的。宋朝官印制度

3、-分期 北宋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故宫博物馆由铸造及使用情况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为创建、规范和涣散三个时期。创建期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为整个太祖朝。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外有南唐、后蜀、北汉等强敌林立，内有藩镇拥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灭割据势力，稳定时局，统一国家，还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典章制度。所以，无论是皇帝的御宝，还是各级官署的印记，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旧物，自制的宝印还很少。宋太祖除“传周广顺中所造二宝”外，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于数量很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一件这一时期的宝印

4、实物。太祖所铸“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印称印而不称宝，是与以后皇帝制宝相违背的。所以，太宗继位后很快就将三印改铸为宝。这一现象应视为这一时期制度尚未完备的表现。规范期太平兴国元年至靖康二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趋于稳定，除晚期外，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印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皇帝八宝制度；各级机构的印记完全摒弃了五代旧印，改铸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规范。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开始着手大规模整肃军队，给禁兵各军正式命名新的番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继位仅三个月，即“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曰神卫”。有了新的

5、、正式的番号之后，诸军将校印记的铸造工作才得以相继展开。近年来所面世的数十枚宋代军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如1952年10月于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以及开封市博物馆征集的“虎翼右第一军第三指挥第四都记”。行政机构印记的铸造，也应是同步进行的，只是这类印记出土的数量较少，不及军印多罢了。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宋）涣散期建炎元年至祥兴二年，实际是整个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一隅，宋金、宋元战争连绵不断。战乱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废驰了，印制也开始涣散，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官印的

6、管理和使用出现了混乱。“南渡之后，有司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这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假借”。假借之风盛行，使有关部门深感不安，立陈改变这一现状。“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绍熙元年，礼部待郎言：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现了新变化。南宋初年，所铸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与北宋旧印相区别。关于年号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于河心沉船中，发现“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军

7、资库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号。又如“宁宗嘉定十四年，山东郊顺，铸泰安军及京东安抚使、马步军总管、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印，并冠以嘉定二字”。至于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问题， 文献通考记绍兴四年，“权户部侍郎王俣言请度支、金仓部、太府、司农寺各铸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记，都省依此施行。诏印文添行在所字”。有人认为，这当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绍兴年间的权宜之计，并未长期执行，所铸印记也不多。其三是会子印的出现。舆服志记载：“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

8、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将官印用于纸币，这当是中国印史和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制中的一个创举，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现在，我们尚能看到的“壹贯背合同”印，即上文提及的“合同印”之一种。实物与文献记载情况不同，说明当时会子印也有多种，即使是“合同印”也可能会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宋朝官印制度-管理与使用 壹貫背合同-宋通常所说的官印，其实应分为职印与官司印两种基本形式。职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一官一印，并颁发给官员个人佩带。官司印是指以府衙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官司印

9、不授于官员个人，但由官员执掌、保管，一官离任后，继任官员继续使用。隋唐时，官司印已开始盛行，至宋代则完全确立了官司印的地位。虽然还有以职印形式出现的官印，如“（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注：文献通考?王礼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也完全是按照官司印的制度使用的。因此，宋代除继承了隋唐以来对官司印的一些管理办法以外，最终形成了自己对官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其一，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宋史?职官志载：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但具体到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

10、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这应是少府监、文思院作为铸印机构最直接的证据。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方“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是当年疏浚西湖时发现的。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宋

11、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这类印数量不多，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少府监、文思院除直接从事官印的铸造外，还负责制定官印的形制。职官志记载“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旌节、度量权衡之制，舆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这所谓的符印等物“之制”具体到官印上来，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实际上，早在元丰改制以前，少府监就一直担负着这项职能。王文盛是少府监的篆文官，他于仁宗景期间曾两次上书，议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书时他说：“

12、旧例亲王、中书印各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转运州、县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议，“绍从其言，著于令”。这应当是少府监负责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为明确的记载。在南宋，少府监这一职能被文思院承袭。其二，由礼部负责官印的管理宋史?“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若印记、图书、表疏之事，皆掌焉。”其实，宋代的礼部对官印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新印的颁发、废印的收缴和销毁。“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

13、礼部成为代表国家，给各级官员颁发印记的部门。宋代的官印虽为铜铸，但是由于一些衙门公务十分繁忙，官印磨损得快，竟需每年更换一颗新印。“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筋，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再加上一些机构撤并和人为损坏，宋代各级机构每年报废大量的官印。而这些废印，各衙门是不能善自处理的，必须上交礼部。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说：“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路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最后他借鉴唐朝的办法，建议“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这是英宗治平年间的事，当时废印只是上交礼部保存，而未做处理，但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销毁印的记录了。“（元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

14、曰礼部贡举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官吏盗用旧印，产生奸弊，所以宋史?舆服志神宗元丰六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的记载，当是不准确的，最起码这一诏令没有实行施行。另外，从建国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宋代官印或为当时战败者所遗弃，或为战胜者所缴获，多出土于古代遗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仅发现几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见到一枚官印。这种现象也可以作为否北宋时期税务官员征税使用的铜印认宋代有赐官印随葬的一个佐证。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1.牌印制度为了适应官司印的特点，宋代借鉴唐代的办法，制有铜牌，与官印同时颁发给官员，这样就使“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至于具体情况，我们可参见胡三省于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四年“并牌印皆没不反”下注曰：“至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