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成书考辨一文档格式.docx

1、本朝陶内翰榖所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间两句“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出自昭明文选序，本与韵补所言毫不相干，但经朱氏贯通相联，罗致因果，则先撰资料长编，再行删选定稿即成为文选的成书过程。朱氏此说，干系甚大。若此说成立，则千卷长编，必假手于人而绝非昭明一人可成。故先成长编，再行删选之文选成书两阶段说的面世，为文选成于昭明诸学士之手制造了证据。后之论文选编者系成于诸学士之手者无不征此为据。文选作为一部自周秦至齐梁，选录作品达七百余篇的选集，若真如朱氏所论先成长编，再成选集，则其非昭明一人之力可成，几乎可不加论证而成立。故文选的成书过程与文选的编者关系极大。某些研究者正是从成书过程论证文选的编者

2、问题的，故论及文选的编者问题绝不可忽略对文选成书过程的考辨。笔者以为:朱氏此说，疑窦不少。第一，吴氏韵补曰“或云”，明告此仅为传言，可信度若何，实难判断。吴氏生当两宋之交，如吴氏尚可目睹梁代昭明所编千卷类文，隋志、两唐志当著录此书。今考隋志未著录类文，两唐志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宋志亦著录庾自直类文三百六十二卷。庾自直乃隋人，隋书文学庾自直传:“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

3、，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北史文苑庾自直传与隋志所载无大异。北史虞绰传尚载庾自直任著作佐郎，并与虞世南、虞绰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两唐志、宋志著录之庾自直类文三百余卷，但此与韵补所言之类文千卷相距甚远，故两唐志、宋志所载庾自直类文与韵补所载类文当非一书。且隋人庾自直类文更不可为萧梁时昭明集撰文选之资料长编。以今传史志目录所载，韵补所言类文无考。另，宋本韵补明言“本朝陶内翰榖所编”，陶榖为宋人，其编集虽不排除据前贤遗文所编之可能，但断言此书为昭明所集，似嫌武断。第二，文选序所云“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道出文选选录作品的筛选原则为“集清英”、“略芜秽”，但文选序并未明

4、言据何而“集清英”、“略芜秽”。其中，固有朱韵补所言据类文千卷资料长编进行“集”“略”之可能，亦有据前贤时贤总集“集”“略”之可能。岂可因“集其清英，略其芜秽”而断言必据资料长编筛选?萧统选编文选的萧梁中期，先贤总集已大量问世，此为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筛选提供了可能。作为朱氏说之重要补充，论者或引文选序如下一段，作为文选成书两段说之依据: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余监抚余闲”数句，笔者以为未可视为萧统为编文选而花费大量

5、时间阅读作品，进而将其视为文选撰编第一阶段的注解，只能理解为萧统酷爱文章，阅读广泛。“历观”、“泛览”，仅为概说，并非有目的之选文。唯其酷爱、欣赏文章，故痛感于“缥囊”“缃帙”中“集清英”、“略芜秽”之重要。自清代阮元集“学海堂”诸生始为文选序作注及章句以来，各家章句文选序者，如周贞亮、骆鸿凯、屈守元诸先生，无不将此段视作文选序中萧氏自明选编文选之因，从未有将其视为自明选编文选之资料长编者，甚当。独言此段乃萧统自明文选选编之第一阶段，窃以为非原文之意。要之，朱氏文选成书两阶段说未可成立。二南朝总集编纂多据前贤总集再编纂论（一）南朝总集据前贤总集抄撰编纂例文选卷四十七史岑出师颂作者史孝山下李善注

6、曰:“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孝山，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胡克家文选考异曰:“陈云孝山当作子孝，是也。各本皆误。”陈，即清人陈景云，陈氏据李善注作出此校。故据李善注可知汉代曾有二史岑，一位当王莽末，字子孝;一位当东汉人，字孝山。晋挚虞文章志，宋刘义

7、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均将史孝山的出师颂误载于史子孝名下。挚虞文章流别集、刘义庆集林又将和熹邓后颂并序误载于史子孝名下。其实，这两篇作品的作者、时代并不难辨明。出师颂有“历纪十二，天命中易”之句，李善注曰:“汉书曰，汉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也。”善注所释极是。既言“历纪十二”，必为东汉之作无疑。和熹邓后颂并序所颂扬的和熹邓后，为东汉和帝之后，其为东汉人亦必无疑。作为西汉王莽末的史子孝，绝不可能写出歌颂东汉和帝皇后之兄邓骘的出师颂与歌颂和帝皇后的和熹邓后颂并序。因此，诸集所载并误。晋挚虞文章志、流别集，宋刘义庆集林，南齐王俭今书七志所收同误，颇值深思。若刘义庆编纂长达二百卷的集林

8、（隋志四）时，先编长编，再成总集，当不会犯挚虞之误。总集类的集林与目录学著作今书七志同误，只能说明后出的总集与目录学著作当据前贤总集选编或著录而成。即挚虞误编于前，刘义庆集林、王俭七志承误于后。刘义庆、王俭编纂、著录汉魏晋作品，当皆参考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与文章流别志。挚虞文章流别志误判出师颂为西汉史岑，文章流别集又误载和熹邓后颂并序为西汉史岑名下，刘义庆纂集集林，王俭撰写今书七志，又循挚虞之误，造成以讹沿讹之势。刘义庆集林，隋志四著录为一百八十一卷，小注曰:“梁二百卷。”可见，集林部帙极浩。如此部帙的总集尚不采用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两阶段编纂法，萧统文选，区区三十卷，不仅无法与集林相抗衡，

9、且无法与梁代尚存六十卷（隋志四）的挚虞文章流别集相颉颃，故萧选编纂更无必要采用两阶段选编法。（二）南朝选集据总集抄撰例魏晋南北朝为总集编纂的高峰期。此期总集编纂的显著特点为数量众多，某些作家甚至一人可编纂数部总集。如谢灵运即编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回文集十卷，七集十卷（均据隋志四）。钟嵘诗品序称:“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曾无品第。”可见谢灵运确曾大量搜集并编纂了诗集。谢灵运除赋集、诗集、回文、七集之类大全集式的总集外，尚纂编诗集钞十卷，诗英九卷（小注“梁十卷”）两种诗歌选集。但是，以大谢四十余岁的生涯，完成上述众多总集的编纂，还须完成诗集钞之类的选集，如皆准朱彝尊先纂长编再行选编之例，

10、则穷大谢一生亦绝不可能完成。诗集钞之著录在隋志四中紧接于诗集之后，诗英又位次诗集钞之后，可见，这两种诗歌选本当为大谢据其所编诗集的再选本。同理，隋志著录的无名氏赋集钞一卷，当亦是大谢赋集的再选本。谢氏所编诗集钞尚属据个人所编总集进行再编选之例，实际上还有不少选集（包括文选）为选编者据他人所编总集进行再选编者。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冈村繁。冈村繁认为:隋志四在著录刘义庆集林之后紧接着著录了无名氏集林钞十一卷，另著录沈约集钞十卷，小注曰:“梁有集钞四十卷，丘迟撰，亡。”另著录无名氏集略二十卷。揆之隋志体例，可推知集林后著录的集林钞诸作当为集林的再选本。隋志四尚著录南齐孔逭文苑一百卷，紧随其后著录无名

11、氏文苑钞三十卷。揆之上例，文苑钞当亦为文苑的再选本。中国学者力之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在论及文选的编纂时，亦以挚虞流别集与此后出现的其它总集为例，推论文选为再选本。所不同者，力之此文并未详引隋志著录为例，但其总括之言，当亦认为文选为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这种现象并非是个别现象。即以著录上述诸作的隋志而言，亦非唐初史家完全据唐初宫廷藏书逐一著录，而是抄录了大量前贤的目录学著述。隋志四在总集乐府歌曲之属下以小注的形式著录了谢灵运回文集十卷，无名氏回文诗八卷，苏蕙织锦回文诗一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案此回文集三家在梁代书目自为一类，而乃杂置之乐府歌诗类中，又不与前五岳七星

12、回文诗为伍。盖当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及之也。”（二十五史补编本第852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姚氏所言极是。隋志将此三部回文诗著录于乐府歌辞钞等九部总集之后，显然错置。因隋志在此前曾著录过五岳七星回文诗，此三部回文诗未能一并著录于五岳七星回文诗之后，却著录于乐府诗之末，明显有误。“属稿之时，唯取诸家书目，节节抄入，于前后流别部居，未尝措意”正是对此现象的最好说明。隋志四于此小注之中，又著录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木连理颂二卷。姚氏考证曰:“案此两书前已附注于靖恭堂颂一卷条下。此复重出，岂前所云梁有七录，此梁有又一七录欤?是亦足证注梁有者不尽七录一书也。盖梁有书目

13、有以颂一类列封禅文之后者，如前所载是也。又有列于回文诗之后者，则此所载是也。诸家部居不一律，故本志抄取亦两歧。”姚氏考证颇精。隋志四此前已著录靖恭堂颂一卷，小注曰:“梁有颂集二十卷，王僧绰撰。木连理颂二卷，太元十九年群臣上。亡。”揆之隋志体例，颂集与木连理颂已经著录，此处不当重加著录，但隋志却于总集乐府类中再次以小注形式著录了这两本书。此条再次说明隋志并非逐一据唐初宫廷现藏藏书进行著录，而是抄纂前贤目录学著述汇编成书。三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梁代总集的大量涌现固然为萧统选辑文选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此仅为可能，而非必然。冈村繁首次提出文选为再选本，但其结论仅仅是据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的惯例，而未举出文选为再选本的内证。笔者以为文选系据前贤所纂总集选编成书的重要依据尚有以下四点内证。第一，文选中不少作品据其注文可知已为晋人挚虞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宋人刘义庆集林所选。今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1977年版，以下引文依此本者，仅注页码）李善注说明如次:1.张衡南都赋题下注:“挚虞曰:南阳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