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精品.docx

1、最新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精品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

2、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

3、，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

4、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

5、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

6、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

7、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

8、，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

9、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

10、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11、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

12、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

13、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史学是

14、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

15、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

16、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

17、，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

18、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

19、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

20、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

21、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

22、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