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docx

1、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唐山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题 目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学 生邢萌萌指导教师张连杰 讲师学 号050101751020年 级2005级专接本科专 业历史学系 别政史系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2007年5月 郑重声明 本人的毕业论文（设计）是在指导教师张连杰讲师的指导下独立撰写完成的。如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各种后果，直至法律责任，并愿意通过网络接受公众的监督。特此郑重声明。毕业论文（设计）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标 题 1中文摘要 1关 键 词 1正 文 1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 1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

2、之路上的交流 3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特点和意义 5参考文献 8致 谢 10外 文 页 11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邢萌萌摘 要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西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的重要通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主要有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它具有由两汉到隋唐的过渡性、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南北两政权同时与西域频繁交往三方面的特点。这一时期，中西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这种交流，在政治上，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在经济上，促进了双方之间经济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在文化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兴盛和礼乐文化的发展。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3、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西域等地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汉、唐、元三个时期丝绸之路的研究，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研究，史学界相关的论文比较少，研究的内容很片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丰富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三国鼎立、南北对峙，北方的中原王朝和南方的江南王朝均与西域的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其交流的丝绸之路路线主要有三条，即西北丝绸之路（又叫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又叫永昌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又叫瓷器之路）。1、西

4、北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三条丝绸之路中，最著名的当推西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正式被官方开通，始于西汉中期（公元前2世纪）的张骞“凿空”。西北丝绸之路是以中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为起点，向西经关中平原，再经过陇地高原、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地区，又跨过帕米尔高原，进而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非洲的一条陆路交通路线。在中国境内经过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和新疆等西北五省区。在两汉时，由于在新疆境内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阻隔，这条丝绸之路的路线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个边缘，分为南、北两道。西晋时，在南、北两道的基础上，又增开了一条道路，叫新北道（又叫北道、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

5、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新北道开通的原因,是因为原北道的道路艰险。原北道（又叫中道、旧北道）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向西，过三陇沙(今疏勒河西端沙漠，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端，又叫库姆塔格沙漠)北，穿过白龙堆（今罗布淖尔、罗布泊东北的盐碛之地），经楼兰古城(今罗布淖尔、罗布泊西北岸)，折向北至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再转向西南，顺天

6、山南麓，再沿孔雀河（今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条大支流）北岸径直向西而去，至疏勒（今新疆喀什），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出大宛、康居、奄蔡，再到西亚等地。虽然这条旧北道中的敦煌至天山东端的一段路程较短，但是出玉门关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古楼兰国东面的白龙堆盐碛，行程特别艰难困苦，以致于被后人谓之为鬼魅碛。早在西汉末年（西汉平帝元始中，公元23年之际），西域的戊己校尉徐普就曾建议增开一条丝绸之路新道，即丝绸之路出敦煌后，不经过三陇沙和白龙堆，径直向西北，经横坑，出五船北，经伊吾抵车师前部，再南至龟兹与原北道合；或经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县附近），沿天山北麓西达乌孙，再赴康居。尽管这条五船新道可避开白龙堆险

7、厄，又可省去大约一半的路程，但是因遭车师后王姑句的反对而未能最终实现。直到三国曹魏时期，匈奴势力被削弱，伊吾正式设县，西晋时又设伊吾郡，才标志着汉匈出入西域的孔道伊吾已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下，于是徐普议开的五船新道便构成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的东段：“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2由此可见，西北丝绸之路的南道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边缘西行，翻过帕米尔高原进至中亚、西亚，再西行；中道沿塔里木盆地北部边缘西行，至帕米尔高原与南路汇合后再西行；北道从哈密翻越天山至巴里坤后，沿天山北麓的吉木萨尔、伊犁等地西去，至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自张骞“凿空”、开辟绿洲丝绸之

8、路后，西北丝绸之路便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交通要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北方地区战乱频仍，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不时受到干扰，但是这条富有生命力、具有勃勃生机的绿洲丝绸之路大通道并没有就此而中断，恰恰相反，在相对安定的年代里，它仍然继续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并且还进一步向前发展。2、西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是从我国古代东部地区的中原出发，向西南经过我国的贵州、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再到达古缅甸、古印度等地的又一条陆上丝绸之路交通路线。这条丝绸之路的中印一段古代称为“蜀（指四川成都）身毒（指古印度）道”。在魏晋南北朝时，蜀身毒道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蜀身毒道是由几条道路并列连接或者首

9、尾连接而成的，它包括五条道路：（1）五尺道。它由蜀（成都）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达滇池（今昆明地区）。所谓五尺道，即是“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其处险阨，故道才广五尺”3。可见，常頞打通的五尺道，险峻难行。汉晋时期这条道路为蜀滇之间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沟通了中原与西南之间的交往和联络。（2）灵关道。此路从成都西南行，渡过沫水（今大渡河），通过灵关天险，于孙水（今安宁河）造桥而渡，至邛都（今西昌），再渡过与金沙江合流处的雅砻江而至滇西洱海地区。由于灵关道经过旄牛羌部居住的台登（今冕宁）以北地区，故又称旄牛道。东汉末旄牛羌部阻道，致使此路不通。三国蜀时张嶷任越嶲太守，与旄

10、牛羌部“嶷与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萧清，复古亭驿”。4于是灵关道又重新开通，继续发挥其作用和应有的功能。（3）永昌道。永昌（指今保山地区）是蜀身毒道上连接古代中、缅、印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上述的五尺道由成都经僰道南下滇池，再由滇池往西经洱海即可到达永昌；走灵关道则由成都经邛都渡过金沙江，再西南行，经洱海往西，也可到达永昌。两道均由永昌往西到达古缅甸北部。因而经永昌往西至缅甸这段道路便被称为永昌道，甚至整个西南丝绸之路也被称作永昌丝绸之路。具体来说，这段道路是由洱海地区的叶榆（今大理），逾博南山（在今永平），渡兰仓水（今澜沧江）到嶲唐（今保山），再渡怒江经滇越地区进入缅境。（4）古缅印之间的通道。其

11、具体路线是：从永昌城“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5这条自滇西通往缅、印的交通路线在随后的千余年间都可通行。3、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带出发的海上中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丝绸之路。它最早见于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时徐福东渡古日本的史事。中国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有南、东两条路线。南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由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向西抵达亚洲的印度洋沿岸

12、地区，再入阿拉伯海到达阿拉伯半岛。南路在汉武帝时即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开辟。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武帝曾遣宫廷官吏与商人一道从广东和广西的徐闻、合浦出海，沿印度支那半岛沿岸航行，经马来半岛前往印度。去程约一年，回程约十个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造船水平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海外交通的航线与范围都有所扩大，于是便开辟了横渡南中国海与东印度群岛的直接海上交通。这条海上航线，后来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东部非洲等地进行交流的重要海上通道。东路是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发，向东北航行，直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与东边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便有了航运交往。“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13、见云。”6“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馀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馀里，始度一海，千馀里至对马国。”1由此可见，我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交往，此后就一直不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三条丝绸之路的路线已趋于完善，向西连接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非洲，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向东连接日本、朝鲜等国。这样，就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一个放射状的交通线路。这些放射状的交通线路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其他各国、各地区紧密连接起来，为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交流魏晋南

14、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中原王朝和南方的江南王朝，就是通过上述三条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具体表现如下：1、政治方面双方的政治交往是由于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对中国北方的中原王朝和南方的江南王朝的慕服，希望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同时，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小国也醉心于中原和江南富饶的物产，前来开展经贸活动的；再者，也有的小国是要求内附，以利于他们本国本民族的发展，恳请中国南北两政权的保护和对他们的赠赐。古代中亚各国，在与中原王朝、江南王朝和河西政权等友好交往时，总是贡献汗血马等名马东来。三国曹魏时期，“康居、大宛献名马，归于相国府，以显怀万国致远之勋”7（P43）。晋

15、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大宛王蓝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贡汗血马”8。十六国时期，前凉太元四年（公元327年），“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9 十六国时期，后凉吕光太安二年（公元387年），龟兹国使至，“贡宝货、奇珍、汗血马，光临正殿，设会文武博戏”7（P44）。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五年（公元439年），“遮逸国献汗血马”10。和平六年（公元465年），“破洛那国献汗血马”11。“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西域献舞马。”7（P194）西域各国与古代中国南北两政权的政治往来尤为频繁。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

16、0年），“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12 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癸卯，大月氏王波调遣使奉献，以调为亲魏大月氏王。”13曹魏政权遂以敦煌太守兼任西域都护，继而又恢复西域长史，“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乌孙、疏勒、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1西晋统一后，丝绸之路经过的国家，如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等国，均服从于西晋政府。他们的国王也因而被授封为晋宁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等

17、官职。远在中亚的大宛、康居也与中原地区的西晋王朝加强了联系。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大宛国蓝庾由西晋册封为大宛王；康居在泰始（公元265275年）中遣使至洛阳，要求封赠，并带来多匹善马。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中原内地和西北政权仍保持着来往。前凉“凉州张骏遣兵伐龟兹，鄯善遂与西域诸国皆朝贡姑臧”14。前秦时，车师前部王、鄯善王等率大批官员、商人亲自来到长安，并要求苻坚派西域都护，以统领西域。北魏统一我国北方后，西域与内地的交往更为频繁。“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有司奏九国不惮遐险，远贡方物，当与其进”15。太武帝于是派遣

18、使者“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16。这一措施受到西域各地的欢迎。吐谷浑也与北魏政权有密切的政治联系，北魏通过吐谷浑，“终宣武世至于正光，犛牛、蜀马及西南之珍，无岁不至”17。魏太武帝拓跋焘消灭北凉后，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并与西域三十六国取得了广泛的联系，使者、商人纷纷而至，结果使得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政治交往达到一个继汉之后的新繁荣阶段。我国江南地区与域外海上的交往始于汉代，至三国以后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三国时期，东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孙吴大将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访东南亚。他们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大沙洲（今

19、南海诸岛）及大秦、天竺等。三国东吴时的交州刺史“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遗使奉贡。”18南朝刘宋时，我国江南地区与东南亚等地更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往不断。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也已有了政治来往。据后汉书东夷传和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在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首次派出使者来华朝贡，魏明帝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六月，日本邪马台女王卑弥呼遣使携班布等贡物到达曹魏都城洛阳。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大量的丝绸制品。此后，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带方郡的使者首次送倭国使者回国。日本又于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和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

20、两次派使者来华。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使者的频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2、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曹魏时，从西域到中原的胡商很多，魏明帝为了保障两地商贸活动的畅通，以仓慈为敦煌太守兼任西域都护，可见曹魏政权对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的重视。到北魏时期，双方的经济往来达到鼎盛。北魏政权十分重视商贸活动，在新都洛阳特别规划设置了广大的商业区。扶桑、金陵、崦嵫、燕然四馆，分别安置东、南、西、北四方外族外域来附人员或胡商贩客等暂住人口，居留满三年者，分别赐宅慕化、归正、慕义和归德四里。由于北魏王朝对外怀柔政策的影响，“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

21、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他们“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19仅洛阳城内就住有西域商胡一万多家。在北魏时，以善于经商闻名、居住在中亚的粟特商人，大批迁居到河西的武威等地，被称为“胡商”。由此可知，北魏与粟特之间商贸活动很频繁。到北齐、北周时，商贸活动仍十分繁荣。北齐邺城（今河北临漳）、北周长安（今陕西西安）都常住有大批西域胡商。随着造船水平与航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的中外海上贸易也非常繁盛。东晋高僧法显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归国时，途中曾在苏门答腊岛的耶婆提逗留五个月，随后

22、于此乘当地商人船舶归国。还有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西域高僧求那跛摩也从阇婆直接横渡南海到达广东，可知当时的航海范围较两汉时期已有所扩大，已经出现了横渡南中国海与印尼群岛两地之间的直接海上交通，东南亚地区的商人亦因而加入了对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行列。此外，中国史籍还记载了从公元430年至公元452年间，西爪哇的诃（呵）罗单国（又叫诸薄、阇婆）“频越遐海，款化纳贡”20。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对海外各国海上贸易航线的扩大与中外双方贸易往来的频繁。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有波斯、印度（天竺）的船舶取道东南亚诸国前来交州和广州等地，而且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船舶，如“扶南舶”

23、也参与到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的海上贸易行列。这一时期，广东的南海、番禺等地已呈现出了海外商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21的繁荣现象。贸易往来的频繁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等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东晋安帝元兴年间发生了一次暴风雨，建康附近江面上众多商旅的贡使船只，都在风雨中湮没。由此可见，中外海上贸易的昌盛。南朝刘宋时，刘宋王朝与海外交往有十多回。梁时，每年海外来的船舶数量则远远超过了前代。那时，来中国经商的商船仍比较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关上国门，因而要求中国“市易往反，不为禁闭”22。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农田水利、冶铁等生产技术传入西域地区。魏晋政权在罗布泊的海头和车师前

24、部设立了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戊己校尉便总管西域屯田。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木简对屯田情形作如此记载：“将尹宜溉北河田一顷，六月一十六日利。”“将张佥部见兵二十一人，大麦二顷，已截二十亩，小麦三十七亩，已截二十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溉二十亩，锄五十亩。”26这些简文不仅记载了罗布泊地区的屯田作物，还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水利灌溉情况。此外，北史西域传、洛阳伽蓝记等书的记载中也谈到当时且末、焉耆、龟兹等地的农田水利情况。楼兰遗址出土的晋简，有一则“因主簿奉谨遗大候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26简文，从中便可得知晋西域长史曾有组织地在此推广一种新的牛耕技术。养蚕和丝织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已传入波斯、拜占廷等国。中原的

25、养蚕植桑和丝织技术首先在葱岭以东的新疆境内得到了传播和推广。藏文于阗国授记和汉文大唐西域记卷十二都记载了一个中国公主将蚕丝带到于阗的传说故事。这虽是传说，也确实反映了桑蚕从中原地区初传于阗国的史实。5世纪时天山南北的高昌、龟兹、疏勒等地都能纺丝织锦了。随后，新疆的养蚕缫丝织锦技术又直接传入了中亚的费尔干那和西亚的波斯。波斯成为知道怎样养蚕缫丝织锦技术的国家以后，对一直进口大量丝绸的拜占廷也产生了要设法学会养蚕缫丝织锦这项技术的刺激，以便解决其丝绸原料的来源。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廷也继波斯之后能养蚕缫丝织锦了。相关的史书上便记载：大秦国（指拜占廷帝国）“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15。这时南

26、亚的印度也学会了养蚕缫丝织锦这项技术，改变了过去只知道用野蚕丝制作憍舍耶衣的技术。埃及玻璃及其制造法此时也传入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埃及玻璃就从陆上运入西北，由海上输往交广沿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是不断输入。3世纪末郭义恭的广志列举的玻璃产地有黄支、斯调、大秦、日（扶）南诸国，其实这几个国家只是埃及玻璃从印度洋东运沿途销售的国家。 “魏太武时，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以致“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14。这说明国外商人不仅将玻璃贩贸于中国，还在中国开设了玻璃加工厂。在埃及玻璃品成批输入中国的同时，它先进的制造工艺也传入中国南方。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90370年）在抱朴子内篇

27、卷二论仙中首先提到仿造埃及玻璃碗，“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23葡萄酒、葡萄种植技术及葡萄纹饰在南北朝时期通过中亚、新疆、河西走廊也传入中国内地。“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斌，名斌，字洪茂，敦煌人也。作蒲萄酒赋，文致甚美。又後凉录曰：建元二十年，吕光入龟兹城。胡人奢侈，富於生养，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24石榴也从西域传入中原。晋代时，已广为种植。“晋安帝隆安三年，武陵临沅献安石榴，一蒂六实。”25因此，石榴有象征多子多福的含义。北魏孝文帝时期，西域的胡谷、虏小麦等也传入中原地区。总之，这一时期的经济交往，在形式上是传入与传出，双方由此实现

28、了互利互惠的目的。3、文化方面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在政治、经济上密切往来相互辉映的同时，佛教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已经传播到大江南北。双方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自张骞“凿空”、开辟绿洲丝绸之路后，西域与内地交通大开。汉魏以降，佛教兴盛，大批的西域僧人东来传译经法。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赴西域各地寻求经法，于是西行求法热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很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三国曹魏时期的朱士行，西晋时期的法护，东晋时期的宝云、法显和智猛，南朝宋时的道药和道普。除以上由僧人个人西行求法外，中原王朝政府也对西行求法这项活动非常重视。前秦苻坚建元十八年(公元382 年)，

29、吕光奉苻坚之命，率部平定龟兹，得高僧鸠摩罗什。吕光回姑臧后，苻坚已被东晋打败，于是便自称凉州刺史，后建立后凉，鸠摩罗什便在姑臧居住十多年。401年，后凉被后秦打败，后秦王姚兴索鸠摩罗什到长安，译大量佛经。北魏宣武帝元恪亲讲佛书，梁武帝萧衍在同泰寺“出家”。由于皇帝的提倡，佛教在中国大兴。与此同时，中原内地及西域地区大建佛寺和佛洞。北魏统治者逐渐由信佛、崇佛发展到佞佛。佛教在北魏的疆土上已泛滥成灾。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惠生、宋云奉胡太后之命，由洛阳出发，西行求法，到达于阗、朱驹波、渴槃陀，又越葱岭出帕米尔高原，历时四年，受尽艰辛，取回宝典一百七十部。同时，惠生撰行记，宋云撰家记，为中西

30、宗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半岛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刘宋末年，扶南国王派遣印度僧人那伽仙作为扶南国的使者携带国书、金缕龙王坐像、白檀像、象牙塔等物，于永明二年（公元484年）前来中国向南齐皇帝奉表贡献。其时，扶南国的硕学沙门僧伽婆罗也随那伽仙同船前来南齐首都建康，被安排在正观寺。僧伽婆罗博学多识，通晓数国语言，其声名之盛，有誉南海，为南齐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传播，祆教在北魏时期也开始传入中国，在西域各地尤其盛行。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佛教文化的东来，西域的杂技百戏，如魔术、角抵、假面戏等也在洛阳流行。西域歌舞已登

31、宫廷大雅之堂，并风行于朝野。北周武帝娶的突厥皇后，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乐带到长安，龟兹乐等在官方盛行。中国在发明纸后不久，纸就通过河西走廊传到新疆。3世纪时，纸张就已在楼兰一带被使用。由于波斯商人和粟特商人的活动，中国纸又出现在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南北服装的款式走向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融合的代表是褶裤的南北互通、互融。胡服，即胡人穿的服装。胡人为适应其逐水草而牧的生产生活，多着褶裤，即上衣（褶）下裤的形式。褶又多为左衽（从右向左开襟）。“芮芮国之人（匈奴别种）则衣锦制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27也有史书记载胡人穿绯衲小口裤褶（衲即褶）的记载。可见小袖袍、短衣、小口裤的褶裤形式是一种典型胡服。汉服，即汉人服装。它们的形制皆为上衣下裳。“通天冠，高九寸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28由此可见，广袖、宽衣、长裙的上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