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越南外交.docx

1、新时期越南外交新时期越南外交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六大”，拉开了越南全面革新之帷幕，同时也开启了越南外交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调整幅度之大，实践斩获之丰，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在内外交困背景下启动的。内政方面的困境暂且不说，外交方面的严峻局势主要表现为：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实行联苏、反华、侵柬的对外政策，导致越南与中国关系彻底破裂，与东盟各国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国际社会纷纷声讨越南对柬埔寨用兵，西方各国一致对越南施加经济制裁。除了在越南掌控之中的老挝、柬埔寨两国和同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苏联、东欧等少数国家外，越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前

2、所未有的孤立境地。越共“六大”召开时的这一外交背景，无疑是越南实施全面革新政策的巨大制约，而摆脱外交窘境，以革新带动开放，以开放促进革新，为革新开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越共“六大”及“六大”以后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笔者曾指出，“越南革新开放沿着先经济后政治的轨道，先在内政领域循序展开”(注：林明华：中越关系正常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2期。)，这是就越南革新开放的优先次序而言的，完全有别于越南革新的发轫只启动了国内部分之认定。越南之所以选择先内政而后外交的优先次序，一则革新之初内政问题比外交问题更为紧迫，解决濒于崩溃的经济问题是其当务之急。二则对外政策急转弯式大调整

3、的内外条件当时还不完全成熟。从内部看，建立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判断基础上的外交新思维尚待形成，即便形成了，也有一个认同过程和付诸实践的过程；就外部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冷战尚未结束，苏联仍是越南外交的首要依托，越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外政策”部分的阐述仍持“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关系始终是越南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说，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毕竟已初露端倪。譬如在对华政策方面，如果说“五大”政治报告还强调“反对中国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对毛主义，扞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的话，那么，在“六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对华关系的正式表述被置换为“越南人民

4、与中国人民向来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自由和建设国家的斗争中保持团结，互相支持。越南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珍惜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将竭力恢复这一友谊。”报告还表示，越南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与中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等方面，报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此外，据越共六届中央总书记阮文灵事后回忆说：在“六大”召开之时，他和其他一些干部就主张，“越南不应该只同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国际关系，而同时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经济关系”(注：越西贡解放报1997年7月28日。)。由此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从越共“六

5、大”开始的，尽管这一调整任务并非由“六大”也不可能由“六大”一次性完成。“六大”闭会后的一两年内，越南革新开放进展迟缓，但国际形势却呈现出纷繁多变的复杂态势。1988年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着手改善对华关系，开始减少对越南援助，特别是苏联国内民族矛盾逐渐加剧、乱象四起，解体趋势日益凸现，东欧剧变正在酝酿之中。国际形势演变带来的影响及推进国内革新事业发展提出的紧迫要求，促使越南加快了外交战略调整的步伐。1988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被誉为“体现了越南党新的对外战略”的第13号决议关于新形势下的对外政策与任务，提出了“广交友，少树敌”，调整同中国、美国和东盟的关系，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

6、际环境等一系列重大方针。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突破。1989年3月召开的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决定：继续拓展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将外交活动从政治关系大力转向政治经济关系，着力扩大对外经济关系，以服务于建设和保卫国家事业。同年8月，越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提出“随时准备在双边互利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基础上扩大与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等对外方针。据此，可以说，在越共六届班子的领导下，越南外交新思维逐渐清晰，对外新政策渐臻成型。1991年6月，在革新初见成效，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坚冰业已打破，越南与东盟的关系趋于好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在即等内外形势下，越共“七

7、大”在河内举行。“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六大”以来的对外路线，明确了“维护和平，扩大对外友好合作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总括性对外任务；将“广交友，少树敌”口号发展为“越南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的外交方针；特别是提出了“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不论政治社会制度差异，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的新主张。在苏联尚未最终解体的背景下，“七大”虽然保留了“始终如一地加强与苏联的团结与合作”的表述，但同时也加进了“革新和提高旨在满足各自国家利益的越苏合作效果”等新提法。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越南

8、已基本摈弃原先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及对苏“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全方位”外交路线已显雏形。以此为标志，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基本完成。“七大”闭幕后不久，越中关系正常化和苏联解体相继成为现实，越南与东盟、美国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改善，越南对外关系有利和不利的两面同时呈现。总的来看，与中国、东盟和美国改善关系带来的有利面大于苏联解体导致的不利面。在此背景下，为了开创对外关系新局面，1992年6月中下旬召开的越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具体化了“七大”制定的外交路线，着重强调要处理好四对关系：维护民族利益与发扬国际主义的关系，独立自主与促进全方位、多样化的关系，在对外关系中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参与地区合作、扩大同所

9、有国家的关系与注重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扩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关系”和优先发展周边关系等重要方针。截至越共“八大”(1996年6月)召开时，越南已加入东盟，与美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越南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基本形成，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全方位、多样化”的提法被正式写进了“八大”政治报告。“八大”对外交政策的表述主要是：“本着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精神，越南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对外关系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为争取和平、独立和发展而奋斗。”越南将“大力增强同邻国及东盟各国的关系，不断巩固同各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重视同各发达国家及世界上各

10、经济、政治中心的关系”。“八大”对外路线显然是对“七大”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与充实。进入新世纪伊始召开的越共“九大”(2001年4月)，在对外政策上继承多于发展。继承主要表现在继续贯彻“八大”对外路线的基本内核，即“独立、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政策”；发展则主要体现为，在重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的同时，加上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补充了“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发扬内力，提高国际合作效果”等新内容。概而言之，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它发轫于越共“六大”，突破于六届中央政治局第13号决议，基本完成于“七大”，经过“八大”的发展与

11、充实，至“九大”基本定型。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重点和实践成就越共“六大”高扬“正视事实、正确评价事实、阐明事实真相”的思想旗帜，倡导全面革新。“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革新，就首先要革新思维”。越南的革新事业始于革新思维即更新观念，外交战略的调整也不例外，是在更新外交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的。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进程始终与前述战略调整的渐进过程相伴随，因而，本文对此不予赘述，而着重论述越南外交理念更新的成果，即“愿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和“全方位、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越南着名外交官、前副外长武宽曾经指出：古往今来，所有的外交活动都指向“安全”、“发展”和“影响”三大

12、基本目标，三大目标相辅相成(注：武宽：为了和平、合作与发展，越南愿与所有的国家成为朋友，载有这么一个越南，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页。)。越南外交观念的更新，首先就是从“发展”和“安全”问题开始的。就“发展”而言，新时期越南有关“发展”问题的观念更新主要体现为“依附发展”和“融入地区与国际经济”理念的形成。越共“六大”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革新路线后，国内革新实践和国际形势演化促使越南领导人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来势凶猛、亚洲“四小龙”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越南经济发展却明显滞后的形势下，只有加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将“民族的力量和时代

13、的力量相结合”，才能逐步化解危机，推动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因此，早在苏联解体之前，越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分工的构想，越南领导层认为：“国际劳动分工程度越高，相互依附程度就越大。相互依附并不会阻碍各民族维护和发扬自己本身的能力，相反，它对各民族在日益密切的国际合作中发挥自身优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阮基石：一切为了和平、民族独立和发展，载共产主义杂志1989年第8期。)。之后，随着国内革新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越南又适时提出了在挖掘内力、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地区和国际经济”的理念，这是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新发展观。在“安全”问题上，

14、越共“七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稳定与发展是国防安全的基础”。1992年5月，越南副外长阮怡年在吉隆坡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言指出：“地区安全只能在地区内每个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之时才能实现。当今时代，不能只顾及本国的安全而不考虑别国首先是邻国的安全”。这是越南国家安全观的一大转折，即从原来的纯军事领域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延伸，从外部环境视角向内部环境视角延伸，从单向性诉求向相互性诉求延伸的新安全观。上述新的发展观念和安全观念的确立，致使越南摈弃了原先闭关锁国和“一边倒”的旧观念，最终导向“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和伙伴”和奉行“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为越南

15、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的东盟各国特别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外交新思维的引导下，从80年代末开始，越南即逐渐启动对外关系的战略调整，对华关系、同东盟关系以及越美关系被依次列为调整重点，而从柬埔寨撤军，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排除障碍，则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进程中最关键的跟进措施。在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之后的短短数年内，越南外交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加入东盟及同美国建交等方面连续获得重大突破。第一，对华关系正常化是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奠基性突破。在越南调整对外关系的链条中，对华关系是最关键的一环。中越关系恶化十年间，中国固然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越中关系恶化对越南影响更甚，越南方面对此颇有切肤之感。革新开放的帷幕拉开后，与山水相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历史上曾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中国的关系如得不到改善，越南对外开放、振兴经济、走出危机乃至摆脱孤立状况、重塑和平形象、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都难以实现，改善对华关系因此被列为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突破口。在利益的驱动和双方努力下，中越关系终于在90年代初恢复了正常化。越中关系酝酿和实现正常化之际，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之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越南经济遭受沉重冲击，使越南党内外思想产生极大震动，同时也使越南面临的西方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