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解读.docx

1、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解读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经济解读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远举 民以食为天，关于食物，中国人有着惨痛的族群记忆，吃过观音土、养过小球藻、掰指头数过粮票和肉票。这些匮乏造成的记忆，已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近年来，中国人再一次被“吃”困扰，毒奶粉、毒馒头、地沟油和瘦肉精充斥于饭桌。为什么中国人在20世纪80年代摆脱匮乏，又经过了20年的经济飞速发展，反而迎头撞上有毒和伪劣？ 食品也是一种商品，任何有关商品的社会现象，其本质都是经济现象。所以，不能仅仅着眼于道德和监管，而应该分析其中的深层经济动因，否则四个“大盖帽”仍旧会管不了一棵豆芽菜。 如果从经济角度着眼剖析这个问题，

2、还得从源头谈起。和以谷物为代表的淀粉类食物相比，以蛋奶肉为代表的高蛋白食物需要消耗更多粮食和劳动，因此价格也更贵，只有随着生产的发达和收入的提高，有剩余粮食去生产蛋白，居民的食物结构才能逐层由谷物、向蛋奶肉迈进，也就是说，生产力和收入决定食物结构。这个关于食品的最基本的热力学原理，即使在工业技术发达的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 需求拖拽效应 除收入外，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影响食物结构的其他因素。一国居民对食物品类的需求欲望想吃牛肉、想喝葡萄酒、想喝酸奶等等是受他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在广告中听到的所影响的，而施加这个影响的群体，往往是一国的高收入人群。一般而言，这个高收入群体并不是

3、位于收入顶层的富豪层，而是在平均收入线以上，有着较大数量的普通中产层，或中产以上。他们消费的商品被视作“可及的幸福”的象征，会极大影响一国居民对于食物的“品类”欲望。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这种影响拖拽他们进入更高的食品品类层次，产生食物结构的“拖拽效应”。在面子观念的作用下，这种拖拽甚至带有一定强制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果珍，80年代末期的咖啡，90年代中期的红酒，都是典型的引领食物品类欲望的产品。商界女强人吴士宏当年在IBM做清洁工时，就曾用一瓶咖啡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就是“拖拽效应”的典型案例。有趣的是，“拖拽效应”不仅在一国之内存在，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家庭的高

4、脂高蛋白饮食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高收入人群的仿效对象。时至今日，商场里卖的很好的、昂贵的全自动咖啡壶，也散发着诱人的布尔乔亚味道。 在中国，有一些食品是典型的奢侈品，例如鱼子酱。“拖拽效应”对它几乎不产生作用，其消费群体是价格不敏感的，因此出售鱼子酱有着合理、甚至超额的利润，商家也无造假必要。与此相比，配方奶粉本来是高收入群体能轻松购买，低收入群体却需思量一番才能买的，但不断的、潜移默化的“拖拽”，使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和习惯发生改变，配方奶粉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 但是，另一方面，个体的最终购买行为却不得不受其收入约束。如果一国人口的收入水平差异不大，基尼曲线平滑，居民收入呈橄榄形，密集于平均

5、水平，那么，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欲望仅受到轻微的“拖拽”，离他们的收入约束相去不远。收入约束下的实际购买力和满足需求所需价格之间的差距，在厂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如果一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呈金字塔形或哑铃形分离态势，基尼曲线陡峭，低收入人群占比较大，且收入远低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受到的“拖拽效应”就变得严重。于是，低收入人群想购买的食物品类、实际价格，与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导致“低价预算和高价品类”的畸形需求。现在国内基尼曲线陡峭，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据统计，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仅占到整个收入份额的4.7%，而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从某程度上而言，

6、多数国人都是被“拖拽”着，处于不同程度的畸形食物需求中。 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下，“拖拽效应”把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品类拉入较高层次，而因此而产生的畸形需求，则导致强烈的议价行为和价格敏感性消费，把高品类食物的价格拉入较低层次。于是，相关食品在这两方面意义上都产生了“跨界”。此类“跨界食品”，如奶粉、红酒，集中体现了“拖拽效应”和畸形需求，也成为最容易滋生伪劣的土壤。 据统计数据，中国一个普通西部家庭的月平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元左右。再除去必需的食物、衣物、水电煤、交通等开支，如果还想支付婴儿所需的大约每月1000元的高质量配方奶粉，无疑是困难的。在30年前，奶粉只是特供商店高高在上的奢侈品，没

7、有母乳的婴儿吃米羹是正常的、大众化的。但现在，年轻父母所看到、听到的信息，都“拖拽”他们产生强烈的低价配方奶粉需求，而这正是劣质奶粉的温床！再如红酒，当高收入人群购买200元一支的红酒，引领大众的食品品类趋势时，受到强烈价格约束的低收入消费者就会去购买15元一支的红酒，于是，香精色素混合的红酒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个监管不完善的市场中，任何需求都因有利可图而能得到满足。厂家总能找到办法降低成本和价格，以迎合这种需求，对于跨界的低价奶粉的需求，自然也不例外。正如老话说的“讲价不够斤，够斤不讲价”，低价格、低成本最终导致产品品质的下降，而消费者却无法识别。表面上看，低收入群体花少量的钱就买到了高水

8、平的食物品类，但实质上，他们得到的食品质素却已面目全非。 奶粉是一种典型的蛋白类产品，贵的原因是其中包含转化自谷物和劳动的蛋白质，而伪劣奶粉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其中所包含的等价粮食和劳动更少，也即包含的蛋白质更少。于是，本来应该是蛋白质中的氮，却变成了三聚氰胺中的氮，消费者最终得到的蛋白质还是一样的少。同样的，本来200斤粮食才能喂养出50斤瘦肉，现在在瘦肉精的作用下，却能得到80斤瘦肉，每一斤瘦肉所耗费的要素更少了。 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拖拽效应”滋生伪劣食品，这些伪劣食品由于其低价的优势，就能扎根于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地区的市场，然后，在监管不力的市场上“劣币淘汰良币”，不断渗透和扩散，倒

9、逼大型食品企业的产品价格。 供给新时代的“剪刀差”，工业技术和小农生产 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化肥、农药等现代工业技术，使全球粮食的产量提升，单位粮食耗费的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减少。各种各样提供色、香、味、防腐作用的添加剂也通过增加产量、增加味觉和色泽、延长保鲜，使美味、美观的食品所耗费的要素减少。即使是最新的转基因技术，从防虫、增量、增质而言，也仍旧是一种降低单位粮食耗费要素的技术。这些技术提高了全球粮食产量，降低了粮食价格，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带来了人口的增长，但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迫于人口压力，人们不得不接受其潜在的危害。 如果参照本文一开头所提到的角度思考这个过程，不难发

10、现，如果土地、阳光这些“固定要素”不变，土地谷物蛋白转变的基本效率不变，人们需要的粮食越多，则单位粮食消耗的“固定要素”就必须越少，于是，就只有采用工业技术来取代原始农业生产，以节约“固定要素”，这在市场上的直观表现就是大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价格。 这就导致了一个潜在而重要的暗示，那就是如果以纯天然生产方式耗费的“固定要素”为标准，就存在全球范围的粮食价格支付不足。正因为价格支付不足，所以人们无法得到纯天然的食物，只有接受工业化的食物。所以，食品安全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发达国家也有牛奶生产过程中使用生长激素，肉类生产使用瘦肉精等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食物价格支付不足问题更

11、加严重，因此食品安全问题也更严峻。 中国的食品生产者有着小、散、乱的特点，这些小农式作坊是中国食品生产的主力，既在最前沿也在最基层。即使是双汇、三鹿这样的现代化大型集团，其根基仍然是深植于小农作坊的。从相关报道来看，不管是地沟油、药物豆芽还是三聚氰胺，真正执行作假的也正是这些底层生产者。他们并未取得暴利，但仍选择作假，一方面是由于监管低下，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没有利润来说，有利润就等同于暴利！中国食品的基层生产者受多重因素的价格挤压，生存情况并不乐观。 首先，程度各不相同的全民性“拖拽效应”造成了伪劣的兴起。由于监管的不到位，消费者识别能力又有限，这些低成本的伪劣食品竞争力很大，劣币倒逼良币，逼

12、迫大型企业降价以应对竞争。在连锁化、规模化、公司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下，生产者面临的监管和自身的机会成本都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根植于小农作坊的大型企业却可以把这种风险分散并且下放，不管是三鹿、双汇还是联华超市，大型食品生产厂商不断降低采购价格，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了奶农、养殖户、馒头工厂，从相关事件的最终处罚上，也能清晰地看到风险是如何分散的。 其次，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支付生活中的垄断性产品，比如与地价挂钩的房贷，与行政权力挂钩的入学赞助费，与油价息息相关的交通费等。这些垄断性因素议价能力强，而中国食品生产者分散、弱小，缺乏像韩国农民那样的政治权利，议价能力低下。此消彼长，食品花费自

13、然是所有消费品中最难提高的。同时，压低恩格尔系数也利于赤贫人群的生存，有利于稳定的目标。 再次，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地方政府要保持物价平稳，维持社会稳定，但却不能动基础性的油价、电价、房价和房租，最市场化的食品价格由于其影响广泛，成为各地政府完成物价任务、获取政绩收益的重点打压对象。政府不必要和不正确的干预，扭曲了各生产要素的报酬，增发货币和刺激经济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其成本最终却强制性地加在了最具市场定价和充分竞争的行业上不管是联合利华还是引车卖浆的贩夫走卒。 更有甚者，老百姓购买食物所付出的钱当中，多数还会被食物生产流程中各个利益方通过物流费用、高速公路费用、油价以及和地价息息相关的超市地

14、租获取，真正到达生产者手上的寥寥无几。天价超载费、蔬菜价格中售价和收购价的分离、自杀的菜农等，正是这一情况的极端表现。 这种新的剪刀差深刻伤害了中国食品生产的最底层。基层食品生产者因在强势的行政性、垄断性要素前议价能力不足，仅能取得很少的利润，低下的利润使小农式作坊始终缺乏应有的积累，加之产权保护的差强人意，不能促使小农作坊蜕变为现代企业，走向品牌与声誉上的竞争，只能靠低质量来换取利润。 与大企业相比，这些分散的小农作坊作假机会成本小，在成本压力下，缺乏议价能力的它们只有采取消极议价的方式造假，不顾一切地降低成本。于是，膨大剂、催熟剂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些代表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药剂既为造假提供了

15、技术上的可能，也使造假危害变得更大、更加隐蔽。 现代技术和中国式小农式生产的怪异结合，使这种反噬行为带有了同归于尽的威力，中国“农民式的狡黠”行为最终危及全社会，造成普遍性的国家食品安全危机，各垄断性要素形成的新的“剪刀差”最终剪到了整个国民身上。农业社会中谷贱伤农会导致饥荒，那么，在工业技术图景下，这一幕正在以另一种形式上演。 综上所述，“拖拽效应”造成的价格支付不足集中于跨界食品，而垄断性要素及行政权力对基层食品生产者的压榨，则造成实际上的国内食物价格整体支付不足，导致普遍性的伪劣食品泛滥。近年来随着贫富分化，“拖拽效应”加剧；经济集中增大，各种垄断性要素纷纷觉醒，扑向市场夺取利润；公民权

16、益不足导致公民维权成本高昂，同时也使得作为监管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上述因素共同导致了食品安全的恶化。 决定市场利润分配的是各要素议价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又和其政治权利的强弱有关；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是政府供给的公共品，其供给的多少也取决于公民权利的强弱。所以，不管是市场利润分配还是食品监管，最终都是内生于系统中的因变量，想依赖系统内生因素的相互作用去解决封闭系统内的问题，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如果说道德是头顶上遥不可及的星空，仅能聊以自慰，乱世峻法是治标的虎狼之药，仅能解一时之痛，那么减小贫富分化、提高基层小生产者的权利则是长久的治本之策。但如果作为系统最终推动力的各要素的政治权利发展陷入“路径依

17、赖”而不能自拔，那么，悲观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并继续恶化。 同一片田野 中国人摆脱了食物匮乏后的这30年里，中国各阶层在市场经济中议价能力因政治权利不同而出现差异，这造成了收入的分化，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加深。中国一部分人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时，却把另一部分人远远甩在身后，并不断压榨、“拖拽”他们而毫不自知，仿佛和自己毫不相关。但是，正如本文所述，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一国的所有人群，包括高收入人群都不能独善其身，所有人都是穷人！ 有这么一则小故事：一位果农买来了昂贵的良种种子，但在第二年，却把这些种子免费分发给邻居，他妻子不解，这位农夫回答说，采我们花蜜的蜜蜂也会去采他们的花蜜，如果品种不一样，最终也会带坏我们的果实。归根到底，我们都在同一片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