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docx

1、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单波王金礼内容提要作为打破文化的封闭状态、保持文化的生命力的道德方式，跨文化传播极具文化伦理意味;在政治、经济、传播技术、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现实的跨文化传播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与功利性;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合法性应是合于人的文化创造自由与文化选择自由，合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平衡和文化意义的共同分享，合于人的文化传播无限可循环性的要求，合于文化创造所内含的超越文化限制的精神。跨文化传播还原为某种关乎人的文化生存的伦理事件(ethicaloent)，其主要任务就是思考在这些充满差异性与紧张对峙的多样文化中，如何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如何在这

2、种交往中保持每一个个体与文化的自在价值与文化尊严，从而使跨文化传播体现为人的目的。一、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性如果说伦理(ethics)表现为维护人类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基本准则，那么，跨文化传播本身就极具文化伦理意味，因为它是打破文化的封闭状态、保持文化的生命力的道德方式。但是，现实的跨文化传播总是不成功的，充满着霸权、曲解、对峙乃至冲突。我们希望全球化能基于人的生命共同体的意愿促进各文化圈的对话，可是它常常借助于政治、经济的力量导致霸权的流行;我们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扩张而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可是在反抗的过程中，过度的文化根源意识又演变了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封闭主义;当西方种族主义者从鼓吹

3、“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时，那迷惑的言辞已让许多人失去警惕，并在一部分人心中已具有伦理的合法性，殊不知，其实质是以文化间多元主义为理由实行“文化内一元主义”，以文化特殊为借口践踏人的文化选择权、文化交流权。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尖锐的文化伦理问题:如何处理人的生命共同体意愿与人的文化根源意识的内在紧张关系?如何面对人在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面前的两难选择?如何识破文化多元主义的伪善面目?如何开出治疗“文化帝国主义”的伦理处方?思考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其实质就是把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往活动。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总

4、是生活于一定的文化情境之中，并时时处处受到这种文化情境的制约和指引。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情境，其特殊性在于这种文化情境的制约与指引功能具有多向复杂性，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多向性指引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着对立性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读解文化，我们发现，文化总是与特定人群这样的文化主体相联系，总是首先表现为某些人的文化。不同的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也相应地拥有不同的特定人群，并使得这些特定人群成为某种具有文化属性的文化中人(people一in一Cul-ture)。每一个个体文化间有着某种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个体间往往有着某种无形但却又十分明晰的文化边界。文化的意义体系为其文化中人设

5、置了个性化的意义编码与解读程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人们由于对于这种程序的理解差异而经常发生误解并由此发生文化冲突，从而导致跨文化传播成为一个关乎人的文化性生存的伦理事件。不过，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性首先并非源于文化间的文化冲突，而是源于文化自身的伦理性，它是文化对于文化中人的伦理性在跨文化情境下的自然延伸。文化的伦理性乃是文化对于文化中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人的指向与保护作用，其集中体现在文化中人体认其文化身份(。ultu耐identity)的过程中。文化身份是文化共同体成员对文化的意义体系所形成的群体性文化认同(Cult帅lident饭cation)，这种认同是个体社会化的成果，是文化

6、中人将自身身份与文化这一意义体系所标示的文化属性相融合的结果。文化身份明确了个体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社会空间、社会地位的坐标，个体因此获得关于“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的准确文化定位。既定的文化身份赋予了个体道德、文化与精神的方向感，使其能够判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应该赞同或反对什么。文化的伦理意义在于，作为意义体系，它如一个指标明确的路标，对于文化中人具有指向意义。文化将特定的个体或群体置人一个路径分明因而具有可预测性的世界之中，从而使其拥有明确的方向以理解周围的环境并指引其应对与其个体生存密切相关的诸种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中人来说，文化意义体系又如同一道保护性屏障，聂立在路径分明的已知世

7、界与晦暗不明的外部世界之间，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文化身份免于因“信息过载”而陷于瘫痪甚至崩溃。但是，当文化中人跨越文化边界而成为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siel)所说的陌生人(de:Fremde/stranger)时，文化身份立刻就演变成文化中人形成文化适应的障碍，进而导致文化中人陷人文化生存危机的伦理困境。西梅尔的“陌生人”描述了某些文化体系之间的漫游者，这种漫游者在时空上远离其自身文化，同时又不属于他所移居的某个主社会(hastsocie动文化，-与主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川在同一文化体系内，能够以共同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以相互能够理解的方式传递信息并因而能够

8、轻易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即解码。因而，这种编码与解码过程一般不会发生意义的变化和解读的障碍。但是作为与主社会文化有着文化差异、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socialdistance)的陌生人，文化漫游者很难把主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熟谙的特定符号形式与其特殊的含义联系起来，无法凭借其旧有的意义体系对主社会成员传递信息作出合乎主社会文化含义的读解。这使得陌生人与主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经常发生相互误解，各自的行为相对于对方来说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其后果往往造成两者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打破了文化中人的文化内日常生活的和谐与平静，从而导致对外来文化及其闯人者的不安、焦虑。这种由文化误读所产生的不安焦虑还只

9、是文化冲突的外在形式，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性更深刻地表现在，在跨文化传播所展示的多元文化并立与交相作用下，文化冲突正进人文化中人的心灵深处，文化身份的体认将越来越困难，文化的路标与保护屏也将陷人指向混乱、保障崩塌的危险局面。与此同时，文化在本质上又具有种族中心义(ethnocentrism)倾向。zJ种族中心主义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也是对所有的他者进行评价、衡量的参照依据。它赋予自己所属的文化内群体以自然的优先权，从而使“我们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这样的情感笼罩着作为文化存在的每个方面，限定着人的文化创造与文化选择的自由。在一般意义上讲，文化身份认同隐含着种族中心主义提供的文

10、化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这也是文化的指向与保护功能所以形成的深层根源。但是，由于跨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中人的陌生人化，特定文化的指向与保护功能遇到来自他文化意义体系与生活方式的质疑与挑战。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扮邵阳utB)所说，由于陌生人的存在或者成为陌生人，我们的文化，“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给我们安全感和使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现在被挑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被要求的，关于它要进行辩论、要求解释和证明的东西，它不是自证的，所以，它看起来不再是安全的。”a这样，生存于跨文化情境的文化中人虽然拥有扩展其文化视野、选择更多文化归属的可能性，但在实际上，它最终却极可能成为某种缺乏方向感与文化归

11、宿的无根的文化悬浮者。不过，这里从文化的向度考察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时，我们实际上把文化当成了一个既成的稳定的静态的意义与生活方式体系，但正如汤林森(JohnTol记inson)所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来不是固定于静态的环境，而总是处于变动之中，是一个过程”，某个特定时刻我们所认定的“我们的文化”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当时文化记忆的总体化(totalisation)。4在人类发展与文化生成史上，进行这种总体化工作的，正是人类的传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1期播活动。作为信息传递或意义协商与交流机制，传播活动通过对特定人群自身主体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有意识的甄别遴选，强化或淘汰文化的某些构成因素，从而使

12、这一文化体系表现出合乎其目的性的总体景观。传播活动使个体汇聚成组织化的群体，使乌合之众凝结成具有共同社会心理症候与文化个性的社会共同体，传播完成了其文化伦理的进一步表达。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共同体是民族与民族国家，对于在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传播的伦理性作为，人类学家安德森(BenedictAnde、n)曾进行了精当的描绘。在他看来，究其实，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即便是最小的国家，其绝大多数成员也彼此不了解，也没有相遇的机会，但每个人的心目中却都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共同体的想象。这个“共同体的想象”之所以成为可能，“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最终成为民族与民族国家，安德森

13、将其归因于18世纪末叶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其中最为紧要的是欧洲兴起了资本主义印刷文明。安德森认为，“五花八门的书籍，以及，更重要的，报纸的生产进人商业化及机械化的阶段之后，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生产过程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图报纸及其他传播形式的这种决定性角色来源于，由于传播赋予某种信息或文化因素以符号形式凝固下来并在尽可能广大的空间里广泛散播(这种散播同时保存着前人的文化历史积淀并超越时间间隔使集体文化记忆成为可能)，分散且相互不知名的个体因为接受共同的信息与文化符号，从而能够在彼此间辨认相似性并获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身份，因此也就产生了理解何谓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方式。霍尔(StuaItHall

14、)在谈及英国广播公司(BBC)与不列颠民族形成的关系时，对此做了更明确的阐释:“BBC远非仅仅反映在其之前存在的民族的复杂构成，它是一种工具、机构、机器，由它构成了民族。它生产了它所针对的民族，它以表现其受众的方式构建他们。，e但是，当传播跨越文化边界而成为跨文化传播之后，其伦理性就有了多面表现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一般传播活动在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上的延伸，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中人提供了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文化相似性并建立文化共识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因此而继续保留了构建社会共同体的伦理功能。然而，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首先，跨文化传播作为超越文化边界而进行的传播，多元文化因素在其中展现为一幅色彩

15、斑斓参差混杂的拼图式的文化景观，文化中人遭遇这种充满种种异质意义体系的文化拼图，其直接后果常常是导致文化中人产生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文化休克(。ultuolshoek)的文化不适应，诸如个体情绪上的沮丧焦虑、文化身份的混乱、文化信仰的阀失、价值判断的失据等，实际上，文化中人的文化身份越牢固，他在跨文化传播中产生文化休克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文化休克的程度就越剧烈。其次，考虑到文化身份排他性接受对于传播过程的阻挠，跨文化传播选择的往往是超越文化个性而具有更多普遍性的内容，跨文化传播因此表现为某些表面化的传播内容的无限复制而日益同质化。第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族群或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意识

16、形态因素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迹，跨文化传播因此也就成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诸体系争霸的场所。于是，一个受到干扰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常常表现为拥有优势政治、经济地位与传播手段的文化体系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性也因此受到巨大挑战。二、当代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危机跨文化传播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文明早期不同部族的人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时刻。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社会的不同部族之间不仅会发生战争、征服、兼并等消极性的社会交往，更会发生诸如联姻、贸易等和平而富于积极意义的交流活动。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人类发生跨文化传播的程度不断加深，发生的频度也不断提高。进人20世纪以来，在经济全

17、球化与传播技术迅猛发展这双重动力的作用下，世界正在相对变小，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但其伦理处境并不容我们乐观。现代社会发展了人的交往理性，使人倾向于尊重文化他者的主体性，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特性”，“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等，似乎已成为现代人与文化他者交往的一般信条，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但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下，却发展出相互冷漠、相互歧视、相互扭曲的对抗式传播策略，也就是说，我们在思维时听从现代交往理性，试图理解文化他者，但在交往行为上服从于文化共同体的信念控制，不能接受文化他者，坚持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纯粹性和至上性。为

18、了使自己从文化、民族、国家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们发展出带有人类善良愿望、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伦理，但是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文化伦理体系中挑选出来的一些相似的伦理准则，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所属的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来理解这些伦理准则的，因此，所谓的全球伦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当资本的力量以全球化的方式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或者成为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或者成为被资本力量所控制的多数族群，不管怎样，我们都有可能受到市场所酿成的种族仇恨的威胁，甚至成为牺牲品。而在日常的消费活动中，我们的文化身份或者被品牌消费所物化”，或者顺从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失去文化创造的权利。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并不

19、仅仅是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由于群体常常表现出专横、偏执与夸张情绪等特性，个体的文化休克将会进一步放大为文化群体间的紧张对峙甚至剧烈冲突。于是，在政治、经济的冲突愈演愈烈的过程中，文化冲突也迅速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一个典型的案例，在“9n”事件和伊拉克战争报道中，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建构着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认为美国之所以遭受袭击，是因为一些穆斯林对具有优越性的西方价值观感到不满和嫉恨。v很明显，这样的报道强化了美国文化群体在特定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专横、偏执与夸张情绪，从而制造着可以预见的两种文化效

20、应:一是加深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文化的隔膜与误解;二是掩盖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当代跨文化传播在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工具性与功利性。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由于拥有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主导与支配地位，不断地借助大众媒介把西方文化塑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支配性文化样式，透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种族中心主义的高歌猛进，加深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促进非西方社会的异己中心主义的产生，这种异己中心主义赋予特定的他种文化以价值的优先性，以此种文化的信仰、价值及生活方式为依据设计自我人格与日常行为模式，并对其

21、自身文化固有的伦理观念与价值取向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立场，它与非西方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种族中心主义分裂，并逐步占据其文化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当代成为一种分裂性文化，并使其文化中人表现出绝对的分裂人格。在追求大众媒介的全球化资本运作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重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在实践中，携带着意识形态霸权和资本力量的西方大众媒介，

22、在跨文化传播中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其结果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媒介大公司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和文化市场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强有力地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据统计，全球50家传媒娱乐公司占据了当今世界95%的传媒产业，目前90%以上的新闻与娱乐由美国和西方垄断，其中有70%是由跨国大公司如时代华纳、维亚康姆、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垄断，仅仅美国就控制了全球75%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因此，在当代跨文化大众传播中，信息与文化(产品)流动表现出从西方发达国家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对的单向流动过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文化样式，当代跨文化

23、传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美国式大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个性，都在经受着美国式大众文化的竞争考验。传播技术革命则以另一种方式改变着跨文化传播，这种改变明显地体现在前电子时代向电子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1期时代转变的过程之中。按照梅罗维茨(JoshuaMeyrowltz)的说法，印刷媒介传递的信息去除了大部分的表象形式，所体现的往往是某一个体文化内部带有浓厚理性色彩的具有一定深度的文化构成。相对于他种文化内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如儿童与不认识字者等来说，印刷媒介传递的信息具有很大的理解难度，因而它只能到达具有一定文化甄别能力的受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由于

24、传受双方一定意义上文化水平的对等性，前电子时代以印刷媒介为主要传播形式的跨文化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对话与意义共享的伦理意义。电子媒介则不同，它在传递同类信息的同时还可以传递表情的、表象的与模拟的信息。比如，广播传递声音和语音，电视则又增加了视觉形式，互联网更将这种传递多重信息符号的能力推向了极致，它既传播文字、图片，又传播音频、视频形式，以及这一切传播形式的综合。这种多重信息符号的综合表明，电子媒介的信息方式具有明显的非选择性，一个传播单元内如一则新闻或电影片段传递的信息不单是传播者理性选择的信息内容，还有诸多信息作为声音或影像的背景被电子媒介无意识地传播。这些背景信息，既有代表该文化有关

25、世界、社会与人生的最深刻的理性思索，更有该文化参差多样光怪陆离的原生态文化构成，从而使跨文化传播表现为多样的文化质素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传播情境。加之电子媒介以音像形式进行的传播抹平了受传者认知能力的鸿沟，他种文化内部的一切成员都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受传者。s对于众多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甄别能力的普通受传者来说，跨文化传播中那些色彩斑斓的非主流文化构成往往更具吸引力，他们正是通过这些非选择性传播内容感性地体验着甚至模仿着外来文化。显然，电子媒介为高位文化体系向低位文化体系进行文化渗透提供了稳固的技术保障，支配性在以电子媒介为主要传播形式的跨文化大众传播中有了更鲜明地表现。于是，携带着政治、资本

26、与技术的多重力量，跨文化传播正逐步偏离其伦理方向，走向单一的控制体系。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视听地理正逐步脱离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空间范围，而在国际消费文化这一更为“普世化”的原则下加以重新调整。所谓自由的、“无疆界的”媒介新秩序主要立足于资本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更大的文化支配体系。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经济观念、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正凭借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单向流动而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控制。例如，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描述中，习惯于以煽情性、异常性为新闻价值取向的西方传媒，往往把目光限定在诸如动乱、战争、落后、愚昧、专制等种种他们视野里的异常

27、现象上，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为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及其成果对他们来说则不具有新闻价值。以这种价值取向进行的新闻报道和文化描述中，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文化与社会景观自然不可能得到真实客观的表现。这种状态随着大众传播商业逻辑的无限扩张、随着电子媒介在跨文化大众传播体系中技术霸权的建立，正呈愈演愈烈之势，当代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正当睦因此也不能不被置于不断拷问的情境之中。三、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悖论及伦理合法性的建构当代大众传播的工具性、冲突性与支配性现实，常常使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作出种种设想，如信息自由、平等对话、恢复文化的主体性、尊重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等。然而，在现实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些所

28、谓的共同价值观无一不隐含着深刻的悖论。人们一直坚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unive玲alvalue)，反对建立信息壁垒以阻挠文化与信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通。但是，信息自由并不考虑他者的文化需要以及历史文化语境，也不保证文化间的相互协商与吸纳，而是更多地提供了文化争霸和媒介垄断的基础，从而导致文化的单向控制。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平等对话，设想对话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0实际上，在文化间的交流中达成一点理解与共识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这种理解和共识能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成立，问题是理解和共识并不一定通向真

29、实的文化互构和相互的接受，例如，中国和西方逐步通过对话在人权问题上达成理解和共识，但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人权倾向于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而中国文化意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义的人权倾向于相互责任的优先，于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是，西方媒体依然根据西方文化对于人权的观念设定，单向地、片面地建构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当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某种依附性或支配性关系愈演愈烈时，我们又强调恢复文化的主体性、尊重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提出以信息主权和保护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为中心价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论，以反对美国化文化的跨文化漫延。但正如马特拉(AdMattelart)所指出的，这种新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道义可靠性不足”:“有些

30、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义创建统一信息的通讯社，同时不放弃在内部压制言论自由、拘捕记者、禁演电影或电视节目。”0马特拉看到，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新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其国内藏污纳垢的避难所。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同样质疑文化多元论或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伦理正当性，他问道:“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习俗和行为都同样合理?”【川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低位势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应，就其消极表现来看，或者是关闭文化边界，以杜绝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或者是把维护本文化的绝对尊严推向极致，从而走向种族主义，以抵制、对抗甚至攻击一切异己文化，或者是走向“文化内一元化”，剥夺人的文化选择权和创造权。所有这些悖论都表明，我们在建构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时，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