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补之辞赋学论略.docx

1、晁补之辞赋学论略晁补之辞赋学论略【内容提要】 晁补之是宋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辞赋学和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着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他的研究涉及楚辞篇次、屈子精神、文体辨析、本事考述等方面，首开宋代辞赋学风气，对朱熹、祝尧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晁补之，辞赋学，朱熹，祝尧 1 晁补之，字无咎，济州钜野人。他曾任神宗国史编修官，故称晁太史；慕陶渊明，晚年葺归来园，又号归来子。晁补之禀其家学，聪明强记，很小就显示出写作才能，得到王安石的称许。十七岁那年，他作钱塘七述拜谒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苏轼读了他的作品，就打消了写杭州风物的念头，感叹说：“吾可以阁笔矣！”晁补之于元丰二年举进士

2、，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为第一名。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元佑中(1086-1093)，晁补之自葺所作，名为鸡肋，取“裒而藏之”之意，但并未编定成集。直到绍兴七年年，其弟晁谦之才缀合他在元佑以后所作，编定为济北晁先生鸡肋集1七十卷。此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还着录有晁无咎词一卷。晁补之的学问袭晁文元公一系，精术数，通佛、老：“既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其祸福往来先言之。公少好读庄、老书，通其说，即自以为未至，学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属纩，精爽不乱。”其治史之作有左氏春秋杂论一卷，其治易之作有杜舆子师字说，被苏东坡评为“富于言而妙于理者。”他突出的学

3、术成就体现在楚辞研究上。宋史本传称他“尤精楚辞，论集屈、宋以来赋咏为变离骚等三书。”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着有晁补之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着重定楚辞、续离骚、变骚三书，不着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重定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史艺文志着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宋陈造认为三书可能作于晁补之学力既定之后。诸书除重编楚辞现存二、三卷之外，其余早已亡佚。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三十六载离骚新序、续楚辞序、变离骚序，论其编撰之由甚详。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楚辞辩证、祝尧古赋辩体、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増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10、柳河东集11、经进东坡文集事

4、略目录12诸书注中亦多有引述，我们能从中窥探到晁补之辞赋学上的基本情况。考诸官私书录，由隋及唐，楚辞学衰微。至宋代，受时局及士人心态影响，关注楚辞的学者日益增多。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洪兴祖补注楚辞，就曾参校十四、五家藏本，姚廷辉、欧阳修、苏东坡、孙莘老、苏子容诸家都曾手批过楚辞。但真正对楚辞进行系统研究的，晁氏当推宋代第一人。楚辞本指屈、宋辞作，最早以单篇流传，刘向合时贤所作，编订成书，辑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和九叹为楚辞，共十六卷。当时，刘向奉命校经、传、诸子、诗、赋，不过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13而已，并

5、没有对楚辞十六篇进行认真地编次。王逸作楚辞章句，另于篇末加九思一编，为十七卷，其编次也不得而知。直到了宋代，楚辞的编次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洪兴祖从吴郡林虙德祖处得古本无名氏离骚释文一卷，14于楚辞补注中附录释文篇次为：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15洪氏据王逸九章注中有“皆解于九辩中”一句，而释文本九辩列于九章前，故推定释文的篇次出自旧本。陈振孙也认为释文本篇次为旧本，旧本原来没有编序，洪兴祖所补王逸本编序是后人根据作家出现先后重新排定的。朱熹则推测洪兴祖楚辞补注编次来自陈说之。16观洪补楚辞，基本上以“作者先后

6、次序之”。但对同属屈原所作的八篇作品，洪氏却没有说明其排序根据。晁补之不满此前楚辞诸本的编目，作重编楚辞，按照自己的标准对楚辞的顺序和篇目都进行了调整。今迁远游、九章次离骚经，在九歌上，以原自序其意，近离骚经也。而九歌、天问乃原既放，揽楚祠庙鬼神之事以摅愤者，故迁于下。卜居、渔父，其自叙之余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辞，沉渊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终焉。为楚辞上八卷。九辩、招魂皆宋玉作，其声浮矣。惜誓弘深，亦类原辞，或以为贾谊作，盖近之。东方朔、严忌皆汉武帝延臣，淮南小山之辞不当先朔、忌。王褒、汉宣帝时人，皆后淮南小山，至刘向最后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汉以前文也，为楚辞下八卷。凡

7、十六卷，因向之旧录云。17晁补之将十六卷楚辞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集屈原遭忧所作八卷，下部集宋玉以下作家作品八卷。上八卷按作品内容分为四大块，一是政治抒情意味较浓的离骚、远游和九章，二是带有地方宗教色彩的九歌和天问，三是有自我解脱意味的卜居、渔父，最后以沉渊不返的大招结尾。这是在中国楚辞学史上首次对屈原作品进行如此严谨的分类。如摒除作品归属上的纠葛，从内容上看，这种分类标准统一，切实可行。下八卷集屈原以外其他作家相关作品八篇：九辩、招魂、惜誓、七谏、哀时命、招隐士、九怀、九叹。下八卷都是西汉以前的作品，却并未完全按作者先后排序。淮南王刘安于元狩元年即因谋反罪被汉武帝赐死，其家臣淮南小山应先于东方朔

8、和严助。晁补之认为东方朔、严忌为汉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为家淮南王家臣，廷臣应在家臣之前，所以将三者按尊卑排序。这是以礼序文，与以时序文的标准不合。朱熹批评晁补之的编序为“徒能移易用其篇次”，一笔抹杀晁氏在楚辞编次上的贡献，无疑是不当的。此前楚辞注本对十六篇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各有不同。据洪兴祖所记，释文本无经传之分，一本九歌至九思下皆有“传”字。而据朱熹楚辞辩证却言晁补之重编楚辞下八卷篇目下都有“传”字，以明“非正经”之意。18可见，晁氏用经和传来比拟上八卷与下八卷。左传隐公元年曰：“经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传者，传也，博释经意，传示后人。”元人祝尧说：“晁氏续骚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

9、屈原、鵩赋、哀时命、招隐士凡八题悉谓之传，盖屈原为作者，玉乃述者尔。”较之他着：洪兴祖补注楚辞只称离骚为经；朱熹楚辞集注称离骚为经，屈作为离骚，屈作以外续离骚。洪氏此说未指明屈作与其他作家作品之关系，朱熹“续离骚”一称来自晁补之，但又不能指明刘向所录楚辞与其他骚体之关系，故其楚辞集注篇目略显混乱。刘向为西汉人，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刘向所经见而不入楚辞，朱氏擅自补入。更有甚者，朱氏以深切疾痛为标准，删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使向辑楚辞面目有失，亦非谨慎之举。“深于经术”的晁补之认为王逸是东汉人，刘向所录为西汉以前作品，为禀刘向旧录，重编楚辞不收九思，而将其编入续离骚中。显然，晁氏的做法

10、比朱熹更为谨严。明人毛表曰：“其九思一篇，晁补之以为不类前人诸作，改入续楚辞，而紫阳并谓七谏、九叹、九怀、九思平缓而不深切，尽删去之，特增贾长沙二赋，则非复旧观矣。”19二晁补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他没有象王逸、刘勰那样以文论人，纠缠于屈作与诗之间的寻章摘句式的比较，他认为“诗虽亡，至原而不亡”的原因就是“原爱君如此，是原有力于诗亡之后也”，“世是所以贤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而后世奈何独窃取其辞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类而无愧。”洪兴祖接着指出屈原：“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朱熹作楚辞集注，就对以上观点大加阐发，说屈原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言行“皆出

11、于忠君爱国之诚心”。从晁补之的“爱君”说到朱熹的“忠君爱国”说，宋人终于完成了对屈原精神的重构，并使之成为宋代以来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之一。不仅如此，晁太史还从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并以时考之，知原虽不纯乎荀、孟，于其中间，非异端也。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鲁平公同时，而司马迁史记表问：“何以利吾国”，盖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岁齐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后七年而楚怀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谏王无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迁原，原迁九年无几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问利国与齐宣王七年时，盖四十七年矣。而鲁平公元年则楚怀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见平公在其初年，则至原迁之九年，盖二十四年矣。虽史记不言孟子

12、见宣王之年，以其时考之，远者盖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时也。孟子见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时，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于是称“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与原接而原后于孟子。又史记荀卿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而刘向叙荀子云：“齐宣王时聚学士于稷下。荀卿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最为老师。”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学乃在孟子、淳于髠时。使荀卿游学时已五十，顾与孟子并，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刘向云：十五始来游学而老而为襄王师是也。楚顷襄王迁屈原，屈原迁九年，无几何亦死矣。又五年，齐襄王始立。计屈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园

13、杀春申君，荀卿始废。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盖五十余年矣。故原与荀卿接而后于原。又孟子载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屈原辞曰：“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则屈原此歌，盖言孟子事也。渔父篇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扌或扌或者哉？”则卿此书，盖因原辞也。凡言语文章之相祖述，多其当时口所传诵，从古而然。此皆古诗楚辞之流也，其习而传者，虽至

14、于今可知也。”韩愈原道理儒家之学统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0晁补之续韩愈之论，博考史子，系之于诗文，认为屈原并非异端，而是处在孟子、荀子之间，为儒家学统不可断绝的重要环节。他的论证在刘安、司马迁、王逸纯以文论屈原之外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以学统论屈原，在更深层次上回击了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驳。 三自楚辞流传以来，历代都有祖其体式的作品问世。晁补之认识到这种体裁不同于诗。他不同意班固与刘勰依诗立义，对离骚进行批评，他说二人：“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于是，

15、晁补之“尝试自原而上舍三百篇求诸书、礼、春秋他经如五子之歌、狸首之斑”，以探其源，又辑荀卿、宋玉、以下至王令类骚之作，编为续楚辞、变离骚共四十卷，收录诸家作品共一百五十六篇。这是继刘向之后，首次对后代楚辞体作品进行大规模辑录。据郡斋读书志所载，续楚辞所辑六十篇，或为文、或为赋，都是与楚辞类似的作品。变离骚所收九十六首，则是与楚辞更为疏远一点的作品。续楚辞序、变离骚序二序所及作家作品为：荀卿成相、佹诗、礼、知、云、蚕、箴；宋玉髙唐、大言、小言、登徒子；汉武帝刘彻瓠子之歌；贾谊作品不详；刘向作品不详；息夫躬绝命辞；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李夫人赋、长门赋；扬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甘泉、羽

16、猎；班固幽通赋；曹植洛神赋、九愁、九咏；王粲登楼赋；陆机作品不详；陆云作品不详；摰虞思游赋；鲍照芜城赋；江淹作品不详；李白鸣皋歌；王维作品不详；元结作品不详；顾况作品不详；刘禹锡问大钧；独孤及招北客文；柳宗元作品不详；韩愈琴操四首；杜牧阿房宫赋。晁序云：“至于京都、山海、宫殿、鸟兽、笙箫众器指事名物之作，不专于古诗恻隠规诲，故不録。”文选赋有京都、宫殿、江海、鸟兽、音乐诸目，可知晁氏所录梁以前作品，大多以文选为本。参以文选，则二书应录陆机叹逝赋、文赋；潘安籍田赋、射雉赋、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孙绰游天台山赋；谢惠连雪赋；谢希逸月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

17、向秀思旧赋；江淹恨赋、别赋。朱熹作楚辞后语，自言“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者”i，以之推考晁氏所辑有易水歌、越人歌；项羽垓下帐中歌；刘邦大风歌、鸿鹄歌；贾谊吊屈原赋；汉武帝刘彻秋风辞、天马歌；刘细君乌孙公主歌；司马相如哀二世赋；班婕妤自悼赋；张衡思玄赋；蔡琰悲愤诗、胡笳；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元结引极；王维山中人、望终南山、鱼山迎送神曲；顾况日晚歌；韩愈复志赋、闵已赋、别知赋、讼风伯、吊田横文、亨罗池、琴操；柳宗元招海贾文、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吊屈原文、吊苌弘文、吊乐毅文、乞巧文、憎王孙文；李翱幽怀赋；王安石书山石辞，苏轼服胡麻赋、黄庭坚毁壁；刑居实秋风三叠。朱熹序寄察氏女曰：“晁氏录其少

18、作两赋而独遗此”，考诸临川先生集ii，王安石骚赋三首，少作应为：历山赋、思归赋。考柳河东集注文，二书录柳宗元骂尸虫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瓶赋、晋问，扬雄酒箴。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文，二书尚录苏轼前赤壁赋、屈原庙赋、秋阳赋、中山松醪赋。另郡斋读书志载，二书以王令收轴，未着篇目，殊不可考。从上所窥，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收作品，先秦以荀卿、宋玉为中心，两汉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中心，三国六朝以潘安为中心，唐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心，宋以苏东坡为中心。唐以前作品取格偏宽，多从文选，唐以后作品取法稍严，重在骚怨之情。朱熹评之曰：“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由于晁氏过多参照文选，往往偏离以体录文的原则。他说宋玉高

19、唐、大言、小言、登徒子诸赋靡甚，不类原作，但仅以作者为楚人而录入，这是以人录文；子虚、上林、甘泉、羽猎、大人、反离骚诸篇辞虽闳阔，然终归之于正而录入，这是以义录文；李夫人赋、长门赋非义理之正，但因其词浑丽不可弃而录入，这是以辞录文。陈振孙批评说：“续、变二篇皆楚辞流派，其曰“变”者，又以其类离骚而少变也。新序三篇序其意甚详，然其去取之际，或有不可尽晓者。”朱熹说：“晁书新序多为义例，辨说纷挐而无所发于义理”。故裁去三分之二，删补成五十二篇，以时为序，编成楚辞后语。元人祝尧在晁氏三书的基础上写成古赋辩体八卷，所收除加入山海、鸟兽类数篇赋作外，其余大体从续楚辞、变离骚中来。与之不同的是，祝氏更能剪

20、除烦芜，增补精要，目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和宋体五体，“欲因其时代之高下而论其述作之不同。”iii从所收文体来看，有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等。晁氏以史家眼光看文体演变，认为：“诗之流至楚而为离骚，至汉而为赋，其后赋复变而为诗，又变为杂言、长谣、问、对、铭、赞、操、引，苟类出于楚人之辞而小变者。”iv陈造曰：“归来子之于楚、骚古今正变之意，备且尽矣。”v元人祝尧在此基础上，选取后骚、文、辞、操、歌五体，录入古赋辩体外集二卷，以辩辞赋之正变源流。从所选作家来看，有所谓“非愧原者”，如荀卿、贾谊、扬雄、韩愈等；有所谓“愧原者”，如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等。但晁氏论人颇为通达，

21、如论扬雄曰：“又扬雄为反离骚，反与变果异乎？曰反离骚，非反也，合也。盖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过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以谓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摭其文而反之。虽然，非反，其纯洁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则是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何者？原惟不为箕子而从比干，故君子悼，诸不然与日月争光矣。雄又旁离骚作广骚，旁惜诵而下作畔牢愁，雄诚与原异，既反之何为复旁之？”晁氏虽不赞成扬雄保身之议，但能以意逆志，深窥其用心。朱熹因扬雄曾为莽大夫而讥之曰：“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

22、逮也”，“雄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vi。朱氏更带移世论人，影射时局之偏颇。晁补之论息夫躬、柳宗元、刘禹锡诸人，亦不以其不忠之过而贬斥其文。四晁补之仿王逸楚辞章句之例，在续楚辞、变离骚二书中所收诸作前都置一小序。二书在所录梁以前作品之前略述作者撰述之由，往往言简而意赅，显示了晁太史的史才与史识。李善注思玄赋，言张衡为“汉和帝侍中”，vii李周翰亦言：“诸常侍皆恶直丑正，危衡，故作是赋。”viii晁氏序曰：“思玄赋者，汉侍中张衡之所作也。顺帝引在帏幄，讽谕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已，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犹共危衡。衡常思图身之事，以吉凶隐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

23、情志云。”此段改“和帝”为“顺帝”，改“常侍”为“宦官”，与后汉书张衡传所载相合。晁补之对柳宗元、韩愈作品的序言尤为详赡。惩咎赋序总括新唐书柳宗元传来说明柳宗元的写作意旨，闵生赋序、梦归赋序则引用柳宗元给萧亻免 、许孟容的书信来深析其内容。韩愈吊田横文、复志赋、别知赋、闵己赋、亨罗池等篇前的序文都能于新、旧唐书中考其本末，征引书信，以明其撰述之由。如复志赋序曰：“复志赋者，唐文公韩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从陇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以唐书考之，西公盖董晋也，汉仲舒之后，自广川徙陇西云。初，贞元十一年宣武李万荣死，李乃作乱，邓惟恭缚乃以归朝廷，伏诛。德宗诏晋节度宣

24、武军，始奏愈观察推官。晋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谋乱，晋觉之，械送京师，军廼安。愈序称明年，则贞元十二年也。盖愈自伤幼学，既壮而弗获，思复其志，以晋知已，欲去未可云。”朱熹作楚辞后语，自思玄赋、悲愤诗、复志赋至幽怀赋共十九篇都别无他序，作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往往撷取晁氏所序，由此可见晁氏考订之精要。乞巧文、吊屈原文的序言能考诸经史，参校前文，以释题意。如：“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传曰：周鼎铸倕而使吃其指，先王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故子贡教抱瓮者为桔槹，用力少而见功多，而抱瓮者羞之。夫鸠不能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鸠之鸣逝兮，吾犹恶其佻巧。原诚伤世浇伪，固诋拙以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

25、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虽亦闵时奔骛，要归诸厚，然宗元愧拙矣。”晁补之序也有品评高下之语。长门赋序：“此讽也，非高唐、洛神之比。”登楼赋序：“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词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等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他序顾况日晚歌曰：“可与王维相上下”。晁补之以讽谕为准的，认为曹植赋文胜于质，“赋之卑弱自植始”；又以时代为度衡，认为曹植赋不及汉赋，陆机、陆云赋不及曹植赋，愈流愈远，梁文更加卑弱。晁补之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祝尧的赋论。祝氏古赋辩体论古赋之流变，由古赋而及俳赋，由俳赋而及律赋，由质趋文，渐失古赋之体。明代徐师曾作文体明辩、清康熙作历代赋汇序都袭用之。晁补

26、之追溯赋作的体格源流，也颇见其敏锐的洞察力。如，他论骂尸虫、憎王孙、宥蝮蛇文、讼风伯取意于离骚；瓶赋衍扬雄酒箴之意；晋问取法七发；招海贾文出自大招；囚山赋反招隐士而言之。有些论作品风格的序言，更是情致盎然。如引极序：“结性耿介，有忧道悯俗之意。天宝之乱，或仕或隐，自谓与世聱牙，故其见于文字者，亦冲淡而隐约。譬古钟磬不谐于里耳，而词义幽渺，玩之悠然，若有尘外之趣云。” 晁补之重编楚辞、续楚辞、变离骚三书对辞赋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素。他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忠君品格，并在学统上论证了屈原的正统地位，为后代学者重构屈子精神导夫先路。他是辞赋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辑录骚体作品的学者，所收作品纵贯先秦及宋诸代

27、，横括赋、文、诗、操、曲、骚、问、辞、箴各体，朱熹在此基础上剪除烦芜，由粗转精，编成楚辞后语；祝尧在此基础上依时代品其高下，别文体辩其异同，辞赋研究格局豁然开朗。他的序文或征史传、或引书信、或析文章，深究作者撰述之由，精辩作品渊源流别，其品评之语，亦博而可采。晁补之注楚辞，不但移易其篇次，还对王逸注中某些“浅陋非原本意”的部分“删而存之”，是继南朝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十一卷ix之后对王逸注的修正。稍后的洪兴祖作楚辞补注，全遵王注而补之。x朱熹作楚辞集注，于增删之中抒性情，正义理，隐括成篇。较之晁、洪二人，晁补之为宋代辞赋学风的先导，洪兴祖为汉代辞赋学风在宋代的终结；较之晁、朱二人，朱熹完成了将宋代辞赋学纳入理学思想的整体构建，晁氏对以祝尧为代表的元、明后以辩体为务的辞赋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