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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柳论韩柳对永贞革新态度差异之原因（宗旨同而路线异）个人恩怨：与王叔文等。政治。政治理想：韩愈是“少小尚奇伟”、“志欲干霸王”，柳宗元则立下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大志，但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不同，思想政治观点差异很大。韩愈相信孔、孟“道统”，主张以“扶道树教”的手段整饬人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在思想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柳宗元则热衷于“辅时及物”，改造现实，思想上唯物主义倾向较鲜明。因而，两个人在一生中就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问题进行了不休止的辩论。他们的朋友刘禹锡在韩愈死后写的祭文中回忆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循，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谕谕，因

2、非颜颜。”就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热烈辩难的情况。这里谨举其细者，可见其认识上的尖锐对立。例如国语上记载晋国叔鱼一降生，其母视之即予料必以贿死，韩愈用这个做例子以论证其“性三品说”，而柳宗元写非国语却专门批驳其虚妄；史记晋世家等书记载周成王戏以桐叶为庄封其弟叔虞于唐，韩愈据此以说明圣人出言必信，而柳宗元写桐叶封弟辨，认为行事贵“当”，不必拘守戏言，史记的记载当为谣传。由于两人认识不同，在王叔文改革集团推行政治改革时，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叔文执政，韩愈被贬；叔文失败，柳宗元被贬。这也可见二人政治上的分歧。柳宗元特别不满于韩愈言“天命”，在这方面对之批评甚多，但他非常倾佩韩的文才。韩愈在贞元年间倡导文体

3、和文风革新，提倡一种精炼畅达、骈散间行、接近口语的新型“古文”。柳宗元做为骈文大家，积极响应，改弦更张，也大力提倡“古文”。他后来写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著名的“论文八书”，就是韩愈文论的发挥。元和初年，韩愈写了著名的传奇文毛颖传，受到文坛攻击，人们“大笑以为怪”，柳宗元在永州读到这篇作品，专门写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八年，韩愈做了史馆修撰，柳宗元又致书激励，界以写成一代信史的重任，还给他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送事状。柳宗元死前，还向韩愈托孤。韩愈不满于柳宗元的激进的政治态度和宣扬儒释调合，但后来自己经过政治迫害的磨炼，对柳宗元更加谅解。柳宗元做为“罪人”，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

4、系，但韩愈一直与他保持诗文书信往还。有人向他请教文章，他以一代文宗身分，却推荐一个“南荒”“系囚”柳宗元。他在诗中念念不忘地说:“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柳宗元死后，他写了墓志铭，感慨陈词，寄托遥深，是一篇深情悲悼的纪念文章，也是为一代英才贵志以没的控诉书。二王八司马：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在顺宗李诵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春，发动了一次旨在剥夺宦官兵权和裁抑藩镇势力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它触犯了宦官、藩镇和大官僚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拼命抵抗。在革、保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新政的推行仅仅一百四十六天就匆匆失败了。王叔文、王伾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等

5、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叫做“二王八司马”事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公元805年春天，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革新派，借助唐顺宗李诵的力量，掌握了政权，迅速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方面，他们下令改革积弊以争取民心，如罢大贪官京兆尹李实的官，罢宫市(借皇宫采购物品之名剥夺人民财货的一种手段)，禁五坊小儿(为皇宫饲养鹰犬的人)张捕鸟雀横暴闾里，释放了紧闭在深宫的部分宫女，诏令十月以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并宜除免等等，结果是“人情大悦”(均见顺宗实录)。另一方面，大力任用革新派，迅速掌握财权、军权。王叔文亲自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实际上掌握了财权；以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兵马节度使，并由革新派骨干韩泰担任“

6、行军司马”，实际上夺取了原为宦官所掌握的军权；同时，又严厉打击了意欲扩大地盘的藩镇韦皋、刘辟。(均见顺宗实录)对于这些雷厉风行的措施，韩愈曾写诗攻击说:“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汛澜”(韩昌黎全集永贞行)。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柳宗元是王叔文一派中最积极的分子之一。这个政治派别实际上的领导成员是二王(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史称:王叔文引刘禹锡、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在诸人中“尤奇待宗元”(旧唐书柳宗元刘禹锡传)。因此，改革失败后，柳也被指为“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柳河东集寄许京兆猛容书)者。九月，贬柳为邵州(湖南邵阳)刺史，半

7、道，再贬永州(湖南零陵)司马，最后迁到更边远的柳州(广西)为刺史。对于贞元末年的这一场政治斗争，韩愈与柳宗元持着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也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但是却从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需要出发，极力宣扬孔丘、董仲舒之流的天命观、天才论、人性论、三纲五常等黑货，妄图用它来麻痹劳动人民，维护大地主阶级的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因此他在政治上投靠以大宦官俱文珍为首的顽固势力，主张倒退复古，反对社会革新。在他编写的顺宗实录里，充满了对于王叔文派的敌意和诽谤，集中地反映了他对贞元改革的态度。他指责王叔文“诡谲多计”，“专内外之政”，“朋党喧哗内外厌毒”，骂柳宗元等人都是“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的小人，“日引其党

8、，屏人切切细语，谋夺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等等。更有甚者，在永贞行里竟破口大骂革新派是“狐鸣枭噪争署置”，影射二王的被贬被杀是“共流幽州鲧死羽”，虽死犹有余辜。另一方面，他对于疯狂抵制革新的顽固派如大宦官俱文珍、大贪官李实之流，却歌烦备至，什么“奋其武毅，张我皇威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什么“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上李实尚书书)等等。事实上大贵族李实因为苛敛于民，搞得百姓穷到“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的地步，当李被革新派罢官时，“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顺宗实录)，准备把他砸个稀巴烂。王叔文炳政期间的各项善政，大致可

9、分为两部分。一是抑宦官，如罢宫市，禁五坊小儿，以范希朝统神策军。二是反聚敛，如贬京兆尹李实，停盐铁贡献。在此以前，韩愈即曾上疏极论宫市，分司东都之时，又旧与宦者为敌”。因此，王叔文的抑宦官政策与韩愈的政见并无不同，与韩愈重纪纲的基本政治观更无二致。至于反聚敛，那更是孔子以来儒家“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传统观点。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就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既深受儒家学说的薰陶，对王叔文的反聚敛政策自无不赞成之理。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他就曾和张署、李方叔共同上疏，要求宽民摇，免田租之弊。这一切确如王鸣盛所说，“愈与叔文，事事吻合如此。”此外，西川节度使韦皋遣部将刘圃千渴王叔文

10、，要求领取剑南三川之地，叔文怒欲斩圃，也与韩愈守戒中所主张的防范藩镇政策一致。由此可见，韩愈对革新运动的各项措施，不但完全赞成，有不少实在先已躬行，他与永贞革新决非处于对立地位。不过，韩愈对这次革新运动毕竟没有热情支持，跟柳宗元积极参加的态度终究不同。韩愈曾说:“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后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时之术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说以兴。其言也:天下可为也，彼之政仁也，反于谊，此之政敬矣，决于忠;何居?我其从周乎。曰:周不及殷，其从殷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日三皇氏日遂古之初。暴孽情，饰淫志，枝辞琢正，纷紊纠射，以僻民和，以导民乱。呜呼飞道之去世，其终不复矣乎。”这段话明显是针对前述吠助

11、“用二帝三王法，不壹守周典”的观点而发的，可见韩愈与永贞革新派所信奉的唤赵之学异其趣。在韩愈看来，中唐时期纪纲大坏，异端压倒了代表华夏传统的儒学，这是一个总根源，其他问题都从此而出，所以解决的办法不应当是纷纷改作，“遂一时之术”，而应当是根本扭转汉末以来的趋势，回到中断了的儒家道路上来，以重建纲常秩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抑诡怪而畅皇极”。因此，永贞盆新在他眼中，只是一个枝枝节节的改革运动，是一时之术，并非拔本塞源之道。而且他对王、韦诸人又甚有反感于是形成了韩愈对革新运动的二重态度:一方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完全赞成，另一方面，从思想根源上说，对作为整体的革新运动并无多大的热情。因此，韩愈对永

12、贞革新的失败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对政敌王叔文之败确有快感。另一方面，虽然从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一诗可知，他在贬官阳山一事上对刘禹锡、柳宗元不无怀疑，但是刘、柳毕竟是他素来的友好知己，并且改革派的许多措施又和他自己的政见符合，因而对刘、柳诸人非常之功败于垂成不免有惋惜之情。而他在撰顺宗实录之时，已是元和八年以后，仕途较顺利，个人恩怨之情也已淡薄，对宦官拭逆的所谓“永贞内禅”的内幕又已相当熟悉，于是惋惜之情占了上风。永贞行是他对王叔文泄愤之作，不免言词过激，有失公允之甚，代表了他心情的一个方面;顺宗实录则是个人恩怨已淡之后，因旧史之文而发的平情之论，所以多微辞，代表了他心情的另一方面。对藩

13、镇割据的态度：安史乱后，藩镇势力发展，唐王朝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有人主张恢复殷周的分封制，好像这是解决社会危机的万应灵丹。韩愈在守戒一文中鼓吹说:“诸侯之于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职贡而已，固将有以翰蕃之也。”还口口声声:以秦亡为戒，说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韩昌集集与盂尚书书)，粗暴地歪曲厉史，低毁秦始皇及其推行的郡县制，为地方割据从历史上寻找根据。当然，与此同时，韩愈也说过一些“平藩”的话，参与过裴度平淮西的战役，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当时顽固势力主要采取了“以藩制藩”一的办法，诏令各藩镇出兵，厚加赏赐，结果是讨平一藩，却有数藩发财，中央政权的力量更加削弱，而地方割据之

14、祸越演越烈，终于导致唐王朝从割据走向分裂。正是从“以藩制藩”出发，所以无怪乎韩愈一方面要叫喊“平藩”，叫喊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百般丑化藩镇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如贾耽、董晋、张建封之流为国家的“重臣”，王室的屏障”了。显而易见，韩愈鼓吹分封制及其“以藩制藩”的政治实践，是为因循守旧反对革新，保持分裂割据局面服务的。从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立场出发，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热烈赞扬了秦始皇，指出秦始皇“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的措施大有利于统一事业，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加强中央集权，“此其所以为得也”，秦始皇做得完全正确！他还对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热烈赞扬为“公

15、之大者”，誉之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是一个创举。对郡县制和秦始皇的肯定和赞扬，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的“分封制”及保守顽固势力的否定和批判。人事制度上的不同主张安史乱后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把自己控制下的土地和人民当作私产父子相传，“继世而理”，俨然如分封制下的诸侯。、如河朔三镇(幽州、成德、魏博)的节度使中，成德王氏“继世而理”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亦达五十余年之久。为了给分裂割据以及大贵族官僚的腐败统治寻找理论根据，一些保守顽固势力，就拚命鼓吹奴隶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任亲”传统。韩愈就说什么“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韩昌黎集对禹问)他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的奏状中

16、，建议把国子馆学生，仍依“六典”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还说什么:“国家典章，祟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原，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翰昌黎集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在韩愈看来，不搞“亲亲、贵贵”，就是“膺乱”，必须“革正”。因而对于资微望轻，“以棋待诏”(伺候太子下棋)的王叔文等人，韩愈是一再予以贬刺，并且给人家扣上“小人”的帽子，妄图用反动的血统论为壁垒，将异己力量统统排除政治舞台之外，这和孔丘一再鼓吹的“君子笃于亲”的“任人唯亲”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柳宗元则相反。他站在革新派的立场上，迫切要求打破藩镇、宦官、大贵族官僚等一小撮特权阶层对政权的垄断。他针锋相对

17、地提出了命官以材不以姓(非国语下)的任资原则。他指出: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治理得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论)他把能否任用“贤能”，看作封建国家能否治理得好的一个关键。他尖锐地批判了儒家在用人上的“亲亲”、“故旧”等原则，主张只要有统治才能，那么在任用上不论是“远”者或“新”者，都可以优先于“亲”者和“故旧”。他写道:“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资，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六逆论)对此，他列举史实予以证明:“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

18、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六逆论)这里，柳宗元所列举的张禄(即范雎)、吴起、王猛、李斯，都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或革新派人物，都是“远”者或“新”者；穰侯(即魏冉)、魏成、翟磺、樊世、赵高，则都是反动派，都是反动贵族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或地主阶级保守派，都是“亲”者或“旧”者。显然，这些史实也都影射着王叔文派的际遇，赵高就是宦官头子俱文珍，李斯就是王叔文。(一) 君子小人之见:儒家讲究“亲亲、尊尊”，韩愈所拳拳服膺的孟子就说过，“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软!”儒家虽然也主张“选贤与能”，如儒家的理想人物虞舜、伊尹、傅说等都出身低微，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

19、进身要“由其道”，不能“诡遇”。孟子滕文公下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如钻穴隙之类也。”同书万章上论及伊尹，又说:“吾闻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反观王叔文，一无地宵，二无礼法门风，三无儒学高名，而他所担任的翰林学士，当时有“内相”之称，权势可比昔时的三公。三公应当有“坐而论道，的资格，王叔文却只不过是棋待诏”出身，因有宠于太子而握权。这样的出身，在当时社会中，政治上对他很是不利，连后代对他颇表同情的范仲淹也认为，“叔文以艺进，人望素轻”。在韩愈的正统儒家眼光看来，王叔文正是“以棋要君”，“进身不由其道”，而且又“居非其位”，所以在永.贞行中要低毁他是“小人

20、乘时偷国柄”。至于王呸，“吴语，素为太子之所裘押”，在韩愈眼中，那更是等而下之的“优伶”之类了。(三)柳宗元的政治观是以功利实效为主，较少传统的君子小人之见，因而对“棋待诏”出身的王叔文不存在偏见。在他看来，伊尹的伟大，正在于“五就莱”;暴如夏莱，尚且能“五就”，更何况以天下为己任，又能得君的王叔文呢?而且据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说，他在早年之时叩与王叔文有了深厚交谊，认为可以共建功业。因此，柳、王二人，不仅思想一致，私人感情也是契合无间。哲学领域里儒家道统与法家的顺势而革的思想冲突。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主张政治改革。韩愈则鼓吹先王之道，强调复古。二人看似背道而驰。但是，柳宗元作辨侵伐论，韩愈

21、则作守戒，同样主张加强武备，抑制藩镇，柳宗元作种树郭槖驼传和送薛存义序，韩愈则作赠崔复州序和论变盐法事宜状，同样主张澄清吏治，休养民力。二人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实无多的差异，韩愈之所以强调复古，正在于他强烈感到，不变则穷，非复兴孺学，以变求通不可。这正是中唐时代精神的体现。韩柳二人之所以异，只是在于所取的改革之方不同。韩愈的学术是以儒家为本。但是他作读墨子，主张孔墨相为用，他的原人一文，正是原于墨子尚同。他在长庆间入镇州，说服叛将王廷凑归顺，颇具受命不受辞的专对之材，可见他对纵横术也有心得，足证他还兼采墨家和纵横家。他信奉的是儒家的义理天道观，认为儒学是华夏文化的根本，而纲常伦理又是儒学的根本

22、，这是万古不变的先王之教，所以他的政治原则是道统与纪纲。柳宗元的封建论表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他以为，天道有白然之理，世道也有自然之势，不知其所以然，能顺势立制的即是圣人，决不能逆势而动。其宗旨正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家之术。从他的四维论、守道论、六逆论诸文，可以看出他深有得于正名辩物的名家之学。而伊尹五就莱赞以及与元饶州论政事书又表现了他综核名实，崇尚功利，不取捐介的倾向。因此，他的学术是以道家为体，名家为用，功利为的。他信奉的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自然天道观，政治原则是顺应时势，不惮改作。韩柳二人“道”之不同即在于此。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说:“韩柳业称而道不同。”

23、思想品格在对待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改革”的间题上，二人态度殊异.柳参加了这场斗争，而且是改革运动的中坚，失败后被贬远方永州;韩则持批判反对的态度，后人常因此而对他严加谴责，并以此定韩柳政治思想的优劣.二人表现大相径庭，实际则不然。韩愈年青时实际并没有卷入“永贞乎事件，他是在事后持反对态度，这多数是因宗派矛盾、个人恩怨及士大夫的偏见所致。虽然有其局限，但并不是在政治思想上与王叔文集团有根本冲突.另外，在政治上韩愈维护君权，。柳宗元强调“民生”，。一个眼光向上，一个眼眉向下，似乎不大相同。然而，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韩在朝而柳在野，因而在观察间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

24、同。在中唐藩镇割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君权即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这就意味着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况且，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生人之意”，看他的上天早人饥状和自京师归彭城等文可知.而柳宗元歌唱“生人之意”，确实难能可贵，但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同样是为了当时国家的“中兴”服务的。这就是异中见同。我们再看，韩、柳他们俩同朝为官，也一样坚持除弊兴利的理想而被贬乏，但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做好事，如韩愈在袁州刺史任上，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都曾采取了抑制豪强，释放奴隶的进步措施。柳宗元在“永贞改革”任上失败后，被皇帝点名，永世“不得量移”，实际上是钦定不赦的

25、罪犯.但他仍然坚持真理:“荀宗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顾”。他虽“万受摈弃”，却“不更乎其内，峋更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气节。这些都表现了柳宗元决不向黑暗势力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高尚而正直的思想品格。至于韩愈，在平淮西军伐96吴元济的斗争中，力排众议，主张平叛;因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差点被杀;晚年又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木顾个人的安危，亲赴镇州叛军驻地，单人匹马，义正辞严，消弧一场祸乱，不失英雄本色.所以苏东坡称他是“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劝其思想品格，确有令人敬佩的一面.同样正直而高尚的品格，是韩柳文罕相通的思

26、想基础.宗旨同：韩柳生店在中唐时代，上距“开元之治”不过几十年。经过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强大的唐王朝的“猗欤振世”受到了严重打击，社会矛盾迅速发展和激化。当时严重威胁唐王朝统治的最大危险是藩镇割据势力。他们为了实现割据并世袭的野心，不惜投靠外族。他们对农民加紧敲骨吸髓的剥削，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在实质上是门阀士族势力的死灰复燃，是当时最反动的势力。是维护中央集权，还是支持割据势力，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分水岭。韩愈、柳宗元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具有敏说的思想和眼光，共同预见到了唐王朝的没顶之灾，都勇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力图挽狂澜于未倒。他们

27、在维护中央集权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永贞革新的要旨正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永贞革新事发前，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得罪了权贵李实，贬官阳山。他虽未参与革新，但从总的政治态度来说，是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同情农民疾苦，反对宫市、五坊小儿的。这些都是永贞革新的内容。有人(如宋代方崧卿、清代全祖望)说韩愈贬官是因为得罪了王叔文，主要衣据是韩愈赴江凌途中寄赠三学士诗。诗中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韩昌黎全集卷一)，但仔细推敲诗句，韩愈对眨官的原因自己也还搞不清楚，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柳，刘的赞美和信任之情。根格这诗，可以确定的只

28、是:在永贞革新的酝酿期间，韩、柳、刘曾作过一次或多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韩表示了对王叔文的不满，但不是对永贞革新宗旨的反对。否则，柳，刘都是永贞革新的主将，出谋划策，总揽外事，就无所谓泄与不泄的问题，也不会有后来三人至死不渝的友谊基础了。关于韩愈阳山之贬，宋代的司马光(他对永贞革新是持批评态度的)是这样说的:“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因，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唐纪五十二)因为诗中明明有“二子不宜尔”，所以章士钊先生进而推断王叔文也不至于排济韩愈，他对这事作了考证，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也是公允灼。他认为:“阳山之贬，乃叔文出山一年以前事，叔文

29、当时潜伏东宫，即其谏止太子言宫市事观之，可见是一异常谨慎之人，即今不喜退之，亦何至出头干予朝官之黜陟乎?”永贞革新贬了韩愈的政敌李实的官。顺宗实录贬李实诏说:“比年旱歉，先圣忧人，特诏通科，悉皆蠲免，而实敢肆诬罔，复令征剥。章士钊先生认为诏书出于柳宗元之手，从而断定:“阳山之贬，韦王刘柳直与退之同气相求。”(均见柳文指要第1617页，林云铭评退之阳山之贬)此外，无论在永贞革新前或后，我们都还可以看到韩愈、柳宗元二人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也是一致的。阳城事件是德宗贞元年间轰动一时的重大政治事件。阳城于德宗贞元四年应召入朝任谏议大夫，在任五年，无所作为。为此，韩愈写了争臣论加以讽议，对阳城后来的

30、勇于诤谏起了刺激推动作用。后二年，阳城因上疏弹劫裴延龄，被贬为国子司业。又四年(贞元十四年)又以“党罪人”罪名被贬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余人为阳城鸣不平。当时柳宗元初入仕途，任集贤殿正字，是个小官，但他激于义奋，也闻风而起，写了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对太学生“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的行动给予支持。后来又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立石于太学，对阳城备加赞扬。在这一事件中，韩愈、柳宗元前后呼应，义形于辞色。阳城是不足道的，我们从韩愈和柳宗元对阳城前后表现的褒贬，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上，都竭力支持谏官勇于履行职责，希望皇帝能够倾听臣下不同意见，扶持正气。在如何看待礼与法的作用及如何协调二者

31、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上，韩愈、柳宗元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在永贞革新前夕，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时，给皇帝上了驳复仇议，对“子报父仇”案件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礼与法“其本则合，其用则异，礼与法是统一的:“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所以对“子报父仇”案件要有具体分析，不可偏于行礼，也不可偏于执法。韩愈当时也上疏议论过此事，与柳宗元的意见基本一致。元和六年，韩愈就富平人梁锐报父仇杀秦杲之事又上疏说: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法(按:法律不作明文规定)，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十四)礼与法之为用，是封逮王朝施政的核心问

32、题，韩愈固然是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执言，柳宗元的实际言论也未迢出这个范围，两人都是倾向于以礼来纠正执法之偏的。释奴是柳宗元贬抑后的主要治绩，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极力赞扬柳宗元在柳释奴的功绩，格于当时的拘忌，他煞费苦心地用侧笔点出“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获释者千人。”(这一数字新旧唐书均不载)使我们现在还能窥见柳宗元释奴的历史功绩。不仅如此，柳宗元逝世后，韩愈任袁州划史，袁州也采取了同样的释奴措施，见于他的应所在典贴民人男女状，对袁州境内因债务沦为奴隶的民人，设法让他们补偿赎释。这一切说明，韩愈、柳宗元在攻治上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重大分歧，更没有尖锐对立。政治斗争中相互支持二王八司马获罪的根本原因是永贞革新在藩滇、宦官、守旧势力的联合反击下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