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docx

1、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章 清内容提要 “自五四运动以来”，早已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各种“回忆”所建构的“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也明示了“五四”的影响。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下，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有不同的看法。透过几个个案，一是已走出校园者，一是在校学生，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对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颇有差异，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及中国社会的多样性。而“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亦可帮助后人更好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中心”在向“边缘”渗透，“边缘”

2、也发生着向“中心”的认同。关键词 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 中心 边缘不知从何时起，“自五四运动以来”，成了固定的叙述模式，描绘个人的成长，揭示社会之变迁，往往都离不开这样的开篇。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都在明示“五四”的影响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地位。近些年，情况才稍有所变。不乏学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很显然，打通“晚清”与“五四”，多少可以从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识“五四”（自然还远谈不上“长时段”），也动摇着历史叙述的架构。不宁唯是，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问题，也进入学者的视野。论者阐明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以及“新文化”由涓涓

3、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还特别提示对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实际上有相当的出入。对此，似有必要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对于“影响”的探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的参与者，关注的是“有”；而不受此影响的却成为“失语者”，皆归于“无”。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林林总总的“回忆”，所提供的即是“有”的情况。对新青年的“阅读”也是如此，各种“回忆”建立起“读新青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叙述模式。然而，同样可以基于“无”展开叙述，因为阅读的“时日”，同时也在证明此前未曾“接触”新青年。这样的音调或许不那么“和谐”，却也有所浮现。1907年出生于浙江海

4、宁一个偏僻小镇的王凡西即表示，“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知道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已是一二年之后了。生于1930年的余英时先生也言及，在故乡安徽潜山官庄乡这个典型的“穷乡僻壤”度过的八年岁月，不但没有现代教育，连传统的私塾也没有。在其16岁以前，根本不知“五四”为何物。生活于偏僻之地，不知“五四”，倒容易理解。不过，别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1922年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有这样一题“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据学生杂志一篇文章透露，以“五月四日开运动会”解释“五四运动”的考生，“很有几位”。研究的情形也并不乐观。

5、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年由现代书局出版，清华周刊登载的一篇评论就指出，近几十年所发生的“或者只有春秋战国时代才能相媲美”的空前的思想变动，“不幸得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能将这个复杂撩乱的情形，撷英咀华，作简短握要的介绍。有之只是几篇不尽不实的论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这又怎能满足青年的希望呢！”这样看来，关于“五四”的影响，仍是有待深入检讨的问题。论者曾提出关于“五四”的记忆问题，指出“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曹聚仁在回忆中即坦诚：“我之回忆五四运动，已在五十年后，用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座纪念碑，观感自有不同。”事实上，担心五

6、四被“遗忘”，也算得上持续不断的声音。1935年5月，胡适接连写下关于“五四”的两篇文章，原因无他，“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到50年代的台湾，作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殷海光更发出这样的叹息声，“五月四日这样重要的节日，几乎被人忘记了！”“记忆”与“遗忘”，或许正构成“后五四”时代的历史基调；“五四”的历史也由此“建构”。 这也是本文提出基于“中心”与“边缘”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由所在。依拙见，如能在更为广泛的视野发掘具体的阅读经验，即将问题转换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则对此的认知，或能提供新的视

7、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所呈现的“多歧性”特质，今日已成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共识”。这既有助于推动从“边缘”看“中心”，展示更多的图景，同时也表明，针对所谓的“边缘”立说，并不容易，很难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故此，本文对此的检讨，所提供的也仅是私人的阅读经验，试图透过几个个案，分析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被“阅读”的。内中不只关注新文化是如何传播的，还期望能展现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个体“阅读”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所发生的“变异”。这样的“图景”与“中心”所展现的无论是否相似，或都有俾呈现新文化运动的多姿多彩性，也更为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一、新青年作为“中心”的确立所谓“中

8、心”与“边缘”，实在是过于宽泛与模糊的字眼，这里也无意加以严格限定，只是试图说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背景下对新青年所象征的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心”与“边缘”，更多来自时人的自我认定，事实上，“中心”之成为“中心”有赖于“边缘”；“边缘”也不断产生对“中心”的认同，二者本身形成互动关系，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妨首先展示“中心”的情形，论者提出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就阐明了新青年之成为“中心”所经历的曲折。换言之，尽管在时间的把握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新青年构成“中心”，却是难以回避的问题。仅从“中心”所提供的信息，无论是作为“生意”，还是“阅读”，

9、都不难发现这一点。作为“生意”，新青年最初的确可用惨淡经营来形容。陈独秀1913年亡命到上海，找到汪孟邹，表达了出一本杂志的想法，并表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但当时的亚东正在印行甲寅杂志，没有力量做，于是介绍给群益书社出版，但最初每期只印一千本。且只发行了6号，就停刊了半年。对此，陈也是颇为沮丧的，“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不过，所谓“生意”，却不能限于杂志本身，结合出版杂志的书局加以考虑，就颇为必要。经营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就透露出书局对出版杂志的考量。1916年3月13日，张在日记中曾记载一事，“时报将不之

10、”，颇希望商务能够“附股”，他却表示，“本馆近来对于报事甚淡，恐难附股。”时报估价较高，是商务没有兴趣的原因；其所说的对报事甚淡，也未尝不是实情。不过，1916年6月7日日记中又提到另一事：“代售船山学报，告傅卿函询湘馆，总馆代印价已收足否。不登报无销路，催交报费方可代登。”这里也指明了书局与报刊形成的关联，“登报”与“销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生意”的角度，有必要考虑到这一层，不能单从杂志的印数来核算成本。群益书社之所以愿意发行青年杂志，除了其他原因，部分也是因为有这个窗口，可以将所出书籍，进行推广。从创刊号开始，群益书社每期都刊登了不少书籍广告（绝大多数为群益书社的出版物，少量是

11、其他杂志与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并发布通信购书章程，书局由此获益，不可不提。而书局业已建立起的发行管道，对杂志的发行来说，也至关重要。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期开始列出“各埠代派处”，计有49个城市与省份的76家“书局”。这当是指群益书社已建立起的发行渠道，也大致可推断新青年杂志借助这样的渠道可能发行到何地。这也是不可忽略的“生意”，也算是新青年所搭上的便车。与之适成对照的是，1919年1月创刊的新潮杂志，就显出别样的情形，其社员只管编辑出版，发行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主持，“发行面是非常狭小的”，“代销处也只限于本校，北京的一些高等学校及书报摊”，而外埠由于“不登广告，只靠同道的几个杂志互相介绍，知道

12、的人不多”。顾颉刚在日记中也透露，由于不能依托书局，新潮的发行颇为曲折；日记中所保留的社员之间通信，也不乏内容关切如何与书店打交道。关乎此，张静庐曾以一个“出版人”的身份有所总结：在几百几千种杂志中，要使你的刊物从那里窜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要使各地的读者都晓得有这样一本东西（买与不买是另一问题），第二，要使它能达到每一家贩卖书店（卖得掉与卖不掉是另一问题），第三，要使读者怎样会拿出钱来买你的杂志（满意不满意是另一问题）。相应的，新青年提供的另一种“生意”，也同样重要，那就是与“学”结合，编者有此用意，读者亦复如此。新青年创刊时的“社告”，第五条即明示：“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

13、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该杂志第1、2卷的“通信”栏，也显示出读者所关心的集中于“问学”，尤其关切学习某一门知识，该读何书？哪所学校最佳？因此，关于“学”与刊物的关联，也是不可忽略的层面。所谓另一种“生意”，即是要考虑报章杂志的“色彩”问题。依拙见，且不论来华西人最早创办的中文报刊成为“西学”的重要载体，与“学”的结合同样是晚清士人发行报刊值得注意的“生意经”。这关乎学科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成长，从学科构成报刊的主要栏目，以及任用学者来办报，都体现出这一点。唐才常所撰湘报叙，就强调说：今乃海宇大通

14、，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什伯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一份标榜“觉民”的刊物，也阐明“夫积民而成国，断无昏昏沉醉之民，而能立国于竞争之世”。因此，“学生攻书之暇，出一杂志，以写种种事情，若者良，若者不良，内而己国之事情，外而全球之大势，无不登诸报端，以输入文明，其计至深远也。”该刊登载的第一篇文字，同样强调“阅报”之有益，指明报者乃“新学之母”。时

15、报1911年刊登的一篇文字，还提出“印刷物可觇文明程度之高下”：“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各国每年所出新书籍，无虑数十万种，各国每年所出杂志，无虑数十百种，各国之操新闻业者，每日所出纸，无虑数十万份。”换言之，“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作者忧心的是，“试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虽遍登广告，然大抵翻印旧籍者仍有多数，而新籍则几如凤毛麟角焉。以此风气验之吾国今日守旧者仍多于开新者，此则中国前途最可忧之一大事也。”新青年被带到大学，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催生出另一种形态的杂志。可以说明的是，1918年前

16、后读书人广泛介入办报刊的活动，从报业的角度也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戈公振曾表示，“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说“生意”的兴旺，最说明问题的即是大学中人广泛介入到创办刊物的活动中。以北大来说，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底提供的资料，北大之“定期出版品”包括有：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数理杂志、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半月刊、评论之评论，“其现在暂行停刊者为国故月刊、奋斗周刊，曾经拟议尚未实现者，有史学系之史学杂志

17、与地质研究会之地质杂志。”还特别提到：更有许多本校之学生，因鉴于文化运动之事业，仅及于通都大邑，殊未尽善，乃各就其乡土之情形，从事研究调查，以谋补救。即就其调查研究之所得，在北京办各种定期出版品，编辑印刷完竣后，再行寄回各处。如四川学生所办之新四川，浙江兰溪学生所办之新兰溪、永嘉学生所办之新学，陕西学生所办之秦钟，安徽学生所办之安徽旬刊，直隶武清教员及学生所办之武清周刊等，福建学生所办之闽潮半月刊等等不下十余种。其余若新青年，为本校前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所主持，撰述者多为本校教职员学生。新教育为现代理校长蒋梦麟先生所主持。新生活为本校职员李辛白先生所主持。国民杂志为北京学生界所办。少年中国月刊为

18、少年中国学会所办，而主持之者均为本校学生。学人投身到刊物的创办中，也成为自觉的行为。新潮杂志发刊时，傅斯年就不无意味地表示，“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还解释了刊物之缘起，一致的看法是“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张国焘也描绘了那个年代读书人之选择办刊物，差不多成为“行动的第一步”：“要救国，就要组织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都想借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推而论之，整个新文化运动即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中国

19、新文化的勃兴，可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凡此无一不属于出版事业。”而且，“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各国也莫不如此。盖因近代印刷术的发达，差不多成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文化流传的工具，所以出版事业也成了促进文化的主要动力。” 从“生意”的角度，由于材料的限制，无法如探究百科全书一般去追问五四时期“启蒙运动的生意”。但上述种种，却多少说明新青年构成“中心”的缘由及具体展现。基于此，立足“边缘”看“中心”，也成为可能。不过，要展示对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杂志的阅读，还有必

20、要对晚清以降所呈现的阅读生活，略加说明。毕竟，对新青年及新文化时期报刊的“阅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二、“阅读”报刊：成长的阶梯系统勾画报纸杂志在晚清的发展，殊无可能。可以明确的是，“京报”、“邸报”及“宫门抄”、“辕门抄”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构成帝制时代信息传播的主要管道，也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当晚清士人走向报章的创办，也主要基于“上下通”、“中外通”来理解报章之功能，发展也颇有曲折。宋恕在一通信函中即表示：“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上海！”严复对此也是冷眼相看，他在给汪康年

21、信中念念不忘所谓的“庶人不议之例”，就道出报章在中国发展遭遇阻力的缘由。孙宝瑄更是有言，“今之所谓舆论，乃最不可恃之一物也。”因为，“天下最普通人占多数，其所知大抵肤浅，故惟最粗最浅之说，弥足动听。而一唱百和，遂成牢不可破之舆论，可以横行于社会上，其力甚大，虽有贤智，心知不然，莫敢非之。”时务报创刊时介绍“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即指明了这一点：“学会报馆在西国已成习俗，在中国则为创见，是以开办之始动遭疑阻。”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到20世纪初年梁启超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甚至还不乏文章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

22、。”可以说，经历晚清的发展，至民初时，对报刊的定位已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阅读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官方对于“阅报”的提倡。以张之洞来说，劝学篇就列有“阅报”篇，指明“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由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

23、男子学问之一助也。”能够实现“寡交游，得切磋”。时务报发刊后，张当即表示：“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不仅通令湖北全省订阅，还为湖北省、府、州、县各衙门以及各局各书院各学堂统一订购共288份。其辖下之两湖，也成为上海之外销量最大的两个省，均超过一千份。推广之力度，不可谓不大。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从一开始，即有培育“阅读公众”的自觉，呼吁农工商贾、妇人孺子各色人等，“莫不能阅报，莫不视报为三字经，为百家姓，为感应篇，为阴骘文，为聊斋志异，为三国演义。”甚至表示，“世有以予言为为然者乎，请以阅报人数之多寡与报馆之有无推广卜之也。”19

24、03年创刊的湖南演说通俗报，还揭示出地方上的回应，也颇为积极。该报创办后，“抚部院通饬州县，谕令城乡士民，广为购阅，以广化导。”并明确指示，“各乡各团均有公费，各团订购一册，所费无多，收效甚大，亟应谕饬尊办。”稍后刊登的一篇署名储能子的文章，即讲述了该报如何“畅销”的情形：醴陵县，原由抚宪饬洋务局，派阅通俗报二十份，张大令为之提倡，各团境长，大家购阅演说，近已共销一百四十二份。彼都人士，可谓热心牖民，开通之极。现闻长沙善化湘潭湘乡平江浏阳各团绅，皆拟购买通俗报，共兴演说，况各团皆有公款，报贽甚微，惠而不费，但得贤令尹一谕帖，则不患有人阻挠。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方之外，更为普遍的情形则是，各地

25、有识之士纷纷开办阅报所。政艺通报1903年就登载有开办晋明书报所简明章程，指明“本所之设，在开通晋人之智识，改良晋人之性质，俾知我国与各国竞争在学问而不在血气。无学问，则人挟幽并之健，地负关河之雄，徒酿乱阶，靡雪国耻。至本所阅书报者须咸励此志。”还制订相关规定，如“所中除阅书报外，不得闲谈或任意喧哗。”具体阅读办法也有：“凡来所阅书报者，本所备有取书凭条，可自注明所阅之书，向干事员领取。不得擅自取阅，或将各书颠倒错乱，致碍检查。”还鼓励晋省官绅士商能“捐助图籍、经费”，“以志公德”。东方杂志所登载之各省报界汇志，除介绍各地新出报刊的情况，也展现了各地所设阅报社的情况。如介绍山东的情况说：济南官

26、报馆主笔李明坡征君，现于布政大街设一阅报馆，各报具备，任人往阅，不取分文。蓬莱李叔坚大令近以寒士阅报无资，特捐廉购报，散给各乡生童阅看。其阅报规则，远者令各社社差限日送到，互相传观，观毕，于下次送报日将上次所看之报缴回；近者于课校士馆时分领回家阅看，每六人共看报章一种，阅讫于下期与课时，将旧报缴回，另领新报云。还介绍四川推销报刊的情况说：“四川官报发行后，各府厅州县均已派定销数，现复推销云、贵、陕、甘、湖北等省，每省各一百分。”就此而言，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印成都通览也提供了颇为重要的信息。该书这样介绍“成都之报界”： 成都向无报章，只有各州县驻省之京报，辕门抄而已。自戊戌年富顺宋芸子先生创

27、办渝报，渝报立未久，尊经书院改立蜀学报。马君子波创售时务报，始见国闻报、时务报等类，戊戌均绝灭无存。庚子后，图书局傅樵村始同苏君星舫创立算学报，辛丑傅樵村立启蒙通俗报，并代派京沪各报。二酉山房、算学书局、安定书屋诸处继之，中外各报始畅行。若成都发行之报，只学务公所之学报、官报书局之官报、成都日报三种而已。官报性质为行政机关，系宛平陆天池先生所创立，钱叔楚先生继以成都日报，桐城方和斋提学复出教育官报，皆派发各州县分阅。官办之报，性质与民报不同，然均不可偏废也。近来阅报之风气，渐次开矣。（傅樵村收藏各报甚多，光绪三十年捐送三十余箱入高等学堂）。除介绍成都晚清所创办及代派报刊的情况，还具体列出了“成

28、都售报所”，及随时可购之报的名录，并且说明“阅报公社”提供的报刊具体有哪些。相比于“中心”，成都算是“边缘”之地，其展示的图景，多少说明晚清报刊发行及阅读的情况。1903年开明书局出版的王维泰所撰汴梁卖书记，还记录了书商也介入此事，“欲在省城设一阅报看书公所”，并且“纠合同志，集资赁屋”，以推进之。此事也得到积极回应，“已择地开办，并托寄各报”。具体到个别人物阅读报刊的情况，也不乏相关的资料说明。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其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就展示读报章已成为其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说明其与杂志的关联已如此之深。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

29、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还远涉东京、上海。舒新城也提供了相似例证。如果说成都已是大城市，舒的家乡湖南溆浦，只算得上偏僻的小县城。其早年教育是在湖南家乡完成的，1907年考入鄜梁书院，翌年改入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因为剩余时间很多，看了很多“新书”：“以溆浦那样偏僻的地方，当然购不着什么真的新书，但阅报室中有时报、新民丛报、国粹学报、安徽俗话报及猛回头、黄帝魂、中国魂、皇朝经世文编、西学丛书、皇朝蓄艾文编、时务通考等等。”这表明晚清时阅报室的出现，为青年学子提供了广泛阅读学书籍和报刊的机会。对此，舒也有颇多感受，“我自未满五岁进入私塾就学，至民国六年夏毕业高师为止，共

30、度二十年之学生生活。虽然因为父母与师友的种种教导、熏陶，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数十年来，不曾有一日离开书报与纸笔。”上述种种，皆说明清末民初报刊发行及产生影响的情况。至于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更有太多例证，李欧梵尝试为“五四”一代做一个“集体素描”，即突出了读报章这一环节。在这个背景下，再来具体检讨新青年创刊以后被“阅读”的情况，及所产生的“反馈”，也有所依托。三、阅读新青年：金毓黻的故事王汎森曾提出“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的问题，认为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一个新的“阅读大众”，为争取这些新的读者，以营利为考量的出版业者因而随之变化。就对新青年的“阅读”来说，其范围

31、是极为广泛的。通过各种渠道，远在美日的留学生，以及生活于偏远之地的少年，都提供了阅读的证明。但如何阅读，是否呈现出“中心”与“边缘”不同的色彩，也值得关注。这里主要选择几个个体的阅读经验加以检讨，试图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已走出校园者情况，一是在校学生的情况。前者以身处东北的金毓黻为个案，后者则选择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和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陈范予为例证。金毓黻（1887-1962）的读书生活是从6岁入私塾开始的，尽管16岁时曾一度辍学习商，却“一日未尝废书”。从1906年重新就读家乡辽宁省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按照新式教育的阶梯一路走下去，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门。返回东北后

32、，金任教于沈阳文学专门学校，兼任奉天省议会秘书，从此往来于沈阳、齐齐哈尔、长春之间。金毓黻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3月开始记录，展示了虽地处“边缘”却广泛接触“新知”的例证。从其阅读范围来看，是颇为广泛的，传统典籍之外，所点评的时人著作包括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任鸿隽科学方法论讲义，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章太炎訄书、检论，王闿运湘军志，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实用国语文法、清代学术概论等。1920年9月5日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由图书馆借到新出版书数种，拟分类读之。一、科学方法论；二、文学概论；三、国语文法；四、文字学；五、史学。近日学术界革新之事业方法有二：一曰整理国故，一曰迎受新潮。新潮之输入者，已具有条理，自无整理可言。至言整理国故，则多主用科学方法。胡氏中国哲学史之著，其见端也。然科学方法之何若，为研究学术之阶梯，引为先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