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docx

1、第八章宋朝法律制度第八章 宋朝法律制度（公元960年1279年）重点、难点 ：一、宋刑统及编敕、编例的立法特点；二、宋朝刑事法律内容的主要变化；三、宋朝民事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四、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唐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状态。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1127年，北宋被金政权灭亡，康王赵构继而即位，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1279年被元朝所灭。北宋统治前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先后建立政权，并长期与两宋王朝对峙。916年，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47年，耶律德

2、光改国号为大辽。1125年，辽被金国所灭。1038年，党项族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它先后与北宋、辽及南宋对峙而立，1227年被蒙古军灭亡。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达建立金国，并先后灭掉辽及北宋。1234年，金被蒙古军与南宋联军灭亡。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元朝结束了两宋时期各民族政权分裂并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全国。1368年，元朝被元末农民起义推翻。宋辽金元时期持续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法制并存的时期。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社会问题相当尖锐复杂，其法律制度的时代特色最为鲜明。宋朝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加强

3、统一，防止分裂，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因而立法活跃，法律形式多样，重法惩治“盗贼”犯罪，注重法律对经济关系的调整，诉讼审判制度有重大发展，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更为严密。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制日趋汉化，但又大量保留原有的民族习惯，因而具有强烈的民族统治特征。一、宋朝立法概况（一）立法指导思想1、加强控制，集权君主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首先，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兵权，重新编配禁军，将藩镇所辖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

4、之中，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禁军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此后，又剥夺节度使全面掌管地方军事、行政、财务的权力，将其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节度使成为虚衔。其次，由朝廷直接派遣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使地方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同时，太祖、太宗时要求各州，除地方财政所需之外，每年收入全部送交京师，将财权也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无法聚积财富与中央抗衡。第三，皇帝加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控制，除重视制颁法律并不断提高编敕、编例的地位外，还将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2、崇文抑武，强调慎

5、法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3、义利并举，重视经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者一向推崇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进入两宋时期

6、，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其突出表现是功利主义学派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坚决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和抑商政策，主张义利双行、农商并重。为了尽快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商品经济与富国强民息息相关，传统的抑商政策应有所改变。神宗就曾下诏：“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于是，“贵义贱利”逐渐转向义利并举，从官僚士大夫到民间百姓开始言财谈利。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民商事立法的活跃。（二）主要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刻印颁行宋朝立国之初，仍然沿用唐末的律、令、格、式及五代时期的法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

7、，命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制定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下诏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大法，其内容源于唐律疏议，体例源于唐宣宗时首创的大中刑律统类，并在后周显德刑统的基础上参酌详定而成。宋刑统共12篇，30卷，213门，502条。虽然其篇目、条数与唐律完全相同，内容的差异也极为有限，但仍然有其自身的变化和特点。第一，改称“刑统”之名。宋朝以前的重要法典，基本称为“律”。宋刑统则继承唐末五代的法典编撰形式，将法典改称为“刑统”，使中国古代的法典名称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分门类编内容。宋刑统将各篇予以分类，在每篇之下，依据条文顺序

8、、内容、性质，将律文分为若干门，门下再分条，确立了分门别类编排律文的形式。第三，刑律统类体例。宋刑统将唐朝开元二年（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近250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审定选取177条，经皇帝批准后，每条前均冠有“准”字，附于相关律文之后，确立了刑律统类的新体例。第四，增设“起请条”。所谓“起请条”，是窦仪等人修订宋刑统时，根据社会变化及专制统治的需要，对原有律文和敕、令、格、式等予以审订，就一些具体内容提出调整变动建议，奏请太祖批准后，收入宋刑统的新增条款。起请条共32条，每条前均冠以“臣等参详”字样。第五，总汇类推条文。唐律有“余条准此”内容44条，分别列在各有关律文之后，属法

9、律类推性质。宋刑统将其总汇为一门，冠以“一部律内余条准此条”之名，集中列在名例律中，便于使用。第六，删去篇首疏议。唐律疏议每篇篇首都有疏议，内容包含篇名的渊源、变化、地位等，虽然具有一定意义，但对律文规范的实施并无实质影响，不存在任何法律效力问题。宋刑统删去了每篇篇首的疏议。宋刑统颁行后，曾进行过几次修改，但改动内容不大，它始终是两宋时期广泛沿用的一代大法。2、编敕与条法事类（1）编敕宋刑统制定颁行于北宋初年，有些内容很难适应后来的社会变化。因此，两宋政权不断通过编敕弥补刑统之不足，编敕也就成为宋朝经常性的立法活动。正如宋史刑法志所载：“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敕是皇帝发布诏

10、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律，可以对特定案件作出与律规定不同的裁决。但敕一般是在特定时间、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发布的，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与稳定性。编敕就是对单行散敕进行整理汇编，将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宋朝编敕活动极为频繁，敕条越编越多，不但新帝即位或改元要重新编敕，而且朝廷、地方都在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如太祖时建隆编敕有4卷106条，太宗时太平兴国编敕有15卷之多，真宗时咸平编敕竟多达12卷18 555条。宋朝的编敕，北宋多于南宋。尤其神宗即位以后，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编敕，进一步提高了敕的地位，明确规定：“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

11、。” 以致最后出现了以敕代律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立法目的。（2）条法事类由于编敕是以时间先后为序，将散敕综合统编，往往同一内容散见于不同篇目中，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到南宋时期，又将相关的敕、令、格、式等依事项分门别类综合编纂，创制了“条法事类”的新形式。这种立法既加强了敕令格式的内部协调，又便于司法官吏检索适用。如宁宗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就是至今保留下来的有关行政、财税、经济以及刑狱等方面的综合法规。它原有八十卷，现残存四十八卷，是研究宋朝法律制度的极有价值的史料。3、编例与特别法规（1）编例神宗以后，法律形式变化较大，不仅编敕地位提高，而且出现了编例，成为宋朝重要的立法活动和

12、法律形式。例分为条例和断例两类。条例是皇帝或中央机关下达的指示命令，亦称指挥；断例是判案成例。编例就是由专门机构将条例和断例加以整理统编，使其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编例始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如仁宗时有庆历断例，神宗时有熙宁法寺断例、元丰断例，哲宗时有元符刑名断例，高宗时有绍兴刑名疑难断例，宁宗时有开禧刑名断例等等。宋朝规定，例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只有常法无正条规定时，才可引例判案定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官吏却常常依例断案，甚至“引例破法”，造成了司法状况的混乱。编例作为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也影响了后世的立法活动。（2）特别法规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宋朝制定了一系列特别刑事法规

13、，作为普通法的重要补充。其中尤以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为突出代表。如仁宗时有窝藏重法，英宗时有重法地法，神宗时有盗贼重法，哲宗时有妻孥编管法等。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些特别刑事法规，加强对民众反抗的镇压。二、宋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一）刑事法律内容1、刑罚制度的变化（1）创立折杖之法宋朝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隋唐以来的五刑制度。但鉴于唐末五代刑罚过于苛重，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建隆四年（963年），吏部尚书张昭等奉诏创立了一种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列入宋刑统中。折杖法作为一种代用刑，是将五刑中的笞、杖、徒、流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宋刑统名例律五刑门规定

14、了折杖法的具体内容，其中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至二千里，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均配役一年；徒三年至一年，分别决脊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杖后释放；杖一百至六十，分别决臀杖二十、十八、十七、十五、十三；笞五十决臀杖十，笞四十与笞三十决臀杖八，笞二十与笞十决臀杖七。折杖法是一种“折减”性质的新刑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具有一定作用。但其适用范围有限，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因此，折杖法的创立并未改变宋朝刑罚不断加重的趋势。（2）滥用野蛮酷刑北宋初年，为宽贷死罪，开始使用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 的惩罚。这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

15、刑措施，实质是古代肉刑的复活，而且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刺配在宋初并不是法定常用刑种，宋刑统也没有此项规定，而是以皇帝诏敕形式，对某些人临时发布施用。起初是对死罪的宽贷，但后来却逐渐突破其限制，被广泛使用起来。太祖时就有黥面、流配的诏敕，太宗时刺配刑已滥加施用；仁宗以后，有关刺配的诏敕逐渐增多，并被列入编敕，上升为正式制度。至南宋时，刺配人犯已多达十余万人之众。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因荆湖（今湖北江陵）地区杀人祭鬼，开始沿用五代时期的凌迟酷刑。凌迟亦称陵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肢体，使受刑者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神宗以后，凌迟的使用逐渐增多，主要

16、用于镇压危害特别严重的犯罪。至南宋孝宗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将凌迟列为法定死刑之一。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定死刑均有凌迟。宋刑统在绞、斩两种法定死刑之外，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的酷刑，对一些罪行严重的死刑犯施用重杖活活打死。该刑适用于十恶重罪中的不道、大不恭、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六种应处绞、斩刑的犯罪。此外，宋朝还施用许多法外酷刑，如腰斩、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等，以镇压民众的反抗。2、重典惩治盗贼北宋建立之初，为缓和社会矛盾，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刑罚苛酷的状态，曾对一般刑事犯罪减轻处罚，但对盗贼犯罪则仍旧重法严惩。宋史刑法志即指出：“祖宗

17、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这是由于宋朝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始终异常尖锐和严峻，农民起义对宋朝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镇压广大民众的反抗，宋朝推行重典惩治盗贼的刑事政策。首先，宋刑统作为普通常法，对盗贼犯罪的量刑比唐律明显加重。如强盗罪，唐律根据是否持杖、得赃多少分别处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再如窃盗罪，唐律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至五十匹罪止加役流。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却规

18、定：“捉获窃盗，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又如制造妖书妖言或传播惑众罪，唐律规定：影响三人以上者绞，不满三人者流三千里，为害不大仅杖一百。宋刑统贼盗律附敕则规定：“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其次，宋朝专门制颁了一系列重典惩治盗贼的特别刑事法规，如窝藏重法、重法、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等，进一步加重惩处盗贼犯罪。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将该地区划为重法地；凡在重法地犯盗贼罪或包庇窝藏盗贼者，一律按重法严惩。嘉祐七年，正式颁布窝藏重法，又将重法地扩大到开封府相邻四州。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再度重申重法，凡在重法地捉获的

19、强劫盗贼，不论是否当地居民，即使犯在立法以前，也一律适用重法；本人应处死刑者，妻子骨肉送千里外州军编管，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本人应处徒流刑者，刺配远恶州军牢城，妻子骨肉送五百里外州军编管，家产一半赏给告发人；即使遇有赦令，编管者也不得返回原籍。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又颁行盗贼重法，在继承前代重法的同时，扩大了重法的适用范围，将重法地由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神宗元丰年间，全国共有二十四路，其中十路皆为重法地。当时还进一步规定：“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间，或群行于州县之内，劫掠于江海船筏之中，虽非重法之地，亦以重法论”。各地官员如捉捕盗贼不

20、利，也将受到严厉制裁。此后，哲宗、徽宗统治时期，均沿袭盗贼重法，严惩盗贼犯罪。3、严惩“贪墨之罪”贪墨即指官吏贪赃枉法行为。北宋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吸取五代吏治腐败和贪墨之风盛行的教训，实行从严治贪的方针。太祖、太宗时期，常将贪赃枉法的官吏处以弃市或杖毙于朝。如建隆二年（961年），大名府永济主薄郭顗坐赃弃市，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太宗天平兴国三年（978年），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宋初还规定，对贪赃枉法之官，不得适用请、减、赎、官当等特权之法；职官以赃论罪，遇赦不得叙用，永为定制。但自真宗以后，贪赃或监守自盗，虽“罪至极法”，却多被宽贷，统治者对官吏逐渐采取较为宽

21、容的政策。南宋时期，又曾下诏继续严惩贪官污吏。（二）民事法律内容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宋朝民事法律关系异常活跃，交易活动普遍契约化，民事法律内容不断成熟完善，这成为宋朝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1、租佃契约宋朝以前，租佃关系建立在超经济强制的基础上，佃农与地主之间并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人身依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佃农不得随意离开土地，也没有换佃的权利和自由。唐末五代以来，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削弱，一些佃农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宋朝建立以后，将全国居民按有无土地分为主户与客户两大类，佃农被编入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再是地主豪强的私属户口；也有一些农民因开辟荒地，编入有土地的主户。于是，以契约形式为基础

22、的租佃关系开始发展起来，并得到宋朝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规定：租佃双方应“明立要契”，“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倘若佃农违约，不按期交纳地租，地主可向官府控告，要求合法保护。但北宋初年，人身依附关系与契约关系二者并存，佃农要想离开地主，必须取得主人的“凭由”。至仁宗时规定，佃农依据契约交完地租后，即可与地主商量去留，而不需要取得主人的“凭由”，地主不得干涉阻拦，否则可告官论断。同时，宋朝法律还严禁地主私自处置或伤害佃农。这种租佃契约关系，在保护地主阶级权益的前提下，也有利于佃农身份地位的某种改善。2、典卖制度宋朝的买卖形式有绝卖和活卖之分。绝卖是随买卖关系的成立，

23、所有权也彻底转移。活卖又称典卖，即以物品或人身质贷以钱财，其所有权并不因典卖关系的成立而转移。在约定的期限内，业主可从典主手中回赎原物；如逾期不回赎原物，典主即可自行处置。典卖在唐朝以前即已出现，南朝一些城市或寺院就设有质库（当铺），人们常以财产抵押“质钱”。唐朝典卖又称典贴。但典卖成为普遍现象，并上升为制度，则是进入宋朝以后。为了规范典卖制度，宋刑统户婚律专设典卖指当论竞物业一门，具体规定如下。第一，契约为凭。业主与典主双方达成协议后，必须签订契约，“当面署押契贴”，并经官府批准认可，“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宋朝典当田宅须持红契，契约一式四份，由双方当事人、纳税机构和县衙各执一份，缴纳税

24、钱，交割完毕，官府验明入案。红契不仅是被课税钤印，而且体现了官方对民事契约的认证管理，既保证契税的征收，又减少民事纠纷的发生。第二，典权归家长。家庭财产的典质权属于家长，“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如违反规定，卑幼欺瞒尊长，“专擅典卖、质举、倚当，或伪署尊长姓名，其卑幼及牙保引致人等，并当重断，钱业各还两主”。第三，典卖顺序。按该“问帐制度”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必须“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但允许典卖给出价高者。如虚抬价格，或互相欺诈，则要“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第四，严禁一物两典。“有将物业重叠倚

25、当者，本主、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不分受钱者，减三等”论罪定刑，并且要“征钱还被欺之人”。第五，典物时效。凡典卖契约保存完好，原业主可在约定期限赎回原物；原业主身亡，其子孙骨肉在世，且“证验显然者，不限年岁，并许收赎”。超过赎典期限，“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辨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可由典主自行处置。宋刑统有关典卖制度的规定，是宋朝商品经济日趋活跃，货币流通不断扩大，民事法律关系空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当时的典卖业主多为生活困苦的贫穷农民，他们以低价典卖土地财产后，往往无力收赎。因此，典卖制度成为土地兼并转让的一种手段，促进了土地的迅速集中，加速了

26、财产私有权的转移。3、继承制度宋刑统在继续沿用唐朝继承制度的同时，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专门增加了“户绝财产”、“死商钱物”门，分别对一般财产继承、户绝财产继承、死亡客商财产继承做了详尽规定。（1）一般财产继承宋朝实行不分嫡庶的众子均分法，即父母去世，其财产由诸子平均继承。其中未娶妻者可另分得一部分聘财；非婚生子曾与生父同注于户籍并有证据，也享有继承权；养子一般与亲子权利相同。兄弟间已亡故者，可由其子代位继承。女子一般没有继承权，在室女（未出嫁女）只能获得一份嫁妆，而且数额仅是未成婚兄弟所获聘财的一半；南宋时期有所变化，在室女可继承兄弟应继承份额的一半。养女一般与亲女权利相同。守寡无子的妻妾有权

27、继承丈夫的全部财产，但不得出卖，并应为亡夫立嗣，称为立继子；死后财产由嗣子继承，若改嫁则丧失继承权。别居无户籍的妻妾及其子女无继承权。（2）户绝财产继承户绝是指无男性子嗣之户，户绝财产继承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法定继承顺序为在室女、近亲、官府。户绝财产除用于丧葬费外，全部由在室女继承；出嫁女只能获得三分之一财产，其余入官；归宗女被休或无夫无子，在娘家居住的，与在室女待遇相同。无女则归近亲，无近亲则入官。南宋时，归宗女的户绝财产继承权下降，仅为在室女份额的一半。宋朝法律允许近亲尊长为夫妻双亡的绝户立嗣，称为命继子；命继子可继承部分财产，但少于在室女与归宗女。法律也允许以遗嘱的方式继承财产。

28、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颁布的户绝条贯规定：“若亡人遗嘱，证验分明，依遗嘱施行。” 南宋时期，有关规定更为明确。遗嘱继承的前提条件是既无男性子嗣，也无女性继承人。遗嘱继承人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受同宗身份的限制。但遗嘱必须经族人见证、官府审批，否则无效。遗嘱的诉讼时效为十年。（3）死亡客商财产继承宋朝商业贸易发达，客商居于他乡，死于异地，其财产的处理较为复杂。宋刑统新增“死商钱物”一门，准用唐及五代有关敕令规定：死商有父母、妻、子、兄弟、未嫁姊妹、未嫁女和亲侄等随行者，任其继承收管；无上述亲属相随，其钱物先由官府保管，待继承人确定后依数酬还；如无继承人，钱物充公。 此外，客死在中国的外国商人的直

29、系亲属，可认领其遗留的财产。宋朝财产继承制度的完善是前所未有的，对女子继承权的确认是最早的，对外商遗产的处理原则也是往代所未及的，充分反映了宋朝民事法律规范的成熟与完备。（三）经济法律内容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财政需要的不断增加，宋朝的经济立法有所加强，主要有禁榷立法、货币立法、市易法、市舶条法、会计立法、审计立法等。1、禁榷立法禁榷又称专卖，是国家对某些商品的生产或销售进行垄断经营的制度，又分为全部专卖制与部分专卖制。前者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包括“民营官卖”，统归国家独占经营；后者是商人在国家直接控制下进行购买和销售。宋朝为解决财政危机，扩大了汉唐以来的禁榷范围。除盐、茶、酒以外，还有钒

30、、香药、铁、石炭（煤）、醋等多种商品。从宋初开始，就对盐、茶、酒等产品进行控制，明令规定：私自煎盐三斤、酿酒三斗、造酒曲十五斤、炼钒十斤，均处极刑。两宋期间，制定有专卖法规严加管制，尤以盐、茶两项立法最为重要。盐的生产由国家统一管理控制，私人不得擅自经营。官家及商人经营，要有“盐引”或“盐钞”。否则，依成盐斤两定罪量刑。盐的分销有“官鬻”与“通商”两种形式，前者为官营运销，后者为商贩运销。经营者须按规定在产盐地批发食盐，在指定地区贩卖；若入禁地贩食盐十斤或硷盐三斤以上，依法处死。茶的专卖与盐法大致相同。在江淮一带产茶区，有专门机构统一掌管生产经销。茶农除以茶折税外，还要将茶卖给官府；匿不送官及

31、私卖者，茶叶没收，按值论罪。主管官吏私以官茶贸易，价值一贯五百即被处死。私自将茶叶卖给少数民族地区，按军法治罪。2、货币立法宋朝以前，主要流通金属铸币，包括铜钱与铁钱。宋朝货币仍以铜铁钱为主，其制造、发行、流通、兑换、币值等均由官府统一掌管，严禁民间私自铸钱。宋刑统杂律“私铸钱”明确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同条所附刑部格敕又加重规定：凡私自铸钱或组织谋划者，一律处绞刑并决杖一百；从犯或容留犯人者，加役流并决杖六十；铸钱地邻保配徒一年，里坊村正决杖六十。此后，两宋政权还陆续颁行诏敕，对钱币的规格、毁损、私运、境外贸易等作了详备规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流转的加快，宋朝白银贵重，铜钱不

32、足，铁钱笨重，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遂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最初产生于四川地区。真宗时，四川行用铁钱，比值低，份量重，不便于商旅携带和民间日常使用。于是，十六户富商用财产作保证金，以纸制交子进行结算，并可随时兑换。后因经营亏损，财力衰减，资金紧张，不能及时兑现，导致纠纷争讼不断，官府随即禁止行用。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在转运使薛田的建议下，始设益州交子务，将交子的印制、发行收归官府控制，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法规，大致内容有：（1）交子的流通期限为三年一界，期满后须换取下一界交子方可行用。（2）每界发行总量为1 206 340缗。（3）每界交子的印发，须备有本钱36万缗作为准备金，以保证其信誉和顺利流通。（4）禁止私人印制交子，伪造者按私造官府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