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
2、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
3、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4、。关于文章体裁特点,陆机着重从形式与内容间关系的角度,首先指出了体裁的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量指标准、分限,客观现实多样而且千变万化,作者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万别。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概括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段论述与曹丕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简括为雅、理、实、丽相比,有三点发展。第一,区分体裁更细致,把四科八类扩展为十类。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裁,如碑
5、、箴、颂。第二,概括文体特点较准确,例如诗为“绮靡”;赋为“浏亮”;铭已不仅是“实”进而是“约”,即“文省”,且兼褒赞所以言辞“温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发展,分析文体特点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是考虑到不同的内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例如称“诗缘情”,强调诗歌创作缘于感情的抒发。再如称“赋体物”,指形象的描写。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分析是从内容上探索创作规律,触及文学的根本特征:感情与形象。对应用文体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称碑“披文以相质”,指言辞合乎评价;称诔“缠绵而凄怆”,指诔本为陈哀。这些都是兼论意与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此外,陆机还从不同层次深入探索了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
6、。他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止,进而有两点重要论述。一是“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约束,指各种体裁虽有区别,又须有准绳。二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物指文章,体指体式,即文章是多姿的,体式是变化的。把这两点与全文中的文体论结合起来看,关键在于阐明文体特点的相对性。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文体特点使不同的文体相区别,但只是就各文体之间相对而言的,各种文体则应有共同遵守的准绳;第二,文体虽有特点,但不是绝对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体裁,也应文章多姿,体式多变。陆机的文体研究较曹丕辩证,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上进行文体辨析,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文质兼顾和定体则无、大体
7、须有的辩证原则。这些研究把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引向了深入。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专论,尽管也涉及到文章评价,但目的是考察各种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而且主要是考察应用文体裁。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并称文章流别集是文章总集的开始。从这些记载来看,“论”大概原附于“集”,后又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不过,“集”与“论”原书均已亡佚。后者仅存十余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之中;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有
8、辑佚本。从现存片段看,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刘师培先生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他还认为文章流别论“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文章流别论首先考察了各种文体的起源,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对此,我们可结合经学家的注释来分析。挚虞认为:帝王德泽流布,而有诗歌;功成治定,就兴起了颂。据诗大序“诗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正
9、义:“此解名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壮也。”挚虞认为:铭是记德善、勋劳的。郑玄注礼记祭统:“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挚虞认为:讳,是为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写的。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挚康认为:箴是戒王者之过的。杜预注左传襄公四年:“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群戒五过。”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考察,明确了不同文体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于实用。就文体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新的视角比陆机又前进了:理清渊源,才能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把握得更准确。文章流别论其次考察了文体的性质和发展、演变。例如谈颂:“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干,功成治定
10、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毅显索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后者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显然,挚虞对颂的考察极其详尽。第一,指明颂的性质是为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颂德,用途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本是庙堂之作。第二,阐明颂的种种流变。例如,东汉班固为窦融封安丰侯作颂,史岑为汉安帝舅邓骘
11、出征西羌和汉和帝邓皇后作颂,与诗经中鲁颂主咏僖公功德而不是颂天子,体意类同,文辞不同,是古今之变。再如,西汉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作赵充国颂,已似雅、东汉傅毅颂汉明帝,是依诗经中清庙颂周天子,也杂以风雅。又如,东汉马融上邓太后广成颂和上林颂,实际上已是汉赋体。还有后世为诗的当中,称颂功德的可以叫作颂;其余则是诗,因为与颂的性质相去甚远了。挚虞对颂这种应用文体裁的考察,由于把握了文体性质,理清了古今流变,所以能全面、准确地判别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颂形、颂声已非古颂之意,古今的颂在体意、文辞上的正变,颂与后来赋、诗的区别,等等。论中也涉及鲁颂、周颂和班固、史岑、扬雄、
12、傅毅、马融之作,而所论的目的是探究文体的渊源流变。这种探究文体渊源流变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是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发挥。但我们认为,挚虞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文体的方法。因为,如果仅就区分文体来看,曹丕始创“以体论文”,提出了四科八类;陆机扩为十类;挚虞所增论的只是略细于前人。然而,挚虞考察文体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握文体性质及特点,进而明确古今正变异同,这种研究文体的方法则是前人所没有的新视角。我们以概括文体特点为例。曹丕对四科八类从形式上概括为雅、理、实、丽。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
13、系考虑,提出的“诗缘情”、“赋体物”触及到文学的形象与感情的根本特征;但是,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还较少深入到性质从而概括特点,譬如称“颂优游以彬蔚”,“优游”固然指意,然而为什么“优游”呢?挚虞从文体本源的视角考察,指出颂本是为圣帝明王歌功颂德的,是和以律吕歌于庙堂的,才从容而不窘迫,“优游”的特点也才有了解释。我们再以考察文体的源与流为例。对诔、衷辞、哀策三体,挚虞提出了“嘉美终而诔集”、“诔无定制”、“作者多异”,见于典籍的有左传衷公十六年为孔子诛;进而指出哀辞为“诔之流也”、“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群”和衷策为“古诔之义”。由上可见,对文体溯其渊源、考其正变,是文章流别论的核心。挚虞的
14、研究方法使文体研究理论趋于系统,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其后,刘勰论文体,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观点、材料就采自文章流别论。四、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体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仅从应用文体研究的角度,也应专文予以阐述,这里只能极简要地介绍。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的应用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主要体现三点。第一,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
15、、祝、盟、铭、箴、诔、碑、哀、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其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远远超过前人,可谓当时的“应用文体大全”。第二,文体研究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现有有二。其一,刘勰把“文笔说”引人文体研究,采用了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文笔说”成于南朝颜延之。此前,汉代曾有“文笔”的提法,如王充论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据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刘勰借鉴了这个理论,第一层是“论文叙笔”,从表达形式上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二层再进行个体研究。序志在提出写作的关键即“盖
16、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经,体乎圣,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之后,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全书的文体论,正是据此而定:前10篇谈有韵文,其中不少是应用文;后10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这种层次递进的文体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曹丕、陆机。其二,刘勰以明确的研究理论指导个体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思是探究各种文体的渊源,表明流变过程;解释文体名称,阐明其涵义;选取各体文例,确定评述的篇章;阐述各体的写作理论,构成体系。由于自觉地以明确、系统的理论为指导
17、,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不仅能够在前人基础上确定性质,概括特点,理清发生、发展、演变的概貌,而且概念准确,含义清楚,品评中理论结合写作实践,并提出写作规律、要求。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实际上具有了分体的文章史、文学史的性质,也为全书的创作论奠定了基础;既是对以往文体研究方法、成果的总结,又更加全面、系统而更具科学性。第三,对前人文体研究的方法、成果,于继承中有所鉴别。序志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研究的得失,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指各家只是从个别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论述。并具体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密而不周”,即评论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气说”都细致深入,但谈文体过于简括;陆机的文赋“巧而碎乱”,即探索创
18、作规律精当,但内容不够严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而少功”,即溯渊源析正变精辟,但没有具体到写作规律,因而缺少功效。并评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踢文质论、李充翰林论,以及桓谭、刘桢、应贞、陆云之作“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正是由于刘勰对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够全面、深入地体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继承而是有鉴别、有超越。文心雕龙对大量应用文体裁进行了个体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一例:颂。刘勰谈颂,既不同于陆机只概括文体特点,也不同于挚虞虽然探究渊源但是没有提出写作规律。颂赞中分为两层,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第一层,借鉴了挚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渊源
19、流变。其一,溯其渊源。首先指明:“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并以尧父帝喾命咸黑歌九韶为例,证明颂本是舞歌,讲究容状,为帝王“美盛德”。然后,指出颂转为诗后与风、雅的区别:“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这样,就从文体产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质、用途。再后,指出颂的特点:“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古代告神,出于对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颂既然是告神,特点自然是“纯美”。并且于论述中以鲁颂、商颂为例,证明颂是“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这样,就从文体的性质把握了文体的特点。其二,析其流变。首先,指出了颂体演变过程中开始时的渐变。以周公作时迈、晋文公城濮之战听众人诵、
20、孔子相鲁鲁人谤诵和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从歌功颂德演变为“哲人之颂”、短辞以讽人事和咏物寓意。然后,分析了颂自先秦以来的种种流变。以秦代刻石、汉代乐舞,和扬雄、班固、傅毅、史岑、马融、崔瑗、蔡邕、曹植、陆机之作为例,详析颂而似雅、变为序引、雅而似赋、序详颂略以及魏晋褒贬杂居的种种现象。第二层,概括写作规律。颂赞中指出:“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颂要典雅美好,这出于“容告神明”“义必纯美”。然后提出具体要求:内容要称扬、深广,敬慎像铭但是无规戒之意;言辞要清丽光美,
21、铺陈像赋而不华侈。这样,既提出了颂在内容、言辞上的写作要求。又指出了颂与其他文体在文、意上的区别和交*,比陆机概括得明确而具体,也比挚虞更有创见。现在看来,上述刘勰对颂的论述并非没有值得斟酌之处。例如就思想性来说,历史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颂,很少是有价值的。相反,如果从刘勰自己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视角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所歌颂的人也感叹缺失,虽然“褒贬杂居”,却不必评之为“末代之讹体”。更何况西晋刘伶的酒德颂,不歌王朝却疾呼酒德,蔑视、嘲弄统治者,却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传统名篇。因此,刘勰所论未免过于看中文体的最初含义,忽略了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文学发展史观。尽管如此,刘
22、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写作规律,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创见,充分体现了明确、系统的文体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刘勰的研究结合了自先秦至魏晋大量的写作实践,以品评历代重要作家、作品为基础,从评价个体到认识整体到上升为理论,使提出的理论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文心雕龙的“长怀序志”陈诉了为文起因,虽有儒家传统想法“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但也出于认为前人论文“无益后生”而不尽如人意。从后者的意义上看,萧统的昭明文选的编选,就表明应用文体研究已经实际运用于指导文章编选。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130余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共分38类,其中应用文达20余类。像诏、令、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檄、颂、赞、箴、铭、诔、哀、碑、墓志、弓、祭等文体,均各成一类。这部富于创造性的规模巨大的文章总集的编选,除了作家辈出、文章纷呈、社会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是难以想象的。显然,对历代的众多的应用文,做到按体区分、从类编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代应用文体研究已经用于指导实践。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
copyright@ 2008-2022 冰豆网网站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编号:鄂ICP备202201551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