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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故宫藏21件汝窑档案上台北故宫藏21件汝窑档案(上) 本文图文来自于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出版大观北宋汝窑特展一书，“大观北宋汝窑特展”是台北故宫为庆祝国立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所推出的展览，本书不仅收录了台北故宫馆藏的全部汝窑，而且还有余佩瑾等专家对每件作品的详细解读，可谓是汝窑的典藏资料！001/002：北宋汝窑青瓷盘（两件）001：北宋汝窑青瓷盘（其一）高3.8厘米口径15.8厘米足径15.7厘米故瓷017854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2）：“盘子径五寸，如规口面圆，出陶无髻垦，阅世独完全，冰裂纹隐约，铁定迹局连，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乾隆壬辰新春御题。钤印二：“太?”

2、“古香”。002：北宋汝窑青瓷盘（其二）高3.23.7厘米口径14.9厘米足径10.8厘米故瓷018182底刻“甲”字款故瓷17854和故瓷18182两件作品尺寸相仿，底部皆留存支烧痕，底部并且都刻篆书“甲”字。但造型上，故瓷18182的弧形圆壁自底足顺著口沿向外斜直而上，平形底，圈足微外撇，形成具有金银器风格“捲足”。相较于前者，故瓷17854的弧形圆壁则自底足往上时先向外，至口沿再略向内收缩，相形之下，圆壁的侧面形成一个弯弧的造型。但同样是平形底，具金银器底足的特征。与此二件相似的组群亦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出土品种。两件盘子中，故瓷18182的底部仅出

3、现“甲”字记号，而故瓷17854则环绕著“甲”字周圆，又题刻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御题。至于，“甲”字刻题于何时，代表的含意是什么？从故瓷17854和故瓷17850两件作品底部刻题的御制诗中，至少可以掌握两点讯息。首先从清高宗乾隆皇帝分别针对两件作品的“甲”字款，而说出“底心镌甲字，先得此同然”和“甲字明镌器底心”的想法，得知“甲”字极可能刻题于清高宗收藏他们之前，而且皇帝看到刻有“甲”字款的作品或不只一件而已。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甲”字让他联想到周立考工记中形容物有瑕疵的”薛暴”和”髻垦”。所谓”薛暴”是指釉面的伤缺，而”髻垦”是指胎骨的缺陷。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接触到”北

4、宋汝窑青瓷盘”（故瓷17854）时，深为一种”出陶无髻垦”的完美器型所吸引。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面对“北宋汝窑青瓷圆洗”（故瓷17850），虽然“抚之薛暴手中侵”，然而一与当时的新制品比较，立刻油然而生连古代文物都会出现瑕疵更何况是今时制品的感叹，从中体现乾隆皇帝以古为贵的鉴赏观。此点若对照器底刻有“丙”字款和御制诗的“北宋汝窑青瓷碟”（故瓷17698），从御制诗中透露出来“古丙科为今甲第”（1774），而能进一步获得印证。再者，“甲”字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仿佛是一种鉴赏的等第，他并且将之运用至文物分级概念中，让出现在文物上的“甲”“乙”“丙”字记号，同时也题刻在为文物所配置的木座上。

5、对照清雍正四年（1729）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交来洋漆箱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宝三十一件），计开：三足圆笔洗一件、奉华字圆笔洗一件、无足圆笔洗一件、有足有号圆笔洗八件、丙子圆笔洗二件、无字圆笔洗二件、坤宁字圆笔洗一件、无字圆笔洗一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二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一件、坤宁字大圆笔洗一件、丙字圆笔洗二件、有足无字圆笔洗一件、有足无字盘式大圆笔洗三件、无冰裂纹圆笔洗一件、甕口有足笔洗一件，传旨著各配做镶棕竹边糊锦匣盛洋漆箱内，”亦从中得知除“甲”“乙”“丙”字之外，十八世纪的清宫亦流传包含“奉华”和“坤宁”等刻铭在内的汝窑瓷器。故瓷17854曾是“中国艺术展览

6、会”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展期为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余佩瑾)003/004：北宋汝窑青瓷盘（两件）003：北宋汝窑青瓷盘（其一）高3.8厘米口径18.4厘米足径12.7厘米故瓷013962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5）：“虽非髻垦足钉遗，已自为佳今重之，物以少珍有如此，玩当丧志戒惟兹，精评早具辍耕录，剏制猶存修内司，古北秦甎古于是，却谁属目義堪思。”乾隆乙未孟春御题。鈐印二：“比德”“朗润”。004：北宋汝窑青瓷盘（其二）高4.4厘米口径21.4厘米足径15.5-15.7厘米故瓷017855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8）：“

7、周尺将盈尺，宋瓷方是瓷，晨星真可贵，劫火未曾亏，薛暴宁须议，完全已足奇，穆然陈绨几，独切水圆思。”乾隆戊戌仲夏御题。钤引二：“会心不远”“德充符”。故瓷13962和故瓷17855两件作品尺寸相仿，造型类似，底部皆留存五枚细小若芝麻的支烧痕，同时也分别题刻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依据诗末落款，故瓷13962的诗题年代为清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而题咏故瓷17855的年代则为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御制诗中，清高宗乾隆皇帝分别以“宋瓷”和“修内思”，来说明他对两件作品的年代和窑口的判断。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面对两件形制大略相同的作品，何以清高宗仅针对其中一件作品（故瓷13962），点出

8、其为南宋官窑，而另外一件则以“宋瓷”带过。其间的差别，是皇帝为表现丰富的学养所致，还是他根本无法分辨两件作品的窑口。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作品毕竟是北宋汝窑，而非南宋官窑。从中显示十八世纪清宫对汝窑的辨识，似乎尚停留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中。相似的标本，曾出土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中。比对发掘报告，应该正是窑址出土的D形盘，一类的文物。北宋汝窑是否为北宋官窑？过去曾有学者以为汝窑瓷器因质地精致、釉色独特，且曾产烧供北宋宫廷使用，遂以为汝窑即为北宋官窑。然而，近年来随著考古发掘不断进展，特别是张公巷窑青瓷标本的出土，无论在釉色和釉质上皆匀润腾达过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出土品，和传世汝窑相比亦毫无逊

9、色。因此让学界逐渐修正原来的观点，而以为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标本，既有可能是介于北宋汝窑和南宋官窑之间，并且足以呼应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圆径中的说法，表现出“汝州新窑器”的北宋官窑。故瓷17855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余佩瑾）005：北宋汝窑青瓷碟高3.3厘米口径12.9-13.1厘米足径8.9厘米故瓷017698底刻清高宗乾隆御制瓷诗（1774）：“淡青冰裂细纹披，秘器犹存修内遗。古丙科为今甲第，人才叹尔或如斯。”乾隆甲午春御题。钤引一：“双龙乾卦印”，底心阴刻篆书“丙”字款。此件作品侈圆口，平底，圈足底沿微外捲，乃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皿。外底有

10、支钉痕三枚，露香灰色胎，底及器身有多处缩釉，器内侧以手抚之有起伏不平感，釉薄处露淡粉红光。口沿有旧伤，并以铜扣来保护。此类院藏汝窑器共九件，大者称为盘和洗，小者称为碟，整体作风莊重典雅，亦为最常见的传世汝窑器型。器底底心刻篆书款“丙”字款，圆绕著“丙”字有乾隆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淡青冰裂细纹披”为乾隆对此件汝窑碟釉表的观察，而“古丙科为今甲第”等级的改变，为乾隆根据器底底心的原刻“丙”字款有感而发的评论，虽然我们并不知乾隆将此器的等级由原来的丙等提升为甲等的依据为何。乾隆时期有因袭宋代的旧制以天干甲乙来记录古器物等级的作风。当阅读“北宋汝窑青瓷碟”，似乎可认为此器中心的“丙”字为乾隆朝之前

11、的刻款。在此如果将其与乾隆皇帝御制诗中的“丙”字款相较，其风格多有雷同之处。此件作品曾是“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前往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陈玉秀）006：北宋汝窑青瓷圆洗高3.2厘米口径13.1厘米足径9厘米故瓷008284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86）：“祗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世求。”乾隆丙午清和月御题。鈐印二：“比德”“朗润”。此件作品器底留存三枚支烧痕，底足外撇具金银器捲足的特征。相似的标本，亦见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的考古发掘。相同的器型则散见于世界各公私立博物馆的收藏中。国立故宫博物院同时也收藏形制相同，但尺寸较

12、大者。从中或能因此观察出北宋汝窑的产制，在形式上似乎存在某种规格化的特征。也暗示官方瓷器的生产，背后可能存在的规模与制度。在韩国高丽青瓷的作品组群中，同时也存在与此件作品相仿的器型，透露出十二世纪韩国高丽与中国北宋窑业互为交流的情形。尤其是两个窑口在器型、釉色和烧制方式的相似，在在显示东亚窑业的发展存在区域之间彼此互动、影响的关系。北宋汝窑和高丽青瓷的关系，也记载在1124年由徐兢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1123年，以“人船礼物官”身分，随团出使韩国高丽的徐兢，回国之后将他在高丽所见所闻集结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指出“翡色香炉”正是他在高丽王宫中所见到最为“精绝”之物。而其他的青瓷多数

13、相似于“越州古秘色”和“汝州新窑器”，一语道出北宋窑业和高丽青瓷的交流。釉色上，此件作品和故瓷9827极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却在底部题刻的御制诗中，将之视为两个不同窑口的产品。他以为故瓷8284是官窑，而故瓷9827却是北宋汝窑。（余佩瑾）007：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高6.7厘米口径16.4厘米口横23厘米底纵12.9厘米底横19.3厘米故瓷017851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五件水仙盆，其中一件疑为清朝仿品，故不在此次展出之列。其余四

14、件作品皆为北宋汝窑。今因展览所需，将之拆成两个展区陈列，其中三件置于第一单元中，一件置于第四单元以与出土的支烧垫圈相对照。三件水仙盆中，故瓷17851器表釉色均润，通体无纹，堪称传世仅有。对照文献记载，无纹水仙盆釉质足以呼应明代鉴赏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以为：“汝窑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的评鉴。然而1935年，当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举办时，策展人之一的大卫德爵士曾因此无纹水仙盆过于完好，而转引江西通志中唐英陶务序略纪事碑记的记载，提出该件作品或是清雍正时期仿品的看法。关于此，清宫活计清档的记载中，倒是出现一件“无冰裂纹圆笔洗”的汝窑，同样的，2000年的地下考古发掘报告中，也记载窑址出土一

15、些釉表没有开片纹路的标本和残件，而且器型相当多样，涵盖盘、瓶、洗、盏托、器盖等各种样式。在此之下，不由得令人以为汝窑器表出现无纹，或不尽如想像中的特别，无纹或是产烧过程中不易出现的品类，却也不是不可能存在。其它两件水仙盆，故瓷13977，口沿因磨损而镶嵌有铜口，故瓷14019的四个底足则皆已磨平。题刻于三件水仙盆底部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从故瓷14019诗末署“辛巳孟春”的年款来看，清高宗御题完成的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其它两件作品诗后虽未署明年代，但诗后亦题“乾隆御题”及刻画出“比德”、“朗润”两方印记。008：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高5.6厘米口纵15.2厘米口横23厘米底纵13厘米

16、底横19.6厘米故瓷013977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在台北故宫馆藏的三件水仙盆中，两件带木座，其中故瓷13977的木座底部，钤刻“静憩轩御赏”，和“清玩”、“比德”、“朗润”三方印记。故瓷17851的木座设计的非常讲究，木座中并且安置一格抽屉内置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该图册共计八开，每开一幅，内为乾隆皇帝临摹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等宋朝四大书家的尺牍和提跋，以及他自以为得自于苏轼、米芾和赵孟頫的启发所完成的画作。写与画相互穿插，以展现皇帝的书画修为。图册中空

17、白的页面，分别钤引“养心殿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四枚玺印。从印文所透露的时间点以及皇帝临摹之宋四家法书皆为当时的收藏看来，此书画合璧册或创作于乾隆晚期。照活计清档的记载，得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1745）五月曾透过传旨，下令：“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按抽屉”。至八月十一日，为“汝釉猫食盆”所配的“紫檀木钩金座”终于完成，此木座“内安得抽屉盛磁青纸摺，随一面玻璃楠木匣持进安在博古格内”由此看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重新设计木座时，似尚未设想安置书画合璧册，此图册的完成与安置，很可能是日后再次把玩文物所应运而生的创意。对清高宗乾隆皇

18、帝而言，御制诗中：“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009：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高6.2厘米口纵18.6厘米口横26.4厘米底纵15厘米底横21.6厘米故瓷014019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诗中：“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透露皇帝并不以为这三件“火气都无有葆光”的水仙盆是汝窑，反而认为它们是官窑。其次，诗中“便是讹传猧食器”一句，被视为是乾隆皇帝将水仙盆看成是猫食盆的典故来源，不仅如此，乾隆十

19、年时（1745）皇帝也透露传旨下令景德镇御窑厂仿烧“汝釉猫食盆”。同时，透露大卫德爵士的文章，也得知水仙盆前往伦敦展出时，故宫的典藏人员亦持“猫食盆”即指“水仙盆”的看法。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已经理解“水仙盆”、“猫食盆”和“猧食盆”指的是同一种器物。不过从中还是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困惑的疑点，例如唐英于雍正三十年（1735）的（陶成纪事碑）中已出现雍正官窑仿烧“仿铁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盆、人面洗色泽”一类的瓷器，表现出雍正时期已将汝窑水仙盆称为猫食盆，并且加以仿烧。同样的，乾隆十年（1745）皇帝传旨下达的旨令中也说出要仿烧的是“汝釉猫食盆”，可是在御题之中，却又以“官窑”相称而不以“汝窑”视之

20、，是因为御题和旨令发布的时间不同，而让皇帝的鉴赏观出现改变，还是另有其他的因素，目前不得而知。其实，深入追究的话，还能发现“猧食盆”的“猧”字，意指小狗而非小猫。由此看来，即使清高宗乾隆皇帝一时误将“猧”字解读成“猫”意，而以猧食盆来称呼猫食盆，却因乾隆朝活计清档的记录中，日后也出现烧造“腰圆笔洗”的记录，从该类器皿的形状及档案前后文的关系中，同时也流露出和水仙盆的关系，而得知乾隆皇帝尽管曾在题诗中说水仙盆“便是讹传猧食盆”，却也不能排除猫食盆后来也逐渐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一如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再度提笔为水仙盆赋诗时，便以为当年“謂猧食盆诚镧语”。最重要的，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

21、几近完整的水仙盆、底足残件标本，以及为烧造而制作的垫圈，说明水仙盆于当时的烧造及使用情况。而传世明宣德款“霁青水仙盆”的存在，也间接反映汝窑水仙盆在流传脉络中受到珍视与鉴赏的一面。目前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亦收藏一件相似的“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010：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高6.1厘米口纵15.8厘米口横23.1厘米底纵13厘米故瓷17699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四件水仙盆中，三件底部刻题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此件作品虽未题诗，但品相较为完整。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曾出土看似专为烧造水仙盆而设计的椭圆形支烧工具看来，水仙盆应烧于所谓的中心烧造区。但传世水仙盆底部

22、的支痕一般都是六枚，此件作品不知是否因烧造过程滑落之故，还是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仅存留五枚支烧痕。它曾是“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余佩瑾）011：北宋汝窑青瓷胆瓶高17.9厘米口径3.2厘米足径8.9厘米故瓷004372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5）：“通体纯青缬细纹，用圜旅食古攸闻，难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寔出群”。乾隆乙未春御题。钤印一：“太?”。釉面满布开片，口足皆镶嵌铜扣，底中心刮釉一圈，局部施涂黄色铁汁。沿著刮釉周边题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一

23、首。对照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北宋“汝窑瓶”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发现其造型或如传世所见汝窑长颈瓶一样，圆腹之上拥有细致的长颈。然而或因传世过程，颈部不慎受到损伤，遂形成今日的形制。足底缘露胎，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以及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品一样，系以垫烧方式烧造完成。长颈瓶为十二世纪北方窑场经常出现的器形之一，除了汝窑之外，在定窑、钧窑、耀州窑和南宋官窑的作品中，皆看得到相似的作品。高度多半介于20厘米之30厘米之间，口沿存在向上开展以浅唇边收尾和外撇翻转成具有弯弧的窄折沿两种。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青瓷胆瓶”因口嵌铜扣，即或能从同类作品的比较中，而得出原来的样貌，但仍然无法据以

24、判断其口沿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不过以腹部浑圆、最大径位于腹中心的特征来观察，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汝窑青瓷胆瓶”尽管在尺寸上和以高大形体著称的大卫德基金会藏品有所不同，但腹部形制却是十分相近，明显的表现出两者或来自同一时间、同一窑场的可能性。同样的，具有和大卫德基金会北宋“汝窑瓶”相似的口沿，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定窑“白瓷划花莲纹瓶”、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南宋“官窑瓶”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定窑“白瓷瓶”。至于圆浑腹部以及最大径接近于中间的特色，除上述口沿翻转成折沿的作品外，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钧窑瓶”和一件据说出土自开封附近的“北宋瓶”，虽然口沿作唇边的处理和翻转成弯弧的折

25、沿不同，然而腹部的形制却可视为和汝窑瓶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品。特别是以器形的演变来观察，汝窑长颈瓶和金元之际的玉壶春瓶之间，存在一个由浑圆圆腹逐渐转变至梨形腹的变化过程。亦即以现在所能掌握的资讯来推测，浑圆圆腹且最大径位于中间点的作品，其年代比较早，而接在这个组群之后的则是腹部的重心逐渐向下移动，其形制一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钧窑天青胆瓶”，至今元之际，浑圆腹部的最大径已移至下缘，而形成如同流行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玉壶春瓶形。“汝窑青瓷胆瓶”器底刻题清高宗御制诗，表现出此件文物曾经乾隆皇帝典藏，只是皇帝或未识此物，在诗中以“生二精陶寔出群”来称许这件作品，看似将釉色典故指向晚明以来极其流行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烧陶的故事。可是在诗题中却以咏“官窑”来界定此件作品的窑口。（余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