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一.docx

1、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一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一)【内容提要】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关键词】孔子/易传/春秋近几年来，随着诸多先秦、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许多疑案得到了科学的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曾受到广泛怀疑的孔子传易之说，终于初步得到了证实。但还有许多深层的问题尚待探讨。如：孔子为何“晚而喜易”并传易？其与孔子作春秋有何联系？对孔子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虽然早已有人论及，

2、但由于对孔子作春秋的问题尚未突破前人窠臼，故多有似是而非之论，笔者试结合对孔子作春秋的最新研究，对此作探讨与辨正，与同好切磋商榷，并就正于方家。一、孔子“晚而学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1这与司马迁之所记恰相吻合。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正义：“易序卦也。”)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1937页)2论语对此亦有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第144页)3孔子为什么“晚而喜易”？为什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对此，前人曾有种种怀疑与不同的诠释。

3、近年来论者虽也承认孔子传易，但对孔子这位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不相信占卜的圣人，为何到了晚年，突然对占卜的易感起兴趣，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孔子读易，直接出自其作春秋的需要。史记记载：“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2这就是说，孔子于五十六岁鲁司寇受挫时，即萌生作春秋之志。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第1943页)2可见孔子立志

4、作春秋，是从鲁司寇受挫发现“吾道不行矣”之时开始(而非如传统所传说的“获麟而作春秋”又“绝笔于获麟”此乃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所炮制的经学神话，其荒谬不值一驳)。而作春秋，就不得不精通于易。一来古代史与巫相通，史中多有占卜之记(卜辞亦为史)。若不通易，则无法通史。二来，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已经普遍形成引用周易的习惯，不仅史官普遍用周易占卜，而且，一般官员、士大夫，也普遍引易占筮。对此，据各国史料汇编的国语中也有明确记载，如：“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

5、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国语晋语，第362页)4公子重耳非巫而亲筮之，司空季子引周易而解之，可见当时周易的普及。据不准确统计，今之左传引易及占卦就有一百余次，其中引易“象”四次，引周易十余次，记占卦九十余次。很难想象，若非通易，如何读懂史料，又如何能作春秋？正是为了作春秋，孔子才发奋学易。其时孔子已年过五十六岁，因后悔学易太晚，故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如果让我多活几年(即能倒退几年)，五十岁就开始学易，那我就能(运用自如)不会发

6、生大的过错了。因易深奥，故手不释卷，以至“韦编三绝”。但一些论者却认为“春秋作于孔子辞世前两年，即鲁哀公十四年。易传的著述时间当在返鲁之后，作春秋之前。”5将传易与作春秋隔裂开来，于是传易便成了空穴来风；于是一向不信算命占卜的孔子为什么突然对这部算命的书感兴趣并将其改造成贯通天人的宏着，只能归因于圣人的天才与特异功能了。二、孔子传易之“窃义”与作春秋之“窃义”异曲同工“易本为卜筮之书”，这是早在宋代朱熹就已明确指出的。“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于正，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书。”(卷六十七易纲领下，第1475页)6“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

7、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着物上。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同前，第1477页)6不仅明确区分了易之成书的三个阶段，而且指出易理出自孔子。易本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乃据卜筮命中率较高者所整理，虽然易的作者在卦序的建立与排列上有整体的理性及一定的哲学思维(如世界事物间的对立与转化观念)，但其卦爻辞的内容包罗万象，各卦辞间本无内在的必然逻辑联系。自孔子作传后，方赋予其统一的易理。这恰为今所出土的先秦典籍所证实：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

8、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孔子说出了他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巫赞而不达于数，史达数而不达于德，孔子则唯德义是求。这段话，不仅印证了朱熹的推断，而且与今本易传正相参证。如乾卦卦爻辞：“干，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第13页)7干之卦爻辞只讲凶吉，其“九三”爻的“终日干干”究是何意，并不十分明确。而易传作者则解其意为：“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龙在田

9、，德施普也。终日干干，反复道也。”(同前，第14-15页)7将讲究神道天命为主的卦象，解为以人事为主并强调君子道德修养的道德论，这不能不说是对易的根本改造。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易传中有直接引孔子之语以解者：“九三曰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干干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同前，第15-16页)7证实此种思想观点，出自孔子。将占凶吉的卦爻辞，解释成君子进德修业和自省修政的教义，这可以说是孔子对易经的独具匠心的“窃义”。笔者认为，孔子对易经的“窃义”与他作春秋的“窃义”，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

10、，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第338页)8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窃义”的？这是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而至今依然烟深滓重是非不明的重大问题。由于这一根本问题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解决，故直接影响到一系列学术问题的深入。在易学研究上同样如此。笔者深感有一辩是非的必要。传统的说法是孔子作春秋，就是对春秋经进行“一字之褒贬”的“笔削”，以便显现其“微言大义”。对此，其实早在唐代刘知几就以“惑经”为名，对其提出“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的责难。朱熹、郑樵也都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朱熹说：“春秋只是直截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而今却要去一

11、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卷八十三春秋纲领，第1480页)6郑樵痛斥：“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通志灾祥略，第1905页)9但至今还有论者引史记中的“践土之会实召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孔子世家，第1943页)2，以明孔子“修”春秋经。其实，这段话与司马迁别处所述的孔子春秋矛盾，很可能出自后人插笔。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称孔子所作“春秋文成数万”(第3297页)2(而春秋经文仅一万多)，“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

12、秋经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亦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笔者)。在详述孔子作春秋渊源与影响的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首提左氏春秋，而一字不提被认为是春秋经“嫡传”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反之，史记儒林传述春秋经的流传源流时，则唯提公羊传谷梁传，只字不提得到孔子春秋“亲传”的左氏春秋。这就充分说明，司马迁所称的孔子春秋绝然不是春秋经。笔者于拙着春秋考论10中以先秦两汉以来典籍中的大量史料考论，全面批驳传统成说之谬(由于问题重大，涉及面广，此不赘)，指出：孔子所作春秋，不是传统经学家所说的春秋经，而是内容和思想都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部独立的春秋。孔子因其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

13、)，“不可以书见”不能把书给学生看，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孔子春秋笔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第509-510页)2这就是说孔子春秋被左氏为存其“真”而改编成了左传(考左传中弑君恰为三十六，亡国恰合五十二，这说明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源自孔子春秋)。换言之，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不表现在春秋经，而表现于左传。从左传中，我们的确可以考见孔子作春秋以“窃义”之迹11。例如，国语与左传都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的史实，而二书之内容与思想倾向大相径庭。国语中之管仲大谈法家路线，“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修

14、旧法”，推行“轨长制”(国语齐语)4，富国强兵，以实现争霸理想。而左传中的管仲则极力提倡招携以德、怀远以礼，宣扬德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左传记载，僖公七年，管仲劝阻了齐桓公武装侵郑的企图，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左传僖公七年，第318页)12“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同前，第317页)12僖公四年管仲代表齐桓公以“尊王”为名，不用战争而迫使楚国就范(左传僖公四年)。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赞扬的管仲恰恰契若符节：“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311页)3。左传思想倾向同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而据其他先秦史料，如管子等

15、所记，国语较接近史实。显见得左传经过作者的加工，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可见，孔子作春秋的“窃义”是通过有意识的剪裁取舍和对史实的内涵进行改造，以突出其“德义”的主题，这与易传的“窃义”可谓同一机杼，殊途同归。孔子作春秋的主导思想，是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治国安民之道，指出政权的不稳，源于统治者本身的腐败，故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纲领。所谓“克己”，是要求执政的“君子”加强自身修养，“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3。而易传中恰恰也贯穿了这个思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文言，第19页)7。明确指出保权位

16、的问题：“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第79页)7易传全文具有明确的中心，主要集中于治国特别是君子“进德修业”的修身之道上，如大象传主要就是讲君子修德与国家治理。文言传也主要讲修辞立诚。周易大象传中大半标明君子修身正位治国之道，使易成为君子明德修身知戒惧之器。这就是孔子传易以“窃义”的本旨。需要指出的是，对易进行“窃义”的改造，首先表现于孔子春秋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如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下坤上坎)，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而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17、。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左传昭公十二年，第1337页)12明确指出祸福由德，而不取决于占卜之凶吉。这种以德为先，置于卦占凶吉之上的思想，是左传的主导思想，贯穿于全书。有人认为这是春秋时期的时代性产物，称其“成为当时的共识”5。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如果这真的已成为“共识”，孔子难道还会以“德义”高自标榜而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话吗？再说，与之同时代的国语中，三引周易，未见以德义释卦并置德义于卦占之上者，可以说基本没有这种思想

18、。国语对占卜是绝无疑议的，甚至唯占是从。左传称民为“神之主”，置民于神之上；而国语总是民神并列。故左传这种德义至上的道德本体论，绝然不同于国语，不可能出自左丘明。相反，他与孔子则一脉相承。帛书要记孔子语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孔子所言，正与惠伯之语同出一辙。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佐证是左传襄公九年写穆姜解易之语：“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

19、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第965-966页)12穆姜之语，完全同于易传之语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第15页)7，二者如此吻合，甚值得深思。章太炎认为是“孔子以前说易者发为是言，而孔子采之耳。”(经学略说，第65页)13笔者认为，如果孔子之前“说易者”已“发为是言”，以“德义”解卦，则孔子就不会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的话了。春秋时期还是迷信鬼神、每事必占的时代，易的正常功能是占卜，以“德义”解卦的思想不可能自发产生。它只能是出自博学而“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3不信占卜的孔子孔子想利用这部宗教经典，宣扬他的以道德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论，故以“德义”解易，借神道设教，化腐朽为神奇。这对于易学具有革命的意义。穆姜之语，与前面所举昭公十二年惠伯的以德为先语意相同，都是孔子“以德义”解易的体现。在历史上，孔子是以德义解易的第一人。故此语只能是出自孔子之笔(这也可看作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又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