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docx

1、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 作者： 日期： 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哲学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 夏瑛作者简介，夏瑛，江苏常熟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讲师。 特纳在对马歇尔的学说进行回顾的时候指出，公民身份在（英国）现代社会学中的首次研究热潮，并非发生于普遍认为的二战后的T.H.马歇尔，而是更早地出现在一战后以T.H.格林为代表的英国理想主义（idealism）。见Bryan S. Turner, “T.H.Marshall, Social Rights a

2、nd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itizenship Studies，Vol 13, No 1 (Febeuray 2009), p 67. 关于马歇尔学说对英美两国社会科学的不同影响的更详细的分析，见Bryan S. Turner, “T.H.Marshall, Social Rights and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itizenship Studies，Vol 13, No 1 (February 2009), p 66. 【摘要】 文章梳理了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文章认为，公民身份研究大致经历了“公民身份作为理想

3、”的古典规范研究阶段，“公民身份作为权利”的现代历史社会学研究阶段，以及“公民身份作为现实”的经验研究这三个阶段。公民身份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虽各有侧重，风格迥异，但也联系紧密。新的理论多为对已有理论的回应与发展，而连接各个阶段的纽带正是人们对“何为好公民”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关注。 关键词 公民身份；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权利理论；经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6-0023-06 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学中的基本概念。对公民身份最普遍的理解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所拥有的政治成员身份，通过这种身份，公民得以享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并履行一定的义务。公民身份

4、关注政治学研究中最基本的一组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有关公民身份的讨论大多只存在于西方古典政治学理论中；二战后西方社会的几次重大变革，才逐渐把公民身份引入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研究中，使公民身份不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论题，而更多地成为学者们探讨现实问题的理论场域。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数次演讲将公民身份带入社会学家的视野。马歇尔试图解决公民身份所蕴含的平等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不平等结果之间的深刻矛盾。他从“福利国家”的角度寻找解决办法，认为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利益再分配可帮助实现公民均等化的、普遍的“社会权”，从而缓解资本主义体

5、制下因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保证所有公民在基本社会权利（主要指教育、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方面的平等。“社会权”的提出被认为是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社会学的突破性贡献。而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研究更广为人知的贡献，在于他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公民身份权利所作的经典类型分析。 马歇尔的学说在战后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界引发了一段关于公民身份和福利国家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在当时并未对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持续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马歇尔公民身份学说的热烈回应才集中地体现出来。学界的这一转变与现实生活的各种变化息息相关。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如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和遍及世界各个

6、角落的全球化浪潮，突破了传统公民身份理论将“政治共同体”理解为“民族国家”的单一思维框架。民族国家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唯一类型，人们不得不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的边界，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上的安排以及公民的政治认同也需要作全新的研究。另一方面，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民主社会先后出现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新社会运动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涌现一波“新社会运动”潮。相对于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在参与者、议题、所追求的价值以及行动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简单而言，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多为一群基于共同文化特征而非经济特征所形成的群体，参与者追求独立、自由、身份认同等价值而不仅

7、仅是经济利益，也更倾向于使用制度外的、自发性的、非正式组织的形式进行抗争。见Claus Offe,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Vol 52, No 4(Winter 1985), pp 817-868.以及民主的“衰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学界兴起了一股对“民主衰退”（the decay of democracy）、“政党政治衰退”（the decline of party politics）的研究潮。研究者用大量的数据反映一个坚

8、定的事实，西方民主的发展正遭遇巨大的困难，因为人们越来越难对政治产生兴趣，也越来越少地参与政治；不断下降的投票率让作为西方民主“支点”的选举岌岌可危。，让人们开始关注公民对权利的实践及其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不再仅仅从法律和制度上讨论公民拥有哪些权利。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民身份研究经历二战后的第二次“复苏”。“复苏”后的公民身份研究逐渐离开马歇尔的通过公民身份的“社会权”来治愈资本主义体系下阶级不平等的分析思路，转而回应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更多新问题。在研究风格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新的公民身份研究也积极向经验研究靠拢，并在方法上尝试使用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来验证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核心观

9、点并发展新的研究思路。 一、作为“理想”的公民身份 “何谓好公民？”对公民身份最古老的论辩发端于人们对这一经典问题的不同回答，它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状态的公民身份的想象。这种想象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是公民与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从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时代开始，政治学家们就开始对这两组关系展开不同的想象，并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大主导性的理论话语体系。 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视角重视公民的个体自由（freedom）和自主权利（autonomy）。在这个古老经典的分析框架中，公民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拥有平等且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的权益和独立性是所有理论分析和

10、现实制度设计的首要考虑，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角色被简化为公民个体权利的提供者和保障者。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在公民与政治共同体这组关系中，共和主义者更加关注政治共同体，关注公共的“好”多于私己的“好”，重视“团结”的价值多过追求个体的“独立”。共和主义者认为，好的公民应该多问自己能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贡献什么，而不是单向地企盼国家能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权利。共和主义批评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主义，将社会简单化为“公民个体在不和同伴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追求其私利的市场（marketplace）或战场”Robert Paul Wolff, The Poverty of Liberalism,Boston

11、: Beacon Press, 1968, p 34.。共和主义者不将个体视为完全自主的人，而视他们为根本上嵌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好”公民并不是仅仅关注私己利益的理性人，而是应该拥有一种自觉且强烈的公民美德及公共情操，并且能够为了维护共同的好而积极参与共同体的治理。对于所追求的价值，自由主义者关注（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为了实现这些价值，国家有责任对公民赋权并从法律和制度上对这些权利提供实质性的保障；共和主义者则重视公共、团结、互助，他们不将公民视为孤立存在的完全个体，而视其为共同体中固有的一部分，公共赋予个体存在的意义，而个体有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建设公共

12、福祉。换言之，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和结果，而共和主义关注行动和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情感和关怀。 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 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对后来的公民身份研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自由主义关注个体，关注权利，顺着自由主义思路发展而来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供给以及权利获取与扩展的历史过程。共和主义关注共同体、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共和主义思路下的研究更感兴趣于公民通过实践权利建构和完善共同体的过程。从学界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共和主义的思维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人们逐渐将视线从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结构层面转移到公民参与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行为及过程

13、。在这个价值转变的大背景下，其中一个突出的理论发展表现在人们将“情感”带入公民身份研究的分析框架。“情感”分析的最核心表现即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及认同感，这种情感可能来自于公民对共同体所赋予的权利的功利性反馈，但也可能是公民在参与建构美好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自觉建立起来的对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真挚情感。 关注公民身份“情感”要素的学者逐渐发展了公民身份认知（citizenship identity）这一研究主题（这一研究主题的开发与共和主义思想在公民身份理论中的再次流行息息相关）。这一理论同时也是在批判传统权利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权利理论过多倚重于理解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特性和

14、历史演变，武断地假设权利一旦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被赋予给公民，公民出于自利的考虑，便将积极地利用权利来维护和实现个体利益。权利理论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共同认为公民身份的要义在于保证国家确实向公民提供权利以确保公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他们看来，只要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那么，通过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便可确保共同体各种秩序的稳定它们因此被称为私人公民身份或者消极公民身份。与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的批判一致，关注公民身份情感要素的学者认为公民身份的要义并不在于国家是否以及能否提供给公民必要的权利，而在于公民是否存在一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通过自己的参与行动来争取、维护、声张和

15、实践权利。在他们看来，共同体的秩序不能仅仅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还需要通过公民积极的、持续的参与性实践来建构。他们因此强调公民对公民身份的发展而非国家对公民身份的提供。由于强调公民实践公民身份的具体行为和过程，这一流派的研究因此也被概括为公民身份的“过程”理论，与公民身份研究中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资格”理论流派，共同构成了二战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主流之所以被称为“资格”理论，是因为权利理论分析的起点在于认识到公民身份首先意指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给予公民的完全成员资格，公民正是通过这一法律资格才得以享有国家所赋予的各种公民身份权利。 二、作为“权利”的公民身份 二战后，T.H.马歇尔对英国公民身份演

16、变的研究拉开了当代公民身份研究的序幕。马歇尔对公民身份概念的理解着墨于“权利”一端，他因此也更关注权利的制度供给及其历史过程。在马歇尔的语言中，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平等地拥有着的完全成员资格。“一个共同体中的完全成员”意味着公民作为个体足以“被承认来分享整个社会遗产（social heritage）”T. H. 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69-70. 。换言之，公民身份赋予公民以“通向各种权利及权力的资格”。Gabriel Almond

17、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ix. 基于英国公民身份权利的演变历史，马歇尔将公民身份权利分为公民权、政治权与社会权。 马歇尔的研究开辟了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在马歇尔所提出的“公民权政治权社会权”的三维分类体系下，学界随后的讨论探究的是推动权利演变的主要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维度的讨论在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中占据主流。如Gabriel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Prin

18、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Reinhard Bendix,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6, p 431.Michael Mann,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 Sociology,Vol 21, no 3 (August 1987): 339-354. 然而马歇尔对英国公民身份演变的历史性分析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仅仅追溯了针对特定问题的制度化过

19、程，并且潜在地假设人类社会终将向着一个不存在贫穷、更加人性化的社会稳步发展。然而，他忽视了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特定的、动态的及偶然的因素：某个具有历史突破性的立法发生时的特定历史环境（背景），其主要推动力量，在这样的立法成型过程中的主要行动者及其利益对比，其所面临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成因及过程），以及这种立法性突破所带来的历史性后果（结果）。马歇尔之后的学者从这些被马歇尔忽视的因素入手，试图从这些因素中寻找塑造公民身份演变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从马歇尔对公民身份演变的描述性分析转向因果解释。 对公民身份演变逻辑的因果解释大致在“国家社会”及民主政治发展这两大理论框架下展开。在“国家社会”

20、视角下展开的讨论，从“社会抗争”及“国家统治策略”这两个相对立的角度寻找推动公民身份发展的关键因素。“社会抗争”是典型的“社会中心”的分析视角，从社会内部寻找推动公民身份扩展的动力；相对的，“国家统治策略”则为典型的“国家中心”的分析视角，将公民身份的扩展归因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及加强其统治合法性的策略性手段。从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讨论，大多采用阶级分析的框架来解释社会变化，其主流观点认为导致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来源于社会内部，社会分工造就阶级体系，阶级间的互动推动社会发展，国家或政府仅仅是这些社会结构的产物，而非社会结构的塑造者。这些分析深受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

21、会的各个阶段均存在某种主导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孕育一种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主要阶级所构成的阶级结构，社会变化就产生于这两个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各种互动所造就的特定历史发展次序。本迪克斯很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理论的推论逻辑:工业革命改造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生产方式的变革强化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并孕育了深刻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不断强化自我组织能力，通过与封建政权的讨价还价促其改革，甚至通过革命的方式向国家要求新的权利和庇护。封建君主统治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镇压却反向激励了更加激烈极端的政治行动，并最终导致封建统治阶级被推翻。

22、作为胜利者的资产阶级成为公共权力新的拥有者，它通过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安排重整权力关系，将其阶级利益制度化。随后，资产阶级逐渐发展成为另一个新的反应性统治阶级（reactionary ruling class），在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被另一个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所挑战。ReinhardBendix,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Studies of Our Changing Social Ord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p 431. 作为“社会抗争”论的反对者，曼恩将公民身份视为统治阶级处理阶级冲突的统治策略Mich

23、ael Mann, “Ruling Class Strategies and Citizenship”,Sociology 21, no 3 (August 1987), pp 339-354. 。通过考察美国、英国以及几个欧洲国家统治策略的历史演变，曼恩阐明了阶级冲突的暂时性，他指出，公民身份的演变及其特定形式都是统治阶级所采取的特定的统治策略的结果。 对公民身份发展演变作出解释的研究无疑强化了整个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但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认同马歇尔公民身份权利学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局限于“权利”这一分析思路。实际上，正如金登所意识到的那样，在公民身份的讨论中，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人们对于自

24、由主义权利话语的疲倦甚至厌烦Elizabeth Kingdom, “Transforming Rights: Feminist Political Heuristics”, Res PublicaII, no 1 (1998), p 104. ，赫尔曼亦呼吁学界尽快超越传统的权利研究Herman van Gunsteren, “Four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in Bart van Steenbergen ed. Four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 36-4

25、8. 。只有当我们从检验公民身份内在构成，转而介绍更广泛的理论议题，如国家、社会结构或社会经济转型，我们才能发现公民身份构成和外部因素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这些关系则是由特定的公民身份的内在结构所导致或被导致的。新的研究转向将会使理论化和经验预测变得更加有意思和更加有意义。 三、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 由马歇尔开创的公民身份的权利研究占据了战后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主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公民身份研究经历第二次范式研究的转折。伴随西方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此后公民身份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且具体：在研究方法上，从哲学思辨转向回应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究视角上，

26、人们也逐渐把注意力从权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转移到具体的社会群体实践或争取合法公民身份资格及权利的行动过程。 对公民身份进行经验研究的尝试也体现了学者们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规范思辨传统的回应，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又“老话重提”地对“何谓好公民”这一古老问题产生兴趣。当然，不同于知识精英之间的理论对话，经验研究者们尝试在现代统计技术的帮助下，向拥有“公民”这一身份的普通人了解他们自己对“公民”或“好公民”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试图通过经验材料去验证公民身份的各种规范讨论。康诺弗等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公民身份观念的比较开启了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Pamela Johnston Conover

27、, Ivor M. Crewe, and Donald D. Searing,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Empirical Comments on Theoretical Them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3 (August, 1991), pp 800-832. ，他们意识到当时公民身份研究中理论思辨过多而经验研究空缺的失衡状态，试图验证公民身份的主要理论。在当时的公民身份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和英国分别代表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康诺弗

28、等人则试图考察这一“共识性”观点的真伪。他们采用“焦点小组”这一深度访谈方法分别访问了四组英国人和四组美国人，从权利、义务以及公民认同这三个角度解读访谈对象的公民身份观念。他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公民身份有着非常复杂且多重的理解，并不像现有理论所理解的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区别。在公民身份不同的维度上，人们表现出差异性的理解。比如，对权利的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表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而在义务和公民认同这两个维度，英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共和主义特征，而美国人则有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 塞斯莫丝同样意识到公民身份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通过量化方法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匮乏。她首次尝试通过分析量

29、化的实证材料来了解公民自己如何理解“好公民”，验证相关的理论观点，并进一步在人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寻找可能的因果关系。Elizabeth Theiss Morse, “Conceptualizations of Good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5, no 4 (December, 1993), pp 355-380. 塞斯莫丝在美国的一个城市进行了随机抽样的电访调查，从收集来的数据她发现这些市民大致持有四种公民身份观：持“代表式民主”观的公民强调政府对公民的责任，尤其是政府

30、有责任向公民提供有关竞选和候选人的充分信息，公民的责任则被简化为参与投票；持“政治热情”观的公民则将投票理解为最基本的公民义务，他们认为除此之外公民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建构公共利益；持“利益”观的公民认为国家应向公民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公民都需要参与政治；持“政治冷漠”观的公民认为政府有向公民公开信息的义务，公民也有参与选举的义务，但公民的义务也仅止于投票。塞斯莫丝进而发现人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和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联系。比如，就是否参与投票而言，持“代表式民主”观的公民认为公民有义务进行投票，因为投票是让官员向人民负责的最主要方式；持“政治热情”观的公民则认为

31、投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参与行为，公民应该通过其它方式参与政治；而持“利益”观的公民则认为公民无需参与政治，因为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有限，即使参与政治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康诺弗和塞斯莫丝的研究奠定了当代西方公民身份经验研究的基础，此后的研究从相似的研究思路出发，通过经验材料了解公民对“什么是好公民”这一问题的理解。从经验研究最初所关注的重点来看，研究者表达了对公民身份这一基础概念以及“何谓好公民”这一最古老的规范性问题的兴趣。当然，经验研究者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战后公民身份研究传统尤其是马歇尔权利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研究者在对概念和问题进行操作化的时候，研究者关注最多的依然是人们对权利

32、、义务以及两者关系的理解。自康诺弗和塞斯莫丝之后，学者们对公民身份的经验调查表现出了持续的兴趣，相关的指标体系也不断地扩展与完善。除了公民的“权利”、“义务”这些核心指标之外，许多用于衡量民主发展质量的指标，如公民的政治与社会容忍度、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以及“公民礼仪”（civility）等都被纳入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衡量指标，而对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测量范围也逐渐从单一国家扩展至跨国研究。“国际社会调查计划”（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定期于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状况进行调查。这一项目与亚洲地区的合作也推动了亚洲地区公民身份经验调查的发展。与用于测量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调查不同，亚洲地区的调查更多地结合当地文化和特殊的政治、社会发展背景。在中国社会中，台湾地区（“台湾社会变迁调查”项目）已多次就公民身份专题进行全台地区的调查；香港地区对公民身份的经验调查则大多依存于定期进行的有关港人政治文化的调查中。 四、结语与讨论 公民身份还在持续地吸引着更多学者的关注。从最新的理论发展来看，公民身份理论似乎正经历着一次新旧范式的转变。传统公民身份理论深谙自由主义传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