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土地制度.docx

1、明朝的土地制度明朝的土地制度第一节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是田赋（又称田租、税粮），是为税收的正项。“赋从田出”。有了土地，才能有田赋。土地，要依靠农民开发耕种。为了使农民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历代封建皇朝为了保障田赋收入，无不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建立了一套土地制度，并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时加以修改、补充、完善。所谓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土地的分配与所有权的归属；土地的垦殖与经营管理形式；地租的等则与征收方式，以及地租的分割占有等。明朝承元朝之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土地制

2、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造，显示时代风貌与特征。其“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明史食货志的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必要首先粗略介绍一下各种官田的历史渊源、演变沿革、所有制性质及其经济功能。宋、元时入官田地，即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官田，又称“旧额官田”，或“古额官

3、田”。明朝新籍的官田，称为“抄没官田”，或“近额官田”。前者主要是南宋的官田，后者主要是没收豪强地主的。这两种官田大多分布于江南苏、松诸府。还官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初赐给公侯，以其租入充俸禄。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另一种是赐给官员或百姓承种，后因事故还田于官。洪武十二年（1379）以前，苏州一府即有功臣还官田二万余亩。没官田，籍没之田，即由政府没收入官。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明代凡官民犯法，被抄家没产者，土地概归入于官。明初在苏州府抄没的田土最多，达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府田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抄没的对象，主要是张士诚“大周国”的成员，以及被明太祖视为不法的

4、“富民”。没官田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科则亦随之加重。断入官田，指双方互争，而又来历不明的田土，因无法断给任何一方，由官府裁定没收入官。学田，亦称府县学田，有些地方称“供田”。又可细分为书院田（学院田）、儒学田。为府州县学所有，以其租入为办学费用或资助贫困学生。宋元两代置学田之风甚盛，明代江南等地亦相当流行。皇庄，皇庄之名始于明代（详后）。牧马草场，官马放牧之地（详后）。城堧苜蓿地，城堧地，即城郭旁之余地。苜蓿，为农作物之一种，可作为马的饲料。这种余地原来禁止耕种，后来解除禁令，听任开垦。牲地，即光禄寺、太仆寺所用牲畜之饲料地或牧放地。园陵坟地，指帝王陵墓用地。如南京钟山明孝陵和

5、北京昌平十三陵等。也包括地方上的公墓用地。公占隙地，“多指民间义家或显贵坟茔，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诸王等赐乞庄田，包括赐予和奏请两种。前者，为皇帝主动赐给功臣的田地。后者，是诸王等为了占夺土地，向皇帝奏请乞讨的。百官职田，即品官职分之田，又称“公田”，以其租入为补充俸禄之用。职田之名，始于隋朝开皇年间。北宋天圣年间曾下诏罢革，不久复设。明代行职田之制时间不长，洪武末年即告结束。边臣养廉田，置立在边境地区，以其租入用于边镇官吏和监军使俸禄以外之津贴的官田地。军、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经营管理体制和收入所得分配等各有不同（详后）。民田，为民所自有。种类比较少，主要有新开田、沙塞田、闲田、僧道

6、常住田等。“官田”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对其后来的发展变化，史书记载不一。有谓“自汉至唐不闻云官田者”，有说汉、唐时亦有“官田”。宋、元以后，官田渐多，迄明益盛。关于明代官田的所有制性质，特别是对于明代初年江南苏、松诸府官田的性质，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同见解，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明初苏、松、嘉、湖诸府的没官田、断入官田，是“名为官田，实民田耳”，不可与皇庄、牧地诸在官之田相提并论。或者说，明初苏、松、嘉、湖诸府，“虽有官田、民田之分，然皆系民业，并非公产，唯科则有轻重之不同，与宋之官田又不同矣。若明之皇庄及诸王、勋戚所赐庄田，则为在官之田”。近年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下列观点：包括明初苏、松诸府

7、在内的官田，实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为民所自有，是私有土地，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官田和民田，不仅数量不同，种类不一，所有制性质有异，而且征税的名目、税粮科则（田租的等级与数量）也各有差别。官田曰租，民田曰税。 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续三），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2 期。 清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官田租重，民田税轻。科则则数多寡亦有区别，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官田多由贫民佃种，民田多归豪右所有。只有根据官田与民田的这些不同情况，建立一种比

8、较可行的土地制度，使之与户口制度相配套、丁口与田产互不分离，才能使国家的赋役征发有保障，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明代的土地制度，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与户口制度一样，大部分也是前紧后松，最终流于形式。第二节编造田籍核田定赋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争，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不立即解决这道难题，编造田籍，皇权的巩固与强大，势必成为一句空话。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洪武元年（

9、136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苏、松各地核田亩，定赋税。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而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然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超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派周铸等人前去各地核实田亩、定其赋税。又告诉周铸等人说：你们经理田亩，必须据实奏报，不要重复以往的弊病，妄自增损，曲徇私情，以害吾民。否则，国法难容。此后，明太祖在抓户口建设的同时，认真抓紧核实田亩，严禁欺隐田地，为制定全国田籍做好准备。制定黄册、鱼鳞册洪武四年（1371）

10、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明昇投降。次年六月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洪武十三年（1380），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版籍”，原指户籍，这里包括田籍在内。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11、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沈度：圣君初政记；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命户部覆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

12、，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发挥作用，相辅相成。于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行江、浙等处府县乡里“丈地、画册”，经理“田赋图籍”，即在核定田亩的基础上，制定田籍。其具体内容为：第一，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首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于

13、此亦可见，明太祖是何等注意把全国的纳税户组织起来，实行专人管理，以民（粮长）治民（纳粮户）。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第二，核定田亩，对田土逐丘进行丈量，方圆、坐落，俱令绘成图册，各按字号次序排列。图册上写明田主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因为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首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陆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

14、“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毕具其中。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参见明史卷一五古朴传、卷一五一吕震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稽。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封建国家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明太祖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

15、在土地分配与开发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制定田籍，打击了豪强，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发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速土地开发。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

16、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明朝官府提供的资料，洪武初年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有些年份增幅甚大，少者以万计，多者至近百万顷。请看洪武元年（1368）迄十六年（1383）全国的垦田数：洪武元年：全国州县垦田七百七十余顷。洪武二年：全国郡县垦田八百九十八顷。洪武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数达二千一百三十五顷。洪武四年：全国郡县垦田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洪武六年：全国垦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余顷。洪武七年：全国郡县垦荒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洪武八年：南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等省开垦田

17、地六万二千三百零八顷。洪武九年：全国开垦田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四顷。洪武十年：垦田一千五百十三顷。洪武十二年：垦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洪武十三年：开垦荒闲田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洪武十六年：垦荒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南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 明史卷七七食贷一。州四府七百三十八顷，山西平阳县五百二十七顷）。以上十六年内共计垦田二百零五万三千三百十四顷。另据诸司职掌等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元末明初以来田多荒芜的现象为之大变，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土地

18、制度的建立、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又决定了当时各项法律不可能贯彻始终。“赋役黄册”，到了后来已是“十之八九”变了样，“誊旧塞责，遂成故套”，“鱼鳞图册”的命运也差不多。鱼鳞图册名存实亡“鱼鳞图册”之作，非始于明代，至迟在元朝已经有之。核田亩，定赋税，亦是历代相沿的惯例，而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明代“鱼鳞图册”，在洪、永二朝以后很快就受到冲击。税粮与田亩相分离，“有田者无粮”、“有粮者无田”，田产已去而税粮犹存，无田者纳无穷之税的怪现象，比比皆是。在北方广大农村，由于大亩、小亩之制引发的土地不均现象日益加剧，并为地方在赋税上大做手脚、欺骗上司，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

19、北方凡田以近城为上地，远者为中地、下地。计亩的方法，以五尺为一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而河北诸州县的地亩，却有大亩、小亩之分，两者的步尺完全不同。起初，明太祖沿用元代里社制，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以社分里甲，称为“社民”。后来移民屯田，新迁入者叫“屯民”。屯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原占有的亩大，屯民新占有的亩小，故又称社地为大亩，屯地为小亩。至宣德朝，土地政策开始改变。国初规定“永不起科”的一些垦荒田地，以及低洼、盐碱之地而无粮者，一概量出作数，列入赋额。是以原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大大超过旧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恐怕亩数增多，引起朝廷不满，为使符合原额之数，乃以大亩

20、当小亩，至有数亩当一亩者。自是每次编制册籍，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以大亩上报朝廷，用小亩向小民派粮。由大、小亩制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随意伸缩地亩，为经理者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开了绿灯。亩数的随意性，终于使鱼鳞册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以上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八六、九五、一三、一一、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一般以为此数偏大，实际为六百五十万顷左右。 即在乡村里中以五十家为一社，二十家为一甲。北方地区大、小亩之异对田籍的破坏，终归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全国各地田制发生混乱。当初，明太祖治乱世，刑用重典，执法严猛，人们多数不敢以身试法，如实申报、登记，欺隐田土的现

21、象尚不十分普遍。明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鱼鳞图册已是名存实亡，田土多被欺隐，见籍纳税者日为减少。嘉靖八年（1529）六月癸酉，詹事霍韬等奏曰：臣等奉命修大明会典，各该衙门未见送到册籍。未及编纂，臣等先于私家将旧典各书翻阅。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则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由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此失额极多者，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

22、不然何致此极也？若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又何如也。乞敕户部考求洪武初年额田原数，备查弘治十五年失田额数，及今日额田实数，送馆稽纂。仍乞特诏户部尚书询之。洪武初年，甫脱战争，人庶鲜少，田野多荒，田额宜少也，乃犹垦辟八百万顷。今奕世承平，人渐生聚，田野尽辟，田额宜多也，乃失额四百万顷。总国计者，可不究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赃利，为之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霍韬这份奏疏列举了中叶以后田土失额的严重情况，分析了失额的原因和危害，历来为治明

23、代经济史者所注意。田土大量减额，田赋无从所出，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嘉靖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怀抱忧患意识，纷纷上书请求核实田亩，丈地之议由此兴起。江南、江西、河南等处的地方官，首先身体力行，履亩丈量，均平赋役。但是，由于“法未详具，人多疑惮”，一些豪民大户亦乘势而起，攻击他们是变乱祖宗成法，结果不少是“虽有均田之名，殊无平赋之实”，不了了之。稍后，福建各州县又掀起一股丈地浪潮，同时编造经、纬二册，登记土地和户口。其法虽详，而“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大搞名堂，丈地工作遂告失败。自是全国各地欺隐田土的现象有增无减。隆庆元年（1567），巡按御史董尧封奏言：查出苏、松、常、镇四

24、府投献、诡寄田土共计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亩、花分田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亩。这一事实再次说明田土确实非清丈不可了。张居正清丈田土万历改元，明神宗朱翊钧用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性沉深，勇敢任事，素以豪杰自许。隆庆时即上六事疏，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请求革新时政。为内阁首辅以后，明神宗非常尊敬他，委以重任，张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主持阁政期间，积极饬吏治，整边备，综核名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讲求富国强兵。当时，豪强地主大量欺隐田地

25、，致使国家“无田”、“无赋”，“公室日穷”、“私室日富”。国家田赋收入岌岌可危。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巩固皇权统治。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针对豪强欺隐田地，坚决进行清丈田粮。这项工作，首先在福建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初十日，户部下令全国田亩通行丈量，并具体规定八条丈量细则，说明丈量的方针政策、方法和计划步骤，以及丈量经费和其他有关事宜，时限三年完成。这八项细则是：一、明清丈之例：谓失额者丈，全者免；二、议应委之官：以各右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三、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

26、，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四、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五、严欺隐之律：有自首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自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发遣重处；六、定清丈之期（通限三年丈量完毕）；七、行丈量磨算之法；八、处纸札供应之费。对此八条，明神宗一一允准，“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张居正办事讲求实效，执法严厉，凡事“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各级官吏不敢文过饰非，怠慢消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认真贯彻，全国绝大部分省直都在三年内按期完成清丈任务。这次清丈，成绩显著。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赋役也相

27、对得到均平。万历六年（1578）全国土田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进行丈量以后，仅山东、江西、北直隶保定府、山西、浙江、贵州、南直隶江南十一府州和江北凤阳、淮安、扬州、徐州、河南、湖广、四川、广东、陕西等十二个省直，丈后即新增田土一百四十四万零九十八余顷，约占万历六年全国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经过清丈，勋贵、宦官、豪绅地主欺隐田土的不法行为受到一些限制，民间虚粮赔纳之弊有所减少。 明神宗实录卷一六。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详参林金树：万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版，第107122 页。如北直隶沧州地区，“清丈以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

28、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随着国家所能控制的纳税田土的增加，税粮收入亦大为增加。如按明初制定的民田最低租额每亩三升五合五勺计算，丈后新增的一百四十四万余顷，即可增加税粮收入五百余万石左右，相当于当时全国税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对于国计民生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史称其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经过清丈以后田籍制度比较健全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各地还在丈量田土的基础上，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所编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即在格式上循洪武之旧制，在内容上加以覆核，力求更加精确，切合实际。万历九年（1581）各地丈量鱼鳞清册今存世者仍不少。从下

29、面徽州府歙县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伐字2624 号（见附图），即可看出：与明初鱼鳞图册相比，万历初年新造的鱼鳞图册，项目编排更为整齐明白。例如，字号置于顶端，标明土名，又增加分装（庄）一项，凡是地段属两人以上共同占有者，于分庄项下详细记载各人所占之分数，而且登记丈量的实亩面积和税亩面积以及地块四边的边长等等，都较旧制精细、科学。附图： 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 夏燮：明通鉴卷六七。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食货土田。这次清丈田土，是在张居正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因此也产生了严重弊病，主要表现在丈量的方法上。各地为了讨好张居正，在清丈中多采

30、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说：“江陵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不少地方，先后按用小弓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当然也就谈不上田籍有准的问题。而田籍无准，最终受害包赔的还是广大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加之“豪猾率怨居正”，早就用各种形式反抗、阻挠清丈田土，蓄意破坏田籍，土地制度终于随着朝政是非而日益松废。从明初到明后期，不断丈地，核实田

31、亩，编造田籍。而田籍始终混乱，田亩始终无准，图册遂成故事，赋役难以均平。这些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失误，而是封建土地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谈迁：国榷卷七一。第三节推行屯田明代的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和商屯。其中，最主要的是民屯和军屯。从历史渊源说，民屯和军屯都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在性质上各有差异。相同的，都是以开发荒地为主要任务。差异之处很多，授田亩数、税粮科则、产品分配，俱不相同。经营管理体制也不一样：“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所谓“宽乡”，就是“民稀地旷”之区。移民的主体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罪犯是少数。民屯“领之有司”，即由户部及地方司府州县负责具体实施。这是民屯有别于军屯的一个重要特点。民屯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调整人口布局中叙述，于此不赘。明代军屯制度的建立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简单说，军屯就是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之费。由于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世称“其法最善”。所以，代代相传，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