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docx

1、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从律令制的演变看唐宋间的变革前言律令与礼刑关系的研究，在中国法制史专书中多少都会触及，但是一般只由律或刑或法的角度入手，较少注意到令的问题，更遑论律与令，或律令与礼刑的关系。 笔者以为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时，宜格外注意春秋到战国、晋唐时期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段。春秋到战国，是礼崩与成文法典发生时期，成文法典从此以后逐渐走向详备，但礼崩现象，则该问到何时礼的秩序才可下达庶民？此事牵涉到汉以后儒术独尊影响至民间的程度问题。晋唐时期，是承汉末曹魏以来整理律令，到西晋告一段落，结果确立律与令的对等性，其重要性在于令从此以后不再具有律的罚则，而成为规范国家社会制度的

2、法典，直至隋唐而大备。此期是具体将礼刑思想融入律令。但宋以后，令的重要性衰退，明初以后不再制令，这个变化，说明了何种历史意义？清末民初，受到列强交侵的影响而有变法之举，于是传统法受到严厉挑战，终于舍弃传统法而采用西方法，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与价值，是否适合于我们需要，迄今仍有待批判。拙稿无法也没有能力通盘探讨这些大问题，因此将拙稿立论重点，设定在晋唐间以及唐宋间律令变迁与礼刑的关系。也就是从律令制度探讨唐宋间的变革，主要是检讨礼刑融入律令后的变化过程中，晋唐间一度凸显令与礼的重要性，而律终于一枝独秀的缘由。敬请方家指教。一、律令不分时期、由礼刑二分到刑治世界：战国、秦及汉初时期春秋时代以前，是礼、

3、刑二分时期。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云云，即指此事；荀子富国篇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还寓有此意。到了春秋末期及战国时代，呈现礼崩，贵族沦没，布衣臣妾上升，属于法家的刑书、律令，乃风行于时。商鞅指出：要王天下，必须施行刑九赏一；如果刑七赏三，只得一强国而已。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是重刑轻赏。但是韩非子则以为重刑之外，也应重赏，所以说：欲治者，奚疑于重刑！欲治者，何疑于厚赏！刑、赏的基础在于信，韩非子说：法不信，则行危矣。无论如何，法家的刑治世界是讲信，同时也要守法，以达到齐民社会。近年来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中，在商鞅变秦后到秦始皇年间呈现大部秦律；而秦律中的法律答

4、问，有犯令、废令之语；秦律十八种的律文中，也有犯令、不从令之语；这个令，就是律的副法，属于单行法规。另外，张家山汉简也有二年律令的发现。所谓二年，指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简文包含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二年律令就是律令的总称，包含汉律的主要部分。其津关令第一条曰：御史言，越塞阑关，论未有，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制曰：可。所谓越塞阑关，论未有之缺字，当是传字，也就是传符，如汉书宣帝本纪师古注曰：传，传符也。所谓黥为城旦舂，即城旦舂加肉刑，依据后汉卫宏汉旧仪规定：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为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

5、岁。黥刑在汉文帝时被废除，所以不见汉旧仪规定，但可比照髡刑施行，所以当是五岁刑；若越塞，再斩左趾。唐律卫禁律越度缘边关塞条(总88条)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足见汉令内容定有罚则，且较唐律为重，则汉令为刑法，也就是相当于律的性质，是无可置疑。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有人批评他，说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所以汉代的律、令，基本上可说是现行的刑法。律是就单行法规的令加以整理而成的。至于令，则将单行法规的诏令，按其重要程度先后，编成令甲、令乙、令丙等类；相当于诏敕集，而简称为令。所以就成文法而言，令可视为律的追

6、加法，或谓副法，违令与违律一样须受处罚。因此，战国、秦及两汉时代可视为律、令不分时期。、礼刑合一：两汉时期自战国中晚期以来，儒家逐渐抬头，到汉武帝时乃确立儒术独尊的局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文帝时，贾谊上疏论政事，强调不可专任刑法，同时应重视礼义在政治社会的作用。贾谊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

7、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云者，亦见于大戴礼记礼察篇。此处指责秦不用礼义而专任刑罚，此所以速亡也。贾生之意，以为礼刑之作用虽有别，但互为前后表里，也就是礼刑合一论。按，律令不分，如前所述，自战国以来已经如此。但礼刑合一原则的确立，必待儒术独尊以后才有可能，在此之前，只能视为儒家的学说。儒家将崇尚刑治之人称为霸，战国以来的王、霸之辨，其实是礼、刑分辨的问题。汉宣帝

8、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已经是在儒术独尊以后，足见当时仍然不赞同纯用周政礼治，也就是不用纯粹的王道政治，而是杂用霸、王道作为统治原理。但因宣帝持刑太深，其实是以刑为主，礼为次。汉家这种政策，可说自始已然。儒家面对这种情势，不得不牵就现实，放弃纯粹的王道主张，改用以礼、刑互为表里的政策。于是把礼定为将然的范围，刑定为已然的范围，礼刑乃成为相为表里，合而为一。后汉和帝时，陈宠为廷尉，奉命整理律令，上奏时即具体指出礼刑相为表里，失礼入刑原则。陈宠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陈

9、宠奉命整理律令之事，虽因宠以他故入罪而不获施行，但可窥知当时视礼刑互为表里，皆入律令，以及律令不分的具体事实，乃至以礼救济律令之不足。所谓失礼则入刑，指刑以外的场合不再有法，而皆属于礼的范围，所以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这个时候的礼，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的规范，具有相当于现代政事法、民事法的作用。礼的具体内涵，记载于儒家经典，所以前述陈宠为理官时，议决疑狱，每附经典，这是礼刑合一的活用，进而以礼正刑。此事自前汉以来，其例甚多。如儿宽、董仲舒等，仲舒并着有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到后汉，应劭集经义折狱之事例而成一书，称为春秋折狱。利用经义折狱之事，到六朝还可看到。至于刑，在汉代具体是指律令，以

10、及律与令皆为刑法，由后汉陈宠之议，曰：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云云，可得理解。而律令也泛称为法，前引陈宠传附载其子忠传说；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云云，此处的汉法，就是前述的律令。无怪乎如律令或急急如律令等乃成为汉代的公文书用语。只是陈宠有意纳礼入令，曰：悉删其余令，与礼相应一节，并不成功，这个事情，须到西晋以后才获得具体成果。再者，汉代之令，虽亦有明定罚则，但似无概括规定违令诏者之处罚，到晋代始于律内设违令罪条。易言之，汉代的失礼入刑处罚原则，虽纳礼入律、入令，但此时之律、令仍未具体区别；西晋以后始分辨律与令，并明白规定违礼、违令归由律惩罚。日本令集解卷一养老官位令引或云曰：令者教未然事，律者责违犯之

11、然。说明日本在八世纪以后的律令制度及其立法解释，具体汲取汉代的未然、已然之礼刑相为表里的立法思想，以及西晋以后的违令入律原则。二、律令二分时期：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西晋泰始律令西晋时期，确立律、令二分，同时建立纳礼而入律令、违礼令而入律原则，这是律令制度发展的一大突破，尤其藉令篇展现儒学思想。关于西晋时期编修律令呈现儒家化一事，今日已是学界共识。陈寅恪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是此说的代表。但此期之特色，除晋律儒家化而外，尚有律与令二分，以及令主教民、养民等特质，则较少受注意。兹先对晋律的儒家化一事稍作补充。关于晋律的儒

12、家化，由于晋律散亡，不知其全貌，程树德有辑遗若干。从晋书刑法志可得其梗概。所谓晋律，指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所公布的律令，奉诏修律令者，共有十四人，此即车骑将军贾充、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此十四人，可分为两类，一为礼法之士，如贾充、郑冲、荀顗、荀勖等，乃至皇室的司马氏等；一为玄学之士，如羊祜、裴楷等，虽是如此，玄学之士并不反对以儒家礼教作为最终目的。至谓贾充为小人，其定律必无足观，但如前所述，制律者有十四人，所以程树德指出：下意决于郑冲，删定秉于杜预，评

13、议由于裴楷，典守本于荀辉，不尽出于充一人之手也。所以武帝颁新律于天下时，诏曰汉氏以来，法令严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于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所谓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正是晋律实现儒家思想的昭示。此其一。晋书刑法志在记述晋王司马昭有鉴于前律令本注烦杂，而进行编纂律令经纬之后，曰：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

14、据此，可知从除去之律文中，凡属于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者，悉入令，而不入律；同时规定：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属于常事品式章程者，定为各府的故事。这样的分类区别，实是一项重大突破。结果，制律二十卷，六百二十条；令有四十卷，二千三百二十六条，总共六十卷。律令之外，又有故事，有类于隋唐尚书省二十四司的式。关于整理芜杂的律令，自汉以来即不断在进行，至曹魏初步完成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按，自曹操干政以来，其命令曰令而不曰诏，令有军令、军等令、邮驿令、设官令、选举令、褒赏令、明罚令、内诫令等，已非全属律的范围，除作为行政命令外，更包括制度上的规定。曹魏时代，又有九品官人法、封爵制

15、、户调制、兵户制等，对汉制已有显着改变。至西晋泰始四年完成律令法典时，已明白区分律与令，成为律令的对等关系。在法制史上，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展。杜预在晋律序说：律者入正罪名，令者入序事制，二者相须为用也。这是对律、令的新义，所给予最简单的说明。此意即以律作为刑罚法典，令则为行政法。于是令摆脱作为具有刑法性质的皇帝诏敕集，而成为与律对等的非刑法法典；所谓序事制，就是将国家制度予以法典化，成为有如今日的行政法典，它本身并不附罚则。这种令制新义，自此以后到隋唐臻于完备。程树德九朝律考于晋令三十二篇中辑录佚文者二十一篇，如首列户令二条，其一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其次为学令

16、一条，曰：诸县率千余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余不详举。凡此皆不附罚则，其为行政法典性质甚明。所谓纳礼入令，最具体的表现，莫若学令、服制令、祠令、丧葬令等篇目的制定。隋唐时期诸令篇目虽有若干异动，但纳礼入令原则不变，所以祠令、宫卫令、衣服令、仪制令、卤簿令等皆是官方礼仪规定的主要篇目。此其二。由上所述，这个时期的律令，具有二项特质，一为儒家化，一为纳礼入令而使令成为与律对等性。这样的律令制度与礼刑关系，简单说，就是建立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的原则。易言之，在于礼的法制化，令则成为政典，违礼、违令皆以律处罚。所以，两汉以来的失礼入刑原则，至此时更加具体化。、隋唐律令到隋唐时期，其律令制度除继续实

17、施西晋以来的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以外，这个时期也有它的新义，此即藉律令以强化君权伦理，同时建立礼主刑辅的法制思想。兹再分别说明于下。(1)、继续实施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就纳礼入律而言，例如唐律名例律所规定的八议、户婚律所见的七出、三不去的离异条件等，亦均可见于礼典。至于唐律律疏引礼经解律，则比比皆是，不待赘言。兹举一例，如唐律户婚律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疏议曰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卖买，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亏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二年徒

18、罪。所谓紊乱礼经，在名例律规定十恶之十曰内乱条，疏议曰左传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若有禽兽其行，朋淫于家，紊乱礼经，故曰内乱。据此可知，所谓紊乱礼经，就是违背左传的规定。左传见于桓公十八年条引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杜注：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违此则为渎。就纳礼入令而言，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序云：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此即除说明令的性质是规定国家的制度以外，又以令来规定礼制；荀子富国篇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此处的礼，就是前引新唐书刑法志所说的令。日本令集解养老官位令引或云：令者教未然事，律者责违犯之然。更直

19、接将令解为礼。就令的篇目而言，如前述祠令、学令、选举令、仪制令、丧葬令等，本皆见于礼典。再者，自西晋泰始律令以来，已建立违礼、令入律原则。如上所述，由于许多礼仪已规定在令典中，所以违礼、令入律原则，大部分指的还是违令入律原则。例如新唐书卷五十六刑法志说；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此即说明这个原则的运用。例如唐律杂律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这是以律对违令的一般处罚。再如唐律职制律规定：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即诣阙上表者，不坐。疏议曰若先违令、式，而后奏改者，亦徒二年。所违重者，自从重断。这是严格规定不可任意改

20、动令、式规定，刑罚较重，其与违令处事者不同。又如唐律名例律规定：嫡孙承祖，与父母同。疏议曰依礼及令，无嫡子，立嫡孙，即是嫡孙承祖若闻此祖丧，匿不举哀，流二千里故云与父母同。此处所谓礼，当指仪礼注疏卷三十丧服齐衰不杖期条云：适孙。郑玄注曰：周之道，适子死，则立适孙，是适孙将上为祖后者也。此即嫡孙承祖之由来。 所谓令，当指封爵令，唐令拾遗封爵令二乙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规定：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主嫡孙。以上都是在说明到唐朝定律令时，更将纳礼入律令、违礼令入律原则予以具体化，而显得更为完备。()、君权法制化的确立 隋朝一建国，即以统一大业作为施政主要目标，其反映在刑律

21、上，则强化君权为至高与最后。所以隋开皇律在周齐律影响下，首列十恶，有五恶之惩处规定，目的是在保护皇权及其相关事项；此外五至六恶的场合，则在规范社会伦理秩序。保护皇权者，最主要在于将秦汉以来刻意要深入人心的皇权理论基础，此即天命与祖灵，在隋唐律予以具体法制化。当然论法制化过程可追溯至秦汉律，但是到唐律大备。 例如唐律名例律十恶条一曰：谋反疏议曰：王者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所谓宸极，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云：圣人拟宸极，以运璇机。也就是北极星天帝所居的地方。此处的圣人，是比喻古代的王者，与律疏的王者，其实同义。所谓二仪，指天地，周易系辞云：易有太极

22、，是生两仪。这一段的意思，说明王者居于天帝至尊地位，承奉天命，如同天覆地载施恩德于万物，作为万民的父母。所以作臣子者，应该尽忠尽孝。相近于这条规定，又见于贼盗律诸谋反及大逆者条曰：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上祗宝命，下临率土。这些规定，很具体指出王者是秉承天命而治天下，其权力来源，出自天命。足见先秦及秦汉以来的王权天命论，到唐而法制化。这是自古以来，有关王权论的重大结论。此后千年间的天命王权，不但有理论，而且有法制依据，乃更加巩固，甚至独裁。 上举十恶条其二曰：谋大逆。注云：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宗庙、山陵及宫阙本都是皇家建筑物，为何侵犯这些建筑物成为十恶的谋大逆？律疏解释谋大逆云：此

23、条之人，干纪犯顺，违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这是指冒犯法纪、天常，背悖道德，悖逆罪以此最大，所以叫大逆。冒犯宗庙、山陵及宫阙，视同冒犯天理、人伦、法纪，显然将宗庙等作为皇帝权威象征。所谓宗庙，律疏曰：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刻木为主，敬象尊容，置之宫室，以时祭享，故曰宗庙。所谓山陵，律疏曰：山陵者，古先帝因山而葬，黄帝葬桥山即其事也。或云帝王之葬，如山如陵，故曰山陵。所谓宫阙，律疏曰：宫者，天有紫微宫，人君则之，所居之处，故曰宫。所谓阙，律疏曰：尔雅释宫云：观，谓之阙。郭璞云：宫门之阙也。唐代的宗庙，起初立四庙，后来增至七庙，乃至于十一庙。其建制，包括始封君、受命君等不迁之庙以及诸亲庙等

24、。山陵是本王朝诸帝王陵。所以宗庙与山陵两者，皆指本王朝诸皇帝及其先祖，此等祖灵，均属于现世皇帝承继权力的由来；而宫阙则是现世皇帝执行权力所在地。整个说来，宗庙、山陵及宫阙都是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以规定为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皇权源自祖灵说的法制化。依此看来，所谓皇权，除皇帝本人所执行的权力而外，同时还包括象征皇权的有形建筑物所代表的权力意义。创业君主的权力，着重于天命源头，其继任的皇帝则着重于继承祖灵要素。天命与祖灵合而为一，然后展现皇权的地方，就是宫阙。于是侵犯皇帝以及象征皇权之有形标的物，成为罪大恶极，乃规定于十恶之前三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据此可知律疏又将皇帝及其象征皇权之

25、有形标的物，广义解为社稷、国家，明清律皆同。令方面，从晋令、梁令篇目到隋唐令篇目顺序的变动，也可窥知强化中央集权的意图。此即晋令、梁令篇目顺序，以户、学、贡士诸令居前，但自隋开皇令以后，直至明令，则取官僚制度的相关规定，置于户、学、礼等之前，而作为篇首。这个变化，当与隋开皇律设定十恶之科，以保障君权有关。易言之，西晋律、令成立之初，两者在尊君、保民的立意上，一如法典性质所示，具有对等性；但自隋代以后，显然有意屈令就律，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订定保民制度。隋唐时代的律令，形式上犹具对等性，实质上已经出现变化。宋代以后，令的特质又再褪色；相对的，在尊君主义的前提下，除了律以外，乃将敕提高到第一位。因

26、此，从隋代以后，在法制上很清楚可看出官方不断建立皇权一元化的努力。()、礼主刑辅原则的实施理论上，自周代以来即施行明德慎罚。自汉以来，儒生亦不断鼓吹制律必须本于礼的主张，而逐渐落实。例如董仲舒对策时就提出教化论，而有所谓任德教而不任刑、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在此前提下，孔子所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乃成为政者的圭臬。东晋初，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着学箴，曰：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此即以礼律来实现仁义之政。至隋初定刑律时，进而确立礼主刑辅原则定律，隋书刑法志序曰：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

27、为助。其具体事例，如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分颁新修刑律于天下，诏曰：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此即死刑除绞、斩以外，其余残酷刑罚均废除。至三年，再敕苏威、牛弘等宽减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唐代制律，虽有若干修改，但大致与隋律相差无几。于是刑律五百条为之定型，并成为此后各朝修律之蓝本。儒家的恤刑宽仁精神在隋唐律获得具体的展现。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完成永徽律之律疏三十卷，即今日吾人所见唐律疏议者。其名例律疏议序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提示唐律及其疏议内容，即以礼主刑辅原则来编纂，其视汉以来礼刑合一原则，实是一大突破

28、，也是隋唐律与汉、晋律以来较为不同之处。其目的，可谓为制律或注律诸臣，欲突显礼在律中的作用，以更接近原始儒家的主张，虽然实际上仍无法摆脱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其用心良苦，概可想见。隋唐律，纳礼入律的具体事例，在今本唐律疏议随处可见。论法制上的渊源，恐始于曹魏的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这是对秦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否定，是对儒家孝义的强化。至于唐律所见的八议、以服制论罪、子孙违犯教令、犯罪存留养亲、官当，乃至十恶等，均是以儒家伦常礼说入律的典型例子。无怪乎四库提要谓唐律疏议是一准乎于礼。兹再举一例，十恶第六恶曰大不敬，注云：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疏议曰：礼

29、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此即大不敬条系源自礼记礼运。又七恶曰不孝。注云：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如前所述，不许别籍、异财之事，可源自曹魏律，此处疏议对供养有阙再释曰：礼云：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所谓礼云，指的就是礼记内则引曾子曰。所以隋唐律是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当无疑问；而法制上以礼为常经，刑为变则的原则，至此可谓完全确立。三、令典褪色、敕兴时期这是指两宋到明清期间的发展，其变化较大是令与格、式，律变

30、化较小。就律而言，宋初犹用唐律，其后删定后周刑统而颁行，但其内容，基本上仍沿唐律之旧。神宗时，以律不足以周延诸事，乃规定：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此即规定法制之目，曰：敕、令、格、式，而律遂存于敕、令、格、式之外矣。这个意思并非完全改变律，而是指旧律有不能见用之处。整个说来，两宋依然无远离唐律。到明清时代，再直承唐律，这是明太祖采纳丞相李善长等议以宜遵唐旧而来的。惟明清律的纲目是以六部名称加上名例而成，这一点异于唐律，但其条目仍一准于唐律之旧。所以，唐律在法制史上，可称为后代法典的蓝本。至于令、格、式的变化较大。关于令，宋初犹见编定部分令文，如仁宗天圣七年(1029)，完成的天圣令三十卷。今日仅存宁波天一阁所存藏书名为官品令三十卷最后的十卷，此即天圣令的残卷。自大陆戴建国于一九九九年发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以来，广泛引起学界重视。由于天圣令在编修时，每一种令分前后两段记载，前段于记载天圣令文末，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所谓旧文，即指唐令。后段记载唐朝令文，文末再以另列一行标示如下文字；右令不行，即提示宋朝不用此等唐朝令文。据估计天圣令最后的十卷总共二八九条，附载的唐令也有二二二条，非常珍贵，目前学界已经披露之唐朝田令有四十九条、宋天圣田令有七条，田令总共五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