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docx

1、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度【作 者】任士英引言隋唐时期，因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与三省六部为主体的行政格局相适应，确立了完整的职官制度。其表征之一，乃是承魏晋南北朝以来职官分流的趋势，正式形成了相互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流内、流外两大职官系统，并为赵宋以后职官制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唐代流外官制度，作为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职官制度的发展中，同样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所谓流外官，简单地说就是流内九品以外的职官。唐代数量众多的流外官若令史、书令史、府、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等，广泛设置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担负着重要的行政职能。唐代流外官的管理制

2、度，是流外官制中一项重要制度。唐代对流外官的管理，在选任、置品、督课，酬劳以及入流内叙品等方面都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构成了唐代流外官制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封建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直接关系着唐朝行政机制是否灵活、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研究流外官的管理制度，对它与唐代行政体制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并且对于弄清后期封建社会官僚政治中吏员阶层的发展、演变及相关问题，也具有同等价值。在那时，吏员的异常活跃与不寻常的地位是官僚政治中极富特色的内容，明清之际的顾亭林说：“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胥，是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吏员们“品弥卑而

3、权弥重”。笔者认为，这种政治状况的确立，很可以从唐代流外官制度探溯其来源。一、选官制度唐代流外官的铨选制度称为“流外铨”，或称“小选”、“小铨”等。它的设置时间，南宋人洪迈曾说：“流外铨，不知自何时？”现存资料说明，唐武德年间已自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表明流外铨已经进行。随着流外铨工作的展开，其程序内容与规则也日趋完备，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一）铨选对象铨选对象是指有资格参选流外官者。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流外铨对象：“谓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及州县佐吏。若庶人参流外选者，本州量其所堪，送尚书省。”实际上，它并没有将全部铨选对象包括在内。所称“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的范围相当狭窄。据新唐书卷四

4、五选举志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云云，则知所有品子可以任流外官。又按唐律“其有准荫应赎者任流外及杂任，若犯杖罪以下”条文，唐代得荫庇者，乃为五品以上子、孙，三品以上曾孙，且职事官、散官、勋官及封爵皆可据品荫其子孙，可知所有品子皆得参选流外。日野开三郎氏曾指出品子中百姓勋品视三品乃至视五品子包括在内是正确的。所谓“州县佐吏”参选，实是强调参选者的现实身分，即差科色别。因为，有资格任州县佐吏者，本身已具有参选流外的资格。如：州县佐史“通取六品已下子及白丁充之”，县录事“取部内勋官五品已上，若无堪任者，并佐史通取六品已下子及白丁充之”，州镇仓督、州县市令“取勋官五

5、品已上及职资九品者，若无，通取勋官六品已下”，这与品子（包括勋官子）有某些重合。据唐天宝敦煌县差科簿的差科注记统计，郡史八人中有上柱国子四人、上柱国一人、轻车都尉一人、品子一人、中男一人；县史四人有上柱国、上柱国子、上轻车都尉、白丁各一人；府史二人俱为品子。白丁即庶人（良口）身为丁色者，参选流外之前为课见输者，一旦任职，即为不输。如唐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户邵公偘，年五十六。任安西流外”，当即丁户。庶人参选，使流外铨的身分性限制大为削弱，并几乎使之消失。这一内容在唐代选官制度中颇具特色。流外铨对象也包括部分流内官，即包括勋官、散官两类但不包括流内职事官，“品官任流外及杂任，谓身带勋官、散官

6、而任流外及杂任者。”据唐开元年代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载：勋官云骑尉、武骑尉、骑都尉及上柱国均有任流外四品、五品官者，且多“身为户”。部分流外官参选流外，使流外铨范围扩大，使其制度尤显完备。（二）铨选标准与要求流外铨选标准不同于流内铨的“身、言、书、判”四条：“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即以书法、会计与实际工作能力为择选标准，并且流外铨对三条要求同流内铨先试书、判，再察身、言即四条并重也不同，不是求全责备，“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11)，如“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在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12)反映出对流外官是按需取才，三条取人是同流外官的职掌范围大体一致的

7、。如同身、言不包括在流外铨中一样，计也不属流内铨的内容，它是对任职流外官的一项专门技能要求，出身流外被人嗤为“目不识文字”的牛仙客(13)，就因精于理校财会得获屡屡升迁。还应说明，流外铨的书、时务二条与流内铨中的书、判是一致的。因为，时务能力的考察以判词定优劣，只不必象流内铨人“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14)，流外铨试判“则所对不责其引征古今，但据事理判断”(15)即可。这种内容上的侧重，反映出国家对流内、流外两大系统的官员要求有所侧重，不能断言对其铨选标准有高低区分。（三）铨选机关与程序唐代流外铨“校试铨注与流内铨略同”(16)。但其铨试过程尚有自身的特点。流外铨也由尚书省负责，在玄宗开

8、元之前，一直由吏部郎中专知掌选，开元二十五年后情况略有变化。据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旧则郎中专知小铨，开元二十五年勅，铨注讫，应留放，皆尚书侍郎定之。”似是说定留放时一由尚书侍郎决定，吏部郎中的职权被剥夺。但细检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官制门所载诫励吏部、礼部掌选知举官敕文字：“其流外铨及武举，专委郎官，恐不详悉，共为取舍，适表公平。每至留放之时，皆就尚书侍郎对定。”按，此敕文苑英华卷四六五、全唐文卷三一皆有收录，俱无纪年，但从敕文“朕祇膺大宝，岂忘兢业，临驭以来，且逾二纪”推测，恐即开元二十五年颁行并为大唐六典之所本。故知实乃由吏部郎中在铨注之后与尚书侍郎“对定”，即“共为取舍”，郎中职权并未被削

9、弱，所以唐代习惯上常以“小选”标榜称呼吏部郎中(17)。但由于吏部主官介入流外铨，以与郎中“上下检察”，使流外铨程序更臻完善。开元年间，流外铨程度的又一重大变化是确定了团甲过门下复审的手续。这是开元中与裴光庭奏用循资格铨人之制同时施行的。团甲，就是汇集铨注结果制成总册并用以上报的凭证资料，又称官甲或甲历。流外铨经门下审省，与流内铨注后上门下省的手续相同，意在加强对流外铨的管理，减少失误，防止因吏部专知而挟私舞弊。裴光庭死后，此手续因萧嵩奏请曾下诏停断：“比者，流外奏甲乃引过门下，簿书堆盈于琐闼，胥吏填委于掖垣，岂是合宜，过为烦碎，自今已后，亦宜依旧。”(18)不过，如同流内铨循资格一样，虽有诏

10、停止，有司因循，“犹踵行之”(19)终唐世无改。铨注受官时，与流内官“奏受”不同，流外则“判补”(20)。马端临视为“辟举”之类(21)，实是误会。因为判补也是由吏部任命，官成后颁告身，它与奏受不同在非“受旨而奉行”，皇帝并不预闻流外铨注拟名单，故唐律称流外官为“非奏授者”(22)。总之，唐政府在委任吏部郎中掌知的同时，又以吏部尚书侍郎参与并令门下省进行省审复核，使流外铨程序越发严密。（四）叙迁与转选流外官任职后，迁转也有详细规定。如考限的积累与考绩的认定，即决定其是否获得迁转的资格。在考课制度中还将述及。流外任职要遵循政权机构的“前行”、“后行”次序。前行、后行是按照各部门职权的繁简、要闲区

11、分：“其在吏部、兵部、考功、都省、御史台、中书、门下是谓前行要望，目为七司，其余则曰后行闲司。”就是说，“流外转迁者，始自府寺而超授七司者，以为非次。长安中，毕构奏而革之，应入省者先授闲司及后行，经两考方转入七司，便为成例。”(23)某些专门职掌的流外官迁转也要有相应条件。由亭长、掌固转府史，府史转令史皆要“试判”(24)；流外伎术官要当色迁转，“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术之官唯得本司选转，不得外叙。”(25)如太史局历生、天文观生等流外皆本色转补并“取当色子弟充”(26)。二、品级制度唐代流外官品级同流内分九品一样，也分为九品：“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

12、等。”(27)勋品以下九品流外在通典卷四职官典大唐官品所载开元官品令中有大概的列举，令文虽有阙漏，也大致反映出流外九品的基本状况。勋品乃流外最高品，相当于一品。正品九品之外，又有视品流外，“视流外亦自勋品至九品”(28)。但视品流外到开元初有所变革，不再遵循完整九等品级序列，按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唯留萨宝（按：视勋品）、袄祝（视四品）及府史（视五品），余亦罢之。”(29)流外官皆无从品。唐代流外官系列中，某一特定职掌的流外官品级，往往由其所在官府的地位所决定。如令史之职，隶御史台、三省者为勋品，属秘书、殿中省或太子詹事府或内坊者则分别为二品、三品、四品。特别是，流外官的品级配置，勋品与八、九品

13、中的官并不多，就是说，流外最高品的职官数量不多，最低品级者也不占多数，而居二品至五品者较为集中，六品、七品次之。这种配置与流内官迥异其趣(30)。说明流外置品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灵活性。与流内官区分职事官品、散阶（又分文武若干级）、勋阶不同，流外品皆为职事。故而流外品官皆系分置于中央到地方机构中的职事官，它没有流内职事官那样还另有表示其禄秩、位望的散阶品级（这到北宋演变为纯粹的“官”），流外官本身就体现出其品级的存在与高低之别。并且，流外官也不象流内官那样区分清官、清望官等，通常将流外官归于“非清流者”(31)的层次，可能是南北朝以来设置流外以“刊正九流”、辨别流品(32)的余韵。由此可见，流外

14、官虽同属国家官僚，组织系统上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理应说明，不仅流外官的品级配置与所隶属的机构地位相关，而且流外官职掌内容也与所属机构一致，各级机构中流外官的职掌总是其所属机构职能权限的重要组成部分(33)。同时，对各级机构中所有职事官（包括流内、流外）编员，唐律严密规定了署置过限与不应置而置的处罚条令，并对“视六品以下及流外、杂任等”内容作了强调(34)。这说明，流外官在组织系统上虽相对独立，却不能将其斥于整个官僚体系之外。三、督官制度唐代对流外官的督课，主要是以考课为中心的考核制度。它同流内考课一样，都是通过对官员治绩与考限的评定达到督课官吏的目的，其作用的杠杆便是以考课等第决定仕途升降。考

15、课是唐代流外官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据载：“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过，立四等考第而勉进之。”(35)这同流内官一样，由本部门长官先行以行能功过进行考评，然后“每年对定，具簿上省”，考核程序与流内考课同样严格，只其考第仅有四等：“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怠、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衍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36)但似乎并不能由此认为：“流内官考第含有较浓重的道德价值色彩，也着重官僚处理公事的行政能力，流外官的考第则较注意实际工作表现”，即“偏重个人能力与公务表现。”(37)因为，考第的划分，其实是对官吏工作作风这体现为“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

16、四曰恪勤匪懈与工作表现即“二十七最”的综合评定。而流外上考中显然已包含了对“四善”的内容要求，这是国家对吏风的共同准则。对于二十七最的内容，流外考课中也当同样适用。既然“最”是对职掌不同衙司官员工作的要求，流外作为国家官吏的一部分，焉能例外？又据大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载：太医署“凡医师（按：流外勋品）、医正（流内从九品下，疑与医师次序移错）、医工（流外三品），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痊愈多者自然得高考，这正符合“占候医卜，效验居多为方术之最”的原则。其他机构的流外官，也应分别依其不同职责的要求进行考课。显然，流外考第的评定，同样是以“善”、“最”原则为标准的。如此说来，流外四等考第与流内九等考第之别，并不能说明二者地位有轻重之分。考核政绩而外，考限的认定也是考课中极重要的内容。首先，任现职需满二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