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都陶寺全国诗词楹联大赛参考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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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陶寺全国诗词楹联大赛参考资料
《“尧都陶寺”全国诗词楹联大赛》参考资料
一、尧都陶寺遗址公园单项征联内容
1、陶寺遗址博物馆。
全面展示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实物，投资2,26亿元，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
2、陶寺观象台。
复原观象台；
3、观象台室内展厅。
世界同时期的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观象台早500年）对比，以现代科技手段模拟展示两分（春分、秋分）、两至（夏至、冬至）等；
4、宫殿区展示点；
5、城墙遗址展示点。
其中一些主要参考内容附后：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处的陶寺村南，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古城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面积。
陶寺出土彩绘龙盘对应了《竹书纪年》的记载，成为代表“帝尧国家”意志的“国徽”，使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言之有据。
陶寺朱书扁壶“文、尧”二字，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汉字。
陶寺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4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由此确定了“两至、两分”和春播秋收的农耕文明，你可以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4个节气，站在复原后陶寺观象台观测点上，观看东方塔儿山日出，体验观象台的神奇，感受帝尧时代的伟大。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雄辩地证明了陶寺就是尧都。
陶寺出土“圭表”证明“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破译了最早“中国”的密码。
铜铃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所见的第一件金属乐器，这标志着中国音乐文明重要内涵“金石之声”的来临，也证明了中原地区在帝尧时期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在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有礼器鼍鼓，石磬，以及宫殿、城墙、墓葬等都证明了当时的文明、繁华和阶级的分化。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地拥有所有的文明要素和标志。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入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走进襄汾，你能清晰地看到，最早“中国”在这里诞生，华夏文明在这里发端并薪火相传。
你会惊喜地发现，历史的脉络在这里如此完整呈现，现代文明与远古文明在这里相互交融、礼乐与思想在这里尽情弹奏、民俗与风物在这里演绎传承……
当前，省市县各级领导都在积极做好“最早中国·一座都城”这篇大文章。
建设陶寺遗址综合展示中心并已投入运营，陶寺遗址博物馆尽快奠基开工，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完成等。
二、华夏文明——陶寺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
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
黄河流域是我国唯一一处古代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进展，考古学家们又提出了中华文明多源观，即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
这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都可以追朔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都为推进中国古文化起了特定的历史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史前文化虽是多元的，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
在我国古人类大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相交汇的晋、陕、豫一带地区，构成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中心区域，并且率先大踏步地进入文明的门槛，成为华夏传统文明的“直根”。
近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
这个直根就是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俗称塔儿山）西麓，因靠近陶寺村南，所以叫陶寺遗址。
遗址东西宽约 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原始社会末期文化遗址，时间相当于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100年。
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即发现了大量的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遗物。
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1999年至2001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年——2000年），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确立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观象区。
从而进一步确认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最大城址，使陶寺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以文字、金属（铜器）、城市和礼仪祭祀中心等要素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
正如恩格斯所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意思是说只有形成了国家，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
那么，陶寺遗址究竟发掘哪些成果呢？
陶寺城遗址。
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
而且小城里面还有宏伟的宫殿。
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在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墙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
除宫殿外，从城址遗迹中，还可清楚辩认出屋舍、祭坛、观象台，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墓葬区。
这说明在4000多年前，陶寺已有人能够调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这个城池，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
由此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也即帝尧建都地之平阳之所在。
陶寺墓地。
陶寺墓地位于陶寺遗址东南角，总面积30000余平方米，目前已发掘各类墓葬1300多座。
从整体墓葬区的情况看，可分为大、中、小三种规格。
从随葬品数量来看，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数量一般在100件以上，最多的达187件。
中型墓葬品数量一般在20多件，小型墓葬一般没有随葬品。
在发掘到的九座大型墓葬中，不仅棺内洒满了朱砂，而且随葬品诸如彩绘陶龙盘、鼍鼓、特磬、土鼓、玉器、彩绘木器以及猪骨架等，品种齐全，花样繁多。
9座墓的墓主全是男性，很可能是部落联明首领（或称王者）。
中型墓80多座，墓主人大多是年轻女性，其随葬品一般有20余件，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
所有墓主人是年轻女性的中型墓葬，几乎毫无例外地分布在大型或者特大型墓葬的两侧，说明这些年轻女性的身份是墓主人的妻妾，大型墓主人在占领巨额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占有更多年轻的妻妾。
由此可见，当时已形成了明确的妻妾陪葬制度。
陶寺墓地呈金字塔的严格等级制度、礼仪制度以及财富差距，也可以看出当里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十分明显。
“观象台”遗迹。
“观象台”发掘于2003——2005年，是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之一。
它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形状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园形平台。
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分别对着对面崇山的某个点。
古人就这样利用两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崇山）日出，并依据日光影来推测一年的二十个节气。
为了证实这种推测，研究人员专门用一年的时间对其与山峰、缝隙、太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地观测记录，得到了第一手有一定说服力的宝贵资料。
更有天文学家认为，这个观象台除了观测太阳外，还能观测月亮和重要的恒星。
总之，天文学家们认为，陶寺观象台是中国4100年前最早的观象台建筑，这比此前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英国巨石阵早近500年。
“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帝尧时期“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扁壸朱书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素符号，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创性标志和初始记录。
在陶寺遗址曾发现了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壸，在壸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
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冗”字的篆体。
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数是“易”字，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尧”字。
将其定义为“文尧”，表达了唐尧后人对尧的懿赞和尊称，因为《尚书•尧典》中说：
“曰稽古尧帝，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
允公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可见，不论是“易文”（明文）还是“文尧”，都是对尧的文治武功和懿行嘉言的肯定与颂扬。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而在此前，人们能解读而且成为今天汉字祖源的甲骨文，距今不过三千多年。
陶寺扁壸朱书文字的发现将汉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这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彩绘龙盘。
在已发掘的陶寺遗址9座大墓中，有5座出土了“龙盘”，所谓“龙盘”就是把一条龙绘制在陶盘中心的一种器物。
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
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或说是麦穗。
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
那么，龙族是谁呢？
据《竹书纪年》载：
“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
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
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而锐上丰下，足履翼宿’。
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
”《汉碑•成阳灵台碑》也说：
“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
”由此可知，帝尧是赤龙或河龙所生，尧部落即是龙图腾的主人。
陶寺文化中的彩绘幡龙，应是中原文化龙族文化的先首。
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龙文化的肇始。
铜铃。
在陶寺出土的器皿中，除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外，还出土了一件近乎精美的铜器——铜铃。
这件合范铸造的铃形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原0.3厘米。
经鉴定，为红铜铸造品，其化学成分为含铜量占97.8％，含铅量占1.54％，含锌量占0.16％。
铜铃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一件最早的“青铜器”，在中国青铜文化起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音乐史角度看，它还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标志着构成中国古代音乐文明重要内涵的“金石之声”时代的来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铜器的出现确证陶寺文化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和扁壶上的文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都是国家产生的标志物证。
总之，陶寺文化遗址由墓葬、居住址发掘展开，到发现城墙、宫殿、祭祀观象台等，种种惊世发现，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古代文明国家的大致轮廓。
大墓、小墓中殉葬品的不同，标志着社会差别已经产生，阶级分化已露端倪。
等级鲜明的墓葬，丰富的礼仪用具，成熟的礼制，作为王朝都城必备建筑的祭祀台、观象台以及雏形化的文字等迹象，都说明陶寺文化已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原始国家的基本标志。
陶寺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谁？
根据以上考古成果再综合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专家们一致认定极有可能就是陶唐氏帝尧部落。
4000多年前，在晋南这片广袤的大地，唐尧部族在以尧为称号的几代杰出首领的率领下，德服四方，势不可挡，最终以强大的文武之道实现了中原部落的大联合，创建了“民无能名”的旷世勋绩。
作为天下共主的帝尧，将都城定于自己的发祥之地平阳，并以此为基地，统一华夏诸族，推进社会文明，形成了“中国”的雏形从而被后世誉为“民师帝范”、“文明始祖”。
对于陶寺遗址发掘的重大意义，著名考古学家、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称“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苏秉琦先生认为，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
陶寺遗址所表现的南北文化综合体性质，突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他指出：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
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
它不仅达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级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苏先生还指出，晋南一带是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
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集团正式形成并由此不断推进民族发展的奠基石。
”（《中国文明起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
2004年时《光明日报》撰文指出：
“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战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是一环套一环发展至今的。
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还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成为了确凿的历史。
中华文明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
”
帝尧和他的那个时代是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至今沿袭创制于尧的历法、礼制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融入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
如今，临汾城南的尧庙和城东北35公里的尧陵早已是海内外华人寻根祭祖的圣地。
2006年尧陵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庙—华门也被国家旅游局评为特级景区。
2007年，“中国•首届尧文化高层论坛”在临汾举行，2008年尧陵修复工程竣工并对游人开放。
尧文化作为临汾区域文化的核心文化，正在为文化强市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
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居住址
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
长、宽一般2～3米。
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
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
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
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
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
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
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
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
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
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
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160多座墓。
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
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
约当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
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
早期大型墓只发现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
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
规模最大的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
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
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
晚期尚未发现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体与早期相同。
文化遗物
出土遗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铜器等。
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表多饰绳纹,也有篮纹和少量的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镂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
平底器和袋足器发达，典型器物有夹砂缸、釜灶、盆形斝、罐形斝、尊形斝、折腹斝、肥足鬲、大口罐、镂孔圈足罐簋、折腹盆、扁壶等。
主要器类有比较明确的发展序列。
随葬陶器有灶、鼎、斝、罐、壶、瓶、盆、盘、豆、觚、“异型器”（可能即古文献中的“土鼓”）等。
除夹砂质的炊器外，各种泥质容器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
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漆器花纹颇多相似。
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最具特色。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另一特色。
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
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绿、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
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
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1000多年。
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
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朱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类型文化，在中原地区诸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丰富多彩，发展水平最高。
多数学者认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会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考古发掘进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
200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实施探源工程II陶寺遗址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继续探掘任务以及配合陶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工作。
我队于2007年7月7日至12月13日，对陶寺遗址宫殿区进行试掘，总计发掘122天。
领队何驽，其他参加发掘人员有社科院考古所高江涛、冯九生、张管狮，山西省考古所王晓毅、冀宝金。
2007年陶寺发掘共开探沟10条，共发掘面积892平方米（含2005年发掘的主殿部位探方重新揭露部分300平方米）。
2006年的发掘大致弄清了IFJT3的西北角，而本年度夏秋两季的发掘又基本上弄清了IFJT3的西南角、东北角和东南角。
这样，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FJT3的四至、形状、规模等大致情况基本廓清。
另外，在IFJT3的中部偏东位置发现了柱网结构明确的一处宫殿夯土基址。
IFJT3是一个较为完整不可再分割的大型夯土建筑基础，近正方形，方向225º15′，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大约1万余平方米。
台基基坑边缘部分遭破坏严重，很不整齐。
部分地方夯土残留厚度70厘米左右。
台基基础仍由夯土版块筑成，夯土版块多数质量不佳，少数质量很好。
IFJT3的东北角向外凸出一部分夯土，夯土边缘线分别向西、向南延伸出去。
向南应与FJT3东南角接上，向西应与FJT3西北角接上。
从FJT3东北角的ITG22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1、H82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
I
FJT3的西南角因破坏严重，已基本无存，但其向东延伸出去的夯土边缘线还残存。
因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和灰坑的破坏，IFJT3西南角向东延伸的夯土边缘线不整齐，边缘以内夯土基址内夯土质量不佳。
从ITG24内遗迹单位看，FJT3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84等打破，夯土中又出土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陶片，时代也是陶寺文化中期。
IFJT3的西南部有一片向西南凸出的夯土基础，大约有100平方米，距西南角约20米，是否为坡道，或为出入口，或为其它FJT3附属建筑，因仅余夯土基坑部分，而不得详知。
IFJT3的东南角保留较好。
弧形圆角，向西向北延伸出去，其以南以东均为红生土，此拐角十分明显。
从ITG30与ITG31的发掘看，IFJT3的东夯土边缘线十分明显，比较整齐，保留较好，部分地方因破坏而略有凸凹，夯土边缘线以西为版筑夯土。
东南角夯土基址被陶寺文化晚期层叠压，出土陶寺文化中期陶片，同时又打破中期地层以及早期灰坑H90，时代同样属于陶寺文化中期。
本年度发掘所获意义重大，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陶寺遗址宫殿区及宫殿类建筑的存在，同时为全面揭露IFJT3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明确线索。
IFJT3内的殿堂建筑遗迹是本年田野工作又一重要发现。
该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位于大型夯土基址IFJT3中部偏东。
面向正西南，方向约225°，与整个IFJT3的方向一致。
柱网所占范围东西长23.5米，南北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
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保留8个。
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柱坑直径多50~80厘米。
柱洞直径多为45~50cm，个别柱洞直径较大，达80cm。
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
柱间距南排与北排情况不一，据现有柱洞分布看，南排自西向东柱间距有宽窄之分，为一窄一宽分布，窄的间距约2.5米，宽的约5米；北排柱洞除中间两个间距为约5米外，其余皆间距约3米分布。
中排因仅保留3个柱洞，具体排列分布情况不太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排柱洞并不相对应，但北排中间间距较宽的那组柱洞与中排以及南排一组宽间距柱洞却基本相对应。
经解剖，柱洞一般残深约30~40cm，柱洞下有柱础石。
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在柱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
这种做法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比较罕见，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中的柱洞也未见到此类做法。
另外，在IFJT3的殿堂部位的夯土中，还出土一铜器残片，初步测定为砷铜。
发现两处被打在夯土中的人骨架，一处骨架零乱；另一处无盆骨以下部分，但臂戴有一玉璧。
两处应均为非正常埋葬。
有可能是奠基的人牲或人祭。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300余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史前遗址。
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主要收获 出土陶器
是发掘了1300余座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墓葬，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随葬品。
2002年，经过第二轮发掘，确认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
这些重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发现
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从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已很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
因此，陶寺遗址一经发掘便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根据对陶寺遗址的时空分析，学者们很快将其同传说中的唐尧联系在一起，初步认定它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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