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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意见

指导老师意见：

论文选题有一定意义。

文章对于中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的一致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袁世凯在推翻帝制、民初建设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论述。

对其所起作用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阐述自己观点时能引用相应的文献资料进行论证。

初步做到史论结合、言之有据。

全文构架较为严谨，层次清晰，行文流畅。

文章论据还应加以充实，分析也可以进一步深入，谴词造句标点等基本语法方面还需再锤炼。

该生基本掌握写作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

同意参加论文答辩。

ThefunctionofYuanShikaiinoverthrowsthemonarchy

andinitialconstructsofthedemocracyrepublic

ContentSummary:

ThishugesocietytransformsinXinhaiyear,strugglesbothsidestolookresemblesonlythentherevolutionarypartyandtheQinggovernment,infactactuallyismuchmorecomplex.ThepeopleoftensaidYuanShikaiusurpsstatepower,hasneglectedYuanShikaiperhapsotherpoliticalpowerobjectiveexistenceexactly.Inthecomplexsocialenvironmentatthattime,itwaspreciselybecauseYuanShikai'sexistenceonlythencausedtheQinggovernment,therevolutionaryparty,ConstitutionalismFaction,betweentheimperialismtoachieveakindofbalance,overthrowsmatterofmerittheQingDynastyonlythentobeabletoachievesmoothly,thebourgeoisdemocracyrepublicansystemonlythencanintheformbeestablishedinthenationwidescale.ThisarticlenamelydiscussionYuanShikaiinoverthrowsthemonarchyandinitialconstructsofthedemocracyrepublic.

袁世凯在推翻帝制及民初建设中的作用

学生姓名：

李光宇指导教师：

孙春芝

【内容提要】在辛亥年间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斗争双方看似只有革命党与清廷，事实上却复杂得多。

人们往往说袁氏窃国，恰恰是忽略了袁世凯或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客观存在。

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存在才使得清政府、革命党、立宪派、帝国主义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推翻清王朝之事功才得以顺利达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才得以形式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本文即就袁世凯在推翻帝制和民初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点探讨。

【关键词】袁世凯推翻帝制民初建设

中国大陆是袁世凯研究的重心，然而一度在机械、片面的思想指导下，对袁世凯的研究常常成了政治清算，袁世凯成了叛徒、卖国贼、复辟倒退的代名词。

1978年以来，大陆对袁世凯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迹象，表明人们在努力还袁世凯以真面目，但史学界对袁持否定态度仍占优势，港台情况也类似。

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则突破了人物研究的传统格局，并对其进行重新评价。

[1]反观历史，袁世凯并不是辛亥革命的不速之客，他对于推翻清王朝和民初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逼清帝退位，成为革命有利政治砝码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清专制统治结束。

传统史学将革命党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割裂开来，使用障眼法，造成了将推翻清朝的历史功绩全部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身上的错觉。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袁世凯的存在，并且他及时的倾向了革命，才使得推翻清王朝的伟业得以达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袁世凯之所以能在纷乱中取得最高权力，最关键的是他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武装——北洋新军。

这支军队几乎是斥全国之资练成，武器装备首屈一指，军官多系军校毕业，普通士兵也是经过了仔细挑选的。

其官兵待遇优厚，平时训练又十分严格，堪称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而这样一支军队又是袁世凯用报恩、服从的思想悉心调教出来的，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

[2]因此上北洋军可以说是袁世凯的私人武装，是其强力的军事后盾。

同袁世凯军事力量相适应的还有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及社会影响，它们借助于洋洋大观的直隶新政和沸沸扬扬的预备立宪而迅速扩大。

袁自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后，逐步控制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关内外的铁路，还通过周学熙等人，开办银圆局、北京自来水公司、天津银行、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企业。

而其“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3]的姿态和决心则赢得了资本家阶级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

有论者认为：

“袁雄厚的近代企业的经济地位，决定他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已经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4]因此当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袁世凯时，引来的却是社会舆论对袁氏的普遍同情。

而袁世凯虽养病于村野，垂钓于洹上，但早已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暗中左右着朝政。

故而猛虎小憩，不容小觑。

一旦革命的警笛拉响，无论是对于清政府还是革命党，都无法绕开袁世凯。

他更是一块巨大的政治砝码，关乎着革命的成败。

所以武昌起义后，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以饮鸩止渴的决心把军政大权交付给了袁世凯，期望他能力挽狂澜；而革命党也向袁世凯频频递上橄榄枝，希望他能“回旗北向，犁扫虏廷”[5]，这是有史可证的：

武昌起义后，当袁世凯布衣草帽，“垂钓”彰德时，川籍同盟会会员朱蒂煌赶到彰德，“劝袁世凯乘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取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那么革命方面一定会推袁出来统一中国”，朱还表示他愿意在革命方面为袁疏通。

[6]朱蒂煌后来即成为联络南北的牵线人物之一，他到过武昌，“与民军定推袁之约”。

[7]对于袁世凯的出山，适时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认为：

“袁世凯是个野心枭雄，自小站练兵即得军心，北方人只知袁宫保，不知其他，彼之声势，非荫昌可比。

”[8]于是便以湖北全省士民名义致书袁世凯，提出“公果能来归”，“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

”[9]袁世凯被授以重权，领兵南下攻下汉口后，作为武汉战时总司令的黄兴意识到敌我力量的差别，也希望袁世凯倒戈。

他致书袁世凯，分析满汉矛盾，以为清廷必亡，并指出清廷对待袁世凯的不公，劝袁世凯“以拿破伦，华盛顿之资格，出面建拿破伦，华盛顿之事功，推翻满清政府，则非但湘、鄂人民，而且南北各省将无不拱手听命，拥戴其为拿破伦，华盛顿。

”[10]不久，汉阳失守，黄兴出走上海。

留沪各省代表会议欲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在复汪精卫电中再一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着重指出，希望袁世凯迅速举事，不要迁延不决，以免国人怨恨。

只要袁世凯“肯从人民之请，英断独行，中华民国之大统领，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私狭义与之争者。

”[11]黄兴对袁世凯的殷切盼望之情溢于言表。

革命领袖孙中山也有这样的心理：

“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12]从孙中山的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革命党对袁世凯是不信任的，但在自身实力欠缺的情况下，唯有利用袁的势力，以达到“和平排满”之功绩，这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心理，暴露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

而向袁靠的最近的莫过于汪精卫了。

袁世凯东山再起后便释放了汪精卫，由此汪极倾向于袁世凯。

1911年11月15日，汪与杨度、汪大燮等在京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议和。

汪精卫认为，“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

”[13]武昌独立各省代表会议期间，朱蒂煌持汪精卫信到武汉，“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拟举袁公为临时大总统。

”会议代表一致认为“如袁公实行南北联合，推倒满清政府，我等愿举袁公为总统。

”[14]而这也成为武汉代表会议的最终决议之一。

那么，对于革命党的种种活动，袁世凯作何反应呢？

武昌起义胜利的警报传到河南彰德洹上村，恰逢袁世凯五十二岁寿辰，那些赶来祝寿的心腹还不大在意，但袁世凯却断定这个“星星之火，或可燎原。

”[15]其政治的敏锐程度可见一斑。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请袁世凯出山，而他却迟迟不肯上任，很多人认为这是有意拖延，抬高身价。

然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此时的袁世凯已经不再是清廷的奴才，而是一个几乎可以左右全国的政治家，他也需要冷静的观察一下时局，三年的“放逐”生活使他对清廷有了比较深刻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

利用此次革命，架空皇室，实行君主立宪政治。

于是他对于清廷的请求，开出了六项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事变人员，四、解除党禁，五、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六、供给充足的军费；[16]而对于南方革命党，则给了率军南下的冯国璋六字方针：

“慢慢走，等等看。

”[17]此后，袁世凯对清廷“连哄带吓”，对革命党“打拉结合”。

（其间过程，各种书目叙述甚细不再烦叙。

）终于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清亡。

从当时的结果来看，袁世凯在这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的确获得了最大利益。

这也在于他能认清时局，考量民意，明辨是非，及时放弃清廷，倾向革命，而没有愚忠。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共同推翻旧的封建统治的一次斗争，以往单纯地将推翻清王朝的功绩全归于辛亥革命，归于革命党，无疑是片面的。

也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山，才避免了南北对峙所带来的长期内战，甚至是国家分裂。

然而值得注意得是，袁世凯在由旧官僚到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一过程的转换是自觉地，而从主张君主立宪到赞成民主共和则是在当时急如星火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下的突变。

这种突变带有很强的不彻底性，从而也就不难理解，一向开明的袁世凯为什么会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

二适形势所需，成为共和新总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传统史学以此为标志，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然而同时又有“孙中山让位”之说。

既有“让”，何来“窃”？

这里就有了自相矛盾的意思。

其实无论是“让”还是“窃”，我们都必须考量历史，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

清帝退位，传统权威随之而崩塌，社会的向心力顿时呈现出松懈甚至瓦解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极大混乱和动荡。

在当时各地的报刊上，满是盗贼、土匪烧杀、劫掠，受灾、失业贫民滋事，军队哗变，商民吁恳政府缉盗、剿匪的报道；或是惊呼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危象：

“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则忧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

……再观内部，则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分五裂，沦之堪忧。

呜呼！

天欲祸吾国乎？

”[18]对这种状况最普遍的心理是“谁能为我们剿匪，我们就归向谁。

杀吾仇者吾君也。

”[19]社会主潮流强烈要求恢复秩序，早日结束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局面。

失序之后必然要求恢复秩序，这是规律，问题是在于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在工商业经济发达，市民占主体的社会里，在法制传统和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必然是要诉诸法制;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却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几乎没有法制传统，有的是悠久的人治传统和伦理为中心的宗法网络，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中国社会要建立秩序，必然要诉诸权威，而且是个人权威。

那么究竟要谁来做这个政治权威呢？

受辛亥革命排满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希望有个汉人出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消除内乱，迅速统一内政。

这个“汉人权威”自然聚焦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二人身上，而就当时社会情形而言，袁世凯似乎是比孙中山更合适的人选。

首先，就个人实力来讲，袁世凯的实力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叙述过，他拥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而孙中山，虽然在当时中国最开明、最进步的政治领袖非他莫属，然而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却让很多人感到“未知涯畔”,[20]而其经济、军事实力也比袁逊色很多。

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周游各国，空手而归，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然而革命党人要兴师北伐，各级政府机构要正常运转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

而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帝国主义把持，拒绝交付临时政府；各地田赋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各地革命军嗷嗷待哺，枪弹亦之，行政开支无处，“（南京临时政府）可供行政管理的税收甚至不够支付各总长的薪金”。

[21]各国又“严守中立”，把借款的大门紧闭，孙中山举步维艰。

在军事上，“武昌新军革命成功了，各地新军也有许多起义了，可是在孙中山回国以后，这些起义的军队还不能实行统一的编制和统一调动。

”[22]从思想组织上看，虽然孙中山提出了比较完备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但这一理论并没有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接受贯彻。

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核心，体现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但革命派在宣传时并没有把民权主义作为重点，占据革命派宣传主导地位的是“排满”，对于民权主义破除封建主义，觉醒国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所以清朝皇帝一退位，就认为大功告成，民族、民权的目的都已达到。

[23]思想上的不统一，造成同盟会内部组织涣散，使人产生妥协情绪。

黄兴称袁世凯“明公之才高出兴等”，[24]“要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25]宋教仁一再表示“现在非新旧势力合揉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

[26]汪精卫也鼓吹“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指袁世凯）促成不可，非公担任（总统）不可”，[27]这样一来孙中山失去了有力的政治后盾，以至于政令不出总统府。

甚至孙本人也认为“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

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之建设之事，自宜让成熟有经验之人。

项城以和平之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推诚？

”[28]

其次，是立宪派对两者的选择。

立宪派自康、梁维新变法之时产生，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方士绅和商人，他们通过参与地方自治活动，促进工商实业、新式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身增强近代化的意识，提高兴办实业的能力而最终也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员。

”[29]立宪派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力量，在经过“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年召开国会（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

省议员们仍不满意，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

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赢得让步。

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

”[30]而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则拉开了自身危机的闸门，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31]立宪派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体面，但另一方面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32]因此推翻满族贵族专制统治的任务一旦完成，立宪派与革命派政治见解上的分歧马上又重现了出来，革命派激进的变革思想并不能得到立宪派的理解和支持。

这也表现在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支持度上。

立宪派用其审慎的眼光审视孙中山，认为他虽是汉人但长期身居国外，与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司法、政权、因革损益之递变,因旅外多年，不尽了澈；即各国政治风流之源流，因在奔波危难之中，亦未暇加以融合贯通。

而因为长期流亡海外，没有实际的执政经验，让人觉得未知涯畔，也是其减分的重要因素。

相反对于袁世凯，立宪人士普遍报有好感。

“袁世凯自晚清以来就以开明实务著称，他所推崇的是德国式的富国强兵道路”，这种“治国方案极容易博得旧官僚，立宪派及一些声称稳健的革命党人的同情，因此，他不但能获得北方各省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一些南方省份的好感。

”[33]而袁曾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最强兵力迅速攻下汉口，也让立宪派看到了其实力。

立宪派希望有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掌握国家政权，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形成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便利条件。

梁启超等人认为现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严重，非有强者出来组织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不足以挽救危亡。

欲救危亡，“非得如俾斯麦其人者，运其智略，置毁誉是非於不顾，无以图统一而奠国基”，[34]更有“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35]之说。

张謇也对袁世凯信誓旦旦：

“甲日满退，乙日拥公。

南方诸省，一致通过”。

[36]“事实上当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后，人们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总统来接受，而是把他当作一种象征，乃至一种希望来接受。

”[37]这也就是说，立宪派与袁世凯在经济利益是趋同的，而在治国方案上又都趋向于改良主义，因此立宪派站到了袁世凯这边。

最后，也必然提到帝国主义。

中国的动荡对列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可是这一次却出人意料的相反。

1911年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欧洲局势已经非常紧张。

德、意与英法为争夺殖民地闹得剑拔弩张，巴尔干地区才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这时除了日本，谁都不想在中国花费太多的精力。

出于维持现状，保全在华既得权益的考虑，欧美列强希望看到的不是一个动荡而是一个稳定中国。

而由谁来达成此愿望呢？

对清政府的驯服，列强自然是满意的，但对它的腐败无能，不能在国内实现有力的统治又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袁世凯对帝国主义列强一直表现出驯服的态度，对内又能实现比清政府更有力的统治。

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发展使得列强逐步看清南方各省的革命势力，虽然在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上是坚决的，没有让步的余地。

但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并且急于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其他方面可以做出让步，用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也是能够被南方各省所接受的。

既然革命的烈焰已难扑灭，用袁世凯来取代清朝政府这种换马政策，在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看来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38]英国是在当时中国有着最大侵略利益的国家，它的态度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就指出：

“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有充分力量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

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39]清帝退位后，朱尔典就宣称：

“我们除了袁世凯，再没有其他的选择。

”[40]法国公使哈豪森也表示：

“赞同内阁总理（即袁世凯）所代表的政府和策略。

”至于日本公使伊集院，“由于袁世凯在当前的混乱中代表了具有实力的一派，他采取了有利于袁世凯的态度。

”[4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希望中国稳定，他们甚至因为朝鲜问题，对于袁世凯是抱有敌意的，而革命党人所迫切想要在中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日本看来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在中国如果一位皇帝能像一位苦力一样被踢开，那么在日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

”[42]因此，日本密谋出兵干涉中国，只是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使日本武装干涉中国的计划未能实现。

然而基于上述思想，在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趁火打劫，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不难看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还是颇合民心的，传统观点，用“窃”字来概括，未免偏激。

而从袁世凯的当选上也可发现，改良主义还是比较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的，因此也会最终占了上风。

然而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侵蚀严重的旧中国，想要在一次并不彻底的革命后建立民主共和或民主立宪都势必会遭到阻碍。

虽然袁世凯作总统最后还是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国内危机，军阀混战。

然而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用后来者的眼光去左右，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是各阶层社会力量的平衡产物，是时势所需，袁当政的几年，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机。

三夺取强权，推行开明经济政策

史学界一般把“二次革命”的失败作为辛亥革命结束的标志。

而镇压“二次革命”则是袁世凯复辟倒退活动中的一次重要行动，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袁世凯为什么要镇压二次革命，这里有没有什么必然因素存在？

诚然，革命党对袁世凯的怀疑是有政治远见的，袁世凯最终走上了复辟帝制道路，亲手将共和政体葬送了。

但是我们看到出于这种怀疑而制定的《临时约法》，将迫切需要实行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在《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框架内，内阁（正式名称是“国务院”）名义上辅佐大总统执行国务，实际上则往往牵制总统对参议院直接负责。

不仅总统发布的法律命令须经有关国务员签署才能生效，而且由于国务总理为实际上的行政首长，所有阁员均需由他提名，经国会同意后由总统任命。

这样，总理既拥有组阁权，又有副署总统发布的所有法律命令权。

因此，总统除非无所事事，否则动辄便易与内阁冲突。

[43]这种束缚是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忍受的：

“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

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复设防制之法度。

”[44]孙中山尚如此，更何况权力欲旺盛，实用主义意识极强的袁世凯，他势必不会受此束缚。

在动用了所谓的“法律手段”后，还不能解决问题，然植根于旧专制社会的袁氏必然想到了武力镇压。

由此看来镇压二次革命还是有一些必然因素在里面。

传统的观点，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将袁作为一个特定环境中客观存在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对待。

可见正是孙中山将信将疑的让位和袁世凯极端膨胀的权欲，葬送了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

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表现出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

[45]1912年4月29日，袁世凯在《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莅位宣言书》中宣布：

“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农工商”，“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46]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把经商看成是末业，多方面加以抑制，近代接触到西方之后，才意识到工商业是国家的富源。

袁世凯认为，传统的重农主义，就像是“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47]发展实业，就是将一直闲置的资源开发出来，利用厚生。

而实业在中国不发达有两大原因：

“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

[48]解决的办法是：

“输入外国文明之教育”，“输入外国之资本”，[49]也就是在文化和经济上对外开放，以国家未曾开发的大量资源吸引外国投资，“以振兴本国实业”，“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借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余”[50]时，国家即可以积累的资本投入更多更大的项目了。

兴办实业确实是治国行政的根本，实业大兴，方可实现充分就业，老百姓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

秉承着这一经济思想，袁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如《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及《施行细则》、《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农工银行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国币条例》等等。

[51]这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大部分得以贯彻和施行，而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只是一些“具文废纸”，是“聊表姿态”或“权作招牌工具”。

这些经济政策以法律形式保障了企业投资者的利益，明确和便利了公司呈请注册的手续，减少了封建势力的勒索和阻挠，有利于兴办实业活动的展开；并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发明创造，废除了有势官绅开办企业所取得的封建性排他权，使一般商人得以在各业自由地从事各种实业活动；而其所推行的提倡国货政策，扩大了国货的销售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此外还倡导和推动银行的大量兴办，促进了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发展，为工矿等实业融通资金提供了条件。

因此，在其统治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无论轻工业还是重工业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如棉纺业，“从1912年到1914年，有13家企业在农商部注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