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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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

朱乃诚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关键词】中国/新石器/农业   China/Neolithics/agriculture/origin

　　本文依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提出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稻作农业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

　　Accordingtothenewdiscoveriesfromthecultural　vestigesintheearlierNeolithicage,this　thesis　argues　about　theoriginandtheearlydevelopingstyleofthericeagriculture.Thatis,about10,000BC.the　rice　agriculture　was　derivedfromthecenterofSouthemChinaabounding　in　natural　food;thenabout7,000BCitdevelopedinthewesternpartof　Two-Lake-plainandthevalleyofQiantang　river,which　were　onthemarginoftheculturalarea　of　plenty　food　collection;later,itmovedfowardtothevalleyofHuairiver.

   中国是农业古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包括黍）农业的故乡。

在中国境内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中任务之一，是要解决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理区域与环境状况，稻作与粟作农业发生与早期发展的形式及其规模，以及这种农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等重大学术课题。

这些课题的解决，需要具体的资料给予阐明。

同时，它们对于丰富和补充人类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

   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

其有目的的研究，是70年代后期从中原地区寻找仰韶文化的前身开始的。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则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这就是对河北徐水南庄头、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北京怀柔转年及广西邕宁顶蛳山等遗址的发掘。

   徐水南庄头遗址位于华北平原西北部、太行山东麓与白洋淀之间的河流冲击扇上，1986年发现，遗址面积约2万平方米。

至1997年底，3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300余平方米，在马兰黄土层之上、湖相沉积层之下的文化堆积层内发现了距今约1万年的灰坑和用火等遗迹，陶片、石器、骨角器、木棒与木板等遗物，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骸和植物花粉。

其中，陶片有50余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不纯，烧成温度低，多数有纹饰，以浅细绳纹为主，可辨器型为罐和钵，有的陶罐底部有烟熏烧烤痕迹，有的陶片上有钻孔。

石器有磨盘、磨棒等。

骨角器有镞、锥。

动物骨骼有鼠、鸡、狗、狼、猪、马鹿、麋鹿，以及鸟类与鱼鳖类等遗骸，在一些骨骼上有烧烤痕迹。

植物花粉中以草木花粉为主。

这是我国首次发掘确认的全新世之初、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提出了我国境内的食物生产和陶器制做可能起源于距今1万年的探索课题（注：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

《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王＠①：

《徐水南庄头遗址又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11日。

）。

   万年仙人洞遗址位于四面高山环绕的大源盆地西北部的小河山山脚下。

仙人洞洞口朝向东南，洞深约40米，内分4个支洞，距洞口外70米处有文溪水，洞口高出水面约3米。

1962、1964年曾在洞口左右两侧进行小规模发掘，出土了一批陶片、石器、骨角器、蚌器，以及烧火堆遗迹等，并提出了这里的上、下层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看法（注：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

但是，对其时代和文化面貌的确切的认识，则是在1993、1995年对仙人洞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和对其附近吊桶环遗址的发掘才获得的（注：

刘诗中：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

彭适凡：

《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周广明、陈建平：

《赣东北农业考古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

）。

   仙人洞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分别在1962年发掘的T3探方北壁和1964年发掘的T6探方西壁向内掘进分层进行的。

其中史前文化堆积分为3大层，属上、下两个时期。

两个时期的遗物有明显的差异。

如上部堆积中出有夹粗砂陶片，而下部堆积中不见。

上部堆积中出有较多的水生动物残骸，如螺、蚌之类；而下部堆积中不见或少见。

上部堆积中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只有少量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且石料以石英为主；而下部堆积中出土的石器，不仅以打制石器为主，而且细石器较多，质料多为燧石片。

上部堆积中的穿孔蚌器个体较大，有单孔和双孔之分，双孔几乎全是对钻，孔径小且较圆滑；而下部堆积中出土的穿孔蚌器则多为单孔，且多为打凿器，孔径也较大。

在上部堆积中发现有近栽培稻和栽培稻的植硅石，在下部堆积中发现的稻植硅石都为野生稻植硅石。

若依据这些认识，对照1962、1964年的两次发掘收获，可知那两次发掘所获的陶片（器）、双孔蚌器及烧火堆遗迹等遗存，大都属这两次考古取样中的上部堆积时期。

   吊桶环遗址位于仙人洞遗址以西约800米，是一高出盆地约30米的岩棚遗址。

1993、1995年两次发掘39平方米，其文化堆积与仙人洞遗址一样，可分为上下两个时期。

在上部堆积中出有局部磨制石器和少量石英质细石器、骨器、穿孔蚌器、夹粗砂陶片，以及大量的兽骨。

在下部堆积中出土的遗物与仙人洞下部堆积的出土物基本相同，其中打制的燧石器不仅有石片石器，还有少量的石叶石器。

在上部堆积中亦发现有近栽培稻植硅石，数量较仙人洞的多；在下部堆积发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上部堆积属新石器时代，据对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其年代可能在公元前7000～8000年至1万年以前（注：

严文明：

《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下部堆积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其碳十四年代数据为距今1.5万～2万年。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两次考古取样与发掘，在我国南方地区首次获得了一个年代和文化内涵方面相衔接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演变发展的地层关系证据，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文化发展过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南岭北麓，附近的地貌为四周高山环绕，其内宽谷平原与石灰岩残丘相间。

玉蟾岩洞口朝向东南，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前地势平坦开阔，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约6～8米。

遗址于80年代初发现，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50余平方米。

遗址堆积厚1.2～1.8米，分为6层，第2层以下的文化堆积保存基本完好，第5层略有胶结，第6层的上半部局部胶结很紧。

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堆积。

其中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可能是居住者在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的结果，以便平整地面和防湿防潮。

在文化层内发现的遗迹主要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内含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达15厘米。

出土物有石器、陶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

其中石器为打制，有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锄形器可能是绑在木柄上用于掘土的工具。

骨器有铲和锥。

蚌器穿孔。

陶片数量不如仙人洞遗址发现的多。

但在接近文化层的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圜底器的陶片。

陶片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编织印痕的纹饰，其形态似较彭头山文化的陶片原始。

大量的动物残骸中，属哺乳动物有20余种，鸟禽类有10余种，另有螺、蚌、龟鳖及鱼类等水生动物。

植物遗存有40余种。

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稻遗存。

1995年在胶结堆积层面中发现两枚稻谷壳，另筛洗出1／4一枚稻谷壳，经鉴定为“兼备野、籼、粳特征，由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

1993年在层位上早于1995年两枚稻谷壳层位的遗址近底部地层的土样中筛洗出两枚稻谷壳，经鉴定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

此外，1993年在3个层位均发现有稻植硅石。

由此可证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稻谷壳不属偶发事件。

   此外，1993年在玉蟾岩遗址附近还发掘了三角岩洞穴遗址，揭露面积10平方米，文化堆积与玉蟾岩的相类似，对三角岩遗址出土螺蚌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12060±120年。

据此，发掘主持者袁家荣先生推测，玉蟾岩遗址的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前（注：

袁家荣：

《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1997年；《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文物出版社1998年。

）。

如果据《考古》1997年7期公布的3个玉蟾岩遗址的测年数据，那么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可推定在距今8000～10000年前（注：

1995年对玉蟾岩遗址的发掘，在T8探方2B5层、3B2层、3E层采集了供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兽骨标本，3个标本的测定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分别为距今8992～8009年（ZK-2901）、距今10277-9399年（ZK-2902）、距今9861～8364年（ZK-2903）。

在这3个年代数据中，ZK-2902标本的年代上限值（10277）超过了ZK-1903标本的年代上限值（9861），似乎不附合考古层位，但是ZK-2902标本的年代下限值（9399）却小于ZK-2903标本的年代上限值（9861）并大于ZK-2901标本的年代上限值（8992）。

因此，这3个标本的年代数据基本上反映了T9探方2B5层、3B2层、3E层的层位早晚关系。

由此可据ZK-2901、ZK-2903两个标本的年代数据，将玉蟾岩遗址2B5层至3E层的年代推定在距今8000～10000年间。

不知3B层是否是玉蟾岩遗址的最早层位？

如果据1993年发掘时对遗址堆积所划分的6大层推测，那么1995年发掘中所划分的3E层可能不是玉蟾岩遗址的早期层位。

由此推定，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其上限应早至距今10000年以前。

）。

   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前的完整的古栽培稻谷壳，展示了稻作农业发生阶段的文化面貌；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南方地区全新世初期的洞穴遗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怀柔转年遗址位于燕山南麓、长城北侧的白河北岸二级阶地上。

1992年发现并进行试掘，1995年秋至1996年春发掘4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约15000余件，以及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等。

其中石器有砍斫器、盘状器和石片等小型打制石器，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等细石器，斧、磨盘、磨棒和石容器残件等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小型石斧和石容器多选用硬度较低的石料制成，其中石容器是继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筒形石罐、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石碗之后，在华北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容器。

陶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均，质地疏松，陶片内表面粗糙，外表面较光滑。

陶片断面可见片状贴筑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具有原始陶器的特征。

器型有筒腹罐和直腹平底盂，个别口沿处附加堆纹和乳凸装饰，呈现出北方地区早期陶器的风格。

遗址的年代，经对出土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定，约距今9200余年和距今9800余年（注：

郁金城：

《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跋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

《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一○）》，《文物》1996年第6期。

）。

   转年遗址的发掘，首次在面向华北平原的燕山南麓前沿地带获得了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如果从它和徐水南庄头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再结合河北阳原虎头梁、籍箕滩、迁安爪村、玉田孟家泉、昌黎＠②泗涧、抚宁兔耳山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或地点的文化遗存的综合分析，那么可以看出，接近太行山与燕山山麓地带的华北平原西北部地区，在探索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和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演变发展等方面，是个极为重要的区域。

这里很可能是我国粟作农业的发生地之一。

   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南岭以南、岩溶丘陵和平原广布的广西盆地西部，邕江南支流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地带，南依低矮绵延的丘陵。

遗址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1997年发掘500平方米，文化堆积可分3大层，分属3个阶段。

下层出土较多的玻璃陨石质细小石片石器、石核，以及少量的陶片。

陶片中见有直口形器，沿上施花边，沿下施一周附加堆纹，器体施粗绳纹。

中层堆积含有大量的螺壳。

在中层发现墓葬近150座、人骨180余具，个别墓随葬少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其葬俗具有独特的风格。

出土物有磨制的石器、骨器、蚌器、陶器，以及一批水、陆生动物骨骸。

其中石器以斧为主；骨器以锥、凿为主；蚌器数量较多，有穿孔和不穿孔两种；陶器均为夹砂陶，有直口、敛口、敞口的圜底深腹釜。

上层发现有柱洞遗迹。

上层出土的石器多为通体磨制的小型石锛；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另有泥质陶、夹蚌陶和部分夹炭陶等，器类有直领圜底罐（釜）、杯、深腹釜等，部分直领圜底罐（釜）的领部刻划多线勾连纹。

发掘者傅宪国、李珍等认为，顶蛳山遗址上层的年代约距今6000～5000年，中层的年代略晚于彭头山文化，下层的陶器与石器在广西地区属首次发现（注：

傅宪国等：

《顶蛳山贝丘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

）。

如果据此分析，那么顶蛳山遗址下层年代的上限，当早于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1979年JDT5探方中崩塌石以下出土陶片层位的年代，约距今9000年以前，或接近1万年。

   顶蛳山遗址下层可能是我国目前在北回归线南侧一带发现的年代超过距今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旁台地型遗址的遗存。

该遗址的发掘，为岭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

   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思考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我国没有发现可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所以参照国际上的研究成果，笼统地将仰韶文化以前至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的开始，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

因此，在70年代末，当距今7000～8000千年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以及老官台文化（又称大地湾文化、或称白家文化）的确认，便很自然地把它们认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同时，在北方及华南地区也开始了有目的地探索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工作。

   积20余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前7000～前5000年，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这时期内，由于农作物在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普遍种植和家畜与家禽的饲养，食物来源有了保障，农业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迅速发展。

其文化遗存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辽河流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内都有发现，许多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的聚落，其中一些聚落址及其人口数量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如规模较大的聚落址面积在数千平方米至3万余平方米之间，内有房址几十座至百余座；有的聚落址一侧发现墓葬百余座至300余座；有的聚落址内还发现了陶窑、陶祖、石雕女性人像、笛形骨管乐器等。

表明当时的经济生活较为稳定、精神文化生活内容开始丰富起来，适用于农业定居生活的一些发明和创造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

这时期的社会形态当已脱离了原始农业的发生和最初的发展阶段。

如果将这时期仍然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势必影响对中国农业文化起源的探索。

所以，目前一些研究者主张将这时期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注：

任式楠：

《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

杨虎：

《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文物》1994年第5期。

严文明：

《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朱乃诚：

《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遗址和古墓葬》，《文物》1997年第4期。

）。

由此可以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下限以此为界，定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上限，可由食物生产起源的年代来确定。

通常认为，食物生产起源于更新世末次冰期之后、全新世之初。

就世界范围而言，更新世末次冰期的结束年代和全新世的开始年代，因纬度高低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对其认识很不一致，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全新世小组委员会建议全新世底界年龄值为1万年。

在我国，对全新世开始年代的认识，也存在着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1.3万年间的多种看法（注：

赵超洪：

《更新世——全新世界限的划分与中国石器时代研究综述》，《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

如果根据前述的考古新发现资料分析，那么可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的上限定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

因为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上层发现了近栽培稻和栽培稻的遗存，其年代约在公元前7000～8000年至1万年以前；在玉蟾岩遗址发现的古栽培稻遗存，其年代推定在距今1万年以前。

   综上所述，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

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出现了食物生产，诞生了生产型经济社会，尽管此时的生产经济比重十分微弱。

所以，探索生产型经济社会的物质遗存，将是未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突破点。

   三、对稻作农业文化起源的地理位置的思考

   关于稻作农业文化起源的地理位置，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形成了多种看法。

现今，伴随着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等遗址上距今1万年以前的近栽培稻和古栽培稻遗存的发现，以及对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区发现的所谓早期稻作遗存年代的修正（注：

BruceD.SmithTheEmergenceofAgriculture　New　york:

ScientificAmericanCibrary,1995.参见吴耀利：

《评〈农业的出现〉一书》，《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

（澳）皮特·贝尔伍德等著，陈星灿译：

《史前亚洲水稻的新年代》，《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使这一问题逐步明朗。

   就目前的发现而言，我国首批稻作农业文化的出现地区，可推定在北纬25°至北纬29°之间，东经111°至118°之间，即玉蟾岩遗址位于的南岭一线以北和雪峰山都庞岭以东，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位于的环玉山大茅山峰以南和以西。

如果从这一区域内的地理形态分析，那么还可以进一步推定为：

南起南岭一线，北达长江以南的南丘陵与幕阜山一带，东抵武夷山一侧，西至雪峰山。

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

从平面形状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形，又似呈斜目形。

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3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

在这一地区内，丘陵、盆地、平原、河流及湖泊相间分布，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的中南部，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适于人类从事较为稳定的采集（包括捕捞）、狩猎活动，并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萌发植物种植活动。

   此外，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地理位置，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该遗址位于南岭以南的北回归线南侧一带。

顶蛳山遗址虽然尚未发现公元前7000年前的农作物遗存，但是其下层年代的上限可推定为公元前7000年以前，其内出土了细小石器与原始陶片等遗物。

更为重要的是，遗址的面积已有一定的规模，显然是经过一定时期、一定规模的定居生活的遗存。

当然，顶蛳山遗址的第2大层的堆积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即在这一层内发现大量的螺壳堆积，表明当时生活在此的人们充分利用接近河流的便利条件，解决其食物来源问题。

这种现象或许还与其文化传统有关，但是，在下层与中层之间，其经济形态可能有着一定的区别。

   四、对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形式的思考

   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形式，是一个与食物生产起源理论密切相关的重要学术课题。

自1936年柴尔德（V·Gordon·Chirlde）率先依据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提出“新石器革命”（注：

Childe,V,Gordon.ManMakesHimself.London:

watts.1936.）这一理论以来，至今从考古学角度已提出了多种有关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这些理论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因素。

如卡尔·欧·索尔（CarlO·Sauer）提出的东南亚块根作物率先起源说（注：

Sauer,CarlO.AgriculturalOriginsand　Dispersals.NewYork:

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952.），罗伯特·詹·布雷伍德（R·J·Braidwood）提出的“核心带”起源论（注：

Braidwood,R.J.,andBraidwood,L.S.,eds.PrehistoricArchaeology　AlongtheZagrosFlanks.Chicago:

OrientalInstitute.1983.），刘易斯·宾福德（LewisR·Binford）提出的“人口压力”理论（注：

Binford,LewisR.Post-PleistoceneAdaptaitions.InLewisR.and　SallyBinford.eds.NewPerspectivesinArchaeology.NewYork:

AcademicPress.pp.313～341.），肯特·弗兰纳里（KentV·Flannery）提出“农业起源的系统探讨”的看法（注：

Flannery,KentV.ArchaeologicalSystemsTheotyandEarlyMesoamerica.InBetty　Meggers,ed.,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intheamericas.Washington,D.C.:

AuthropologicalSocietyofWashington.pp.67～87.），等等。

其中，后三种理论都认为食物生产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并且是在狩猎——采集的边缘地带发生，即边缘起源论（注：

Brian.M.fagan.PeopleoftheWarth:

AnIntroductiontoworldPrehistoryBoston:

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中译本有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室译：

《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

）。

   这些有关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都未考虑中国农业文化发生与早期发展的情况。

然而，世界上7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占有两个（注：

世界上7个农业起源中心，分别为中国的南部、中国的北部、近东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次撒哈拉非洲、中墨西哥、中安第斯山区和美国东北部。

参见〔11〕。

）。

因此，前述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尤其是玉蟾岩、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于丰富和补充食物生产起源的理论，具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