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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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概念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系列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还是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概念总结上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
它既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又是一系列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形成过程,最初可追溯到“中国特色”,以后又依次经过“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演变成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些概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们都具有字面上所强调的共性——“中国特色”,同时彼此又具有自己的个性,前一个概念为后一个概念的提出奠定基础,后一个概念则是前一个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
通过考察这些概念演变的过程,可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产生的逻辑必然性。
一、“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是以学习苏联为主的。
党的八大前后,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苏为鉴”的命题,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如毛泽东所说: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行业和领域开始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特色”一词开始见诸报端。
如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的用法:
“中国的老百姓欢迎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曲调,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不仅如此,具有民族风格、地方色彩的音乐像长上了翅膀,飞越过国境,在世界人民的文化生活中起着莫大的作用。
”“我们的音乐家目前要多多发掘和继承我们祖国丰富的音乐遗产,并在这基础上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音乐来。
”这里“中国特色”一词是用来形容音乐的。
从这时起,“中国特色”逐渐被应用到艺术、经济、科技等社会领域。
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些领域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始终没有全面和系统地上升到政治尤其是政策领域。
囿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还没能完全突破苏联模式。
显然,把“中国特色”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在当时历史条件并不具备,时机也不成熟。
二、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
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过去搞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
这种反思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
“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又讲到:
“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是“中国特色”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体现,是“中国特色”在时代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目标的总纲,在这一总纲的指导下,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纷纷强调“中国特色”。
如1980年9月25日,《人民日报》载文指出:
“我国民族工商业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不仅对于中小企业,就是对于大型企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中国特色”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
1981年7月1日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在决议精神指导下,“中国特色”突破经济领域,在社会各行各业纷纷展开。
1981年2月2日,于光远就《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时,用了“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的概念。
同年11月13日,又有人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学理论”这样的概念。
显然,这两个有关“中国特色”的提法属于精神文明领域。
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了。
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中国特色”,而改革实践已经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展,“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难以全部涵盖进来,所以又出现了“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
这样,概念的逻辑发展要求提出另一个能涵盖所有领域的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动。
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就呼之欲出了。
1981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时提出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由于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所以,作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就水到渠成了。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
三、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社会各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
随着实践的深入,对实践的认识和概括也在发展。
党相继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等观点。
对这些概念和观点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性、有序性、递进性、交叉性,从整体上作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概括,就将构建一种理论学说。
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层面的深化发展,必然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催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新概念。
党的十三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概括。
党的十三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12个方面的内容概括还只是“初步回答”和“轮廓”,这就意味着这一理论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比如,判断改革姓“资”还是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
这些观点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12个概括相比较,又有了重大进步和创新。
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
这表明,十三大和邓小平“南方谈话”已经从总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
而在这一理论的总结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前面冠以邓小平的名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概念逻辑发展的必然。
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篇就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建设的外部条件、建设的政治保证、建设的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
为了使概念表述更加言简意赅,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开始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省略了“同志”二字,不仅使表述更清晰、简洁,而且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了对应的功效。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衷,主要是想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脱出来,从传统苏联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再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个动宾词组,所以,不管提出的初衷也好,还是词组本身也好,强调的都是中国的发展方向。
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强调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国的发展方向越来越明确。
十四大从9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概括,并冠以主要创立者邓小平的名字。
这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和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清晰化的体现和发展。
理论在发展,表述理论的概念也应随之发展。
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就应运而生了。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道路,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成熟。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形成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全面拓展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就在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相继产生的同时,人们也在思考,改革开放近30年来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有什么关系,它们共同的理论主题是什么?
实际上,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都围绕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大命题展开。
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整体,将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正是在实践和概念逻辑发展的双重作用下,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里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旗帜。
党的十七大报告更进了一步,第一次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
报告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报告同时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发展阶段上,肯定还会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但可以认为,每个发展阶段上的新成果都可以用一个理论主题、一个理论名称贯穿,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形成,体现了概念演变的逻辑必然,同时也是党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概念总结上的具体体现。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逐步确立
党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确立的。
20世纪30年代,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经过长期实践斗争的锻炼,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在指导党的工作中的巨大危害,开始从思想路线上正本清源,逐步形成了科学的思想路线。
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初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
但如何把党的思想路线变为全党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在当时还没有解决。
这个时期,党内教条主义者照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一度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因此,在全党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到党的面前。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为在全党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使党的思想路线系统化、科学化,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1937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创立者,还是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全党的首倡者。
为了使全党深刻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写出了《改造我们的学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科学著作,在全党发动了一个广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
经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得以正式确立并得到普遍贯彻。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大大的提高了党领导和驾驭中国革命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和激活了党的创造性,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胜利发展道路,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建国后的前七年,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
但从1957年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毛泽东逐渐背离他原来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
虽然60年代初党力图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为此作过很大努力,但终究未能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占据党内的支配地位。
由于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党的“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给中国社会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党内主要负责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其实质和后果,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这时,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使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邓小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奠基人。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开启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随后,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指出:
“两个凡是”不行,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
他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
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
错了的就不能坚持,而应该改正。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马、恩、列、斯、毛都没有说过“凡是”。
第二阶段:
坚决支持并有力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思想启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揭开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序幕。
这篇文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文中表达的观点受到广大党员、理论工作者的坚决拥护,也遭到一些人,包括当时党中央负责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丢刀子”,“砍旗”,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在这种压力之下,刚刚开始的这场讨论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并有力推动了这场大讨论。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他严厉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
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这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意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
“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是简单的恢复,它既是一个科学继承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这一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中,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有新的重大的发展。
一是,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二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丰富了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
三是,科学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指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统一致性。
四是,注重从制度上建设,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
这就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与时俱进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党的思想路线,作为一种认识路线,处于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之中。
思想路线的发展,思维方法的提升,是根植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们思维认识水平的提高这样两个社会层面的。
在不断开拓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实践的新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
(一)“与时俱进”科学命题是特定的时代条件和主观认识条件的产物
它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实际,根据现实中人们在思想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经过深刻的理论反思后提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类社会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我国社会关系也出现一系列新情况,需要科学认识我国各阶层的属性和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同时,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曾长期受到外部封锁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党面临着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考验。
新的实践需要人们顺应时代要求,把握历史规律,创造新的理论去适应新的形势,从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但是,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党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党在工作中和思想上还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部分干部和党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及党所采取的新政策、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还沉浸在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对马克思主义也还存在一些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为了使党在思想上保持开拓创新的状态,为了使党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突出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思想路线上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
(二)“与时俱进”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
十五大根据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方针政策,这使党认识到不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同时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十五大以鲜明的语言强调指出:
“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表明党中央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时表现出了高度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这是党在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成熟的表现,也是在思想方法上与时俱进的表现。
199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
他指出:
“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何使党的思想路线一以贯之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江泽民提出要发扬“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指出:
“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
”“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思想的提出,是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深化。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2001年1月,江泽民进一步把与时俱进与创新联系起来。
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
要“不唯书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
在对“与时俱进”思想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党逐渐认识到“与时俱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命题的概念。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从更为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与时俱进”进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论断。
这一论断,无论在思想路线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1年4月30日,江泽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把与时俱进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思想路线的一部分给以定位与阐述。
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深刻阐明了掌握与时俱进思想方法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地位,他指出: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对“与时俱进”的涵义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党的十六大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把党对思想路线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