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药品中国医药史话人工免疫法的先驱人痘接种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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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药品中国医药史话人工免疫法的先驱人痘接种术
中国医药史话
人工免疫法的先驱--人痘接种术
一天花的历史
二以毒攻毒
三从时苗熟苗
四从人牛痘到牛痘
我国在治疗疾病中，首先发明人工免疫疗法--人痘接种术。
这项发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治疗传染病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
为了介绍种痘术的发明史，先来谈谈古代天花的流行史。
一天花的历史
天花是一种滤过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得病後死亡率极高，一般可达２５
％，有时甚至高到４０％。
不死者也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或失明。
我国民间有俗语说：
“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
”可见天花危害之严重。
早在三千多年前，人们在埃及木乃伊上，已见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西元前六
世纪也有此病。
中世纪时，天花在世界各国广泛流行，几乎有１０％的居民死于天花，五个人中即有一个人面上有麻点，甚至皇帝也无法幸免。
法皇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
十八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一亿五千万以上。
美洲之有天花，是十六世纪时由西班牙人带入的，据载西元一八七二年美国流行天花，仅费城一市就有二五八五人死亡。
在俄国，从一九００年到一九０九年的十年中，死于天花者达五十万人，可见天花是一种极其凶险的传染病。
我国古代典籍上没有见到有关天花的确切记载。
晋代葛洪（西元二八一-三四二年）的《肘後备急方》（三四二年）第一次描写了天花的症状及流行情况。
书中这样写道：
“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治得差者，疮癜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
”近人根据葛洪《肘後备急方》记载：
“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
”认为此病大约是在西元一世纪传入我国，因战争中由俘虏带来，故名“虏疮”。
从此，我国历代典籍累有天花记载，虽然各书所称病名不一，但从所描述的症状，显属天花无疑。
唐宋以来，此病逐渐增多，十五世纪以後，由于交通发达，人员往来频繁，天花在我国广泛流行，甚至漫延到深宫禁讳，据载顺治皇帝即是患天
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时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不敢进宫看望他的父皇。
由于天花严重威胁大众的健康，因此，古代人很早就在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
二以毒攻毒
古人发现一个人如果得了某种传染病，可以长期或终身不再得这种病，有的即使再得病，也是比较轻微而不致死亡。
人们从中得到启发，懂得“以毒攻毒”的原理，即是在未病之前，先服用或接种这有毒的致病物质，使人体对这些疾病产生特殊的抵抗力，这种思想包含有近代医学的免疫萌芽了。
在“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我国也在寻找预防天花的方法。
明代郭子章《博集稀痘方》（西元一五五七年）、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存性和粥饭服下，以预防天花的方法。
虽然这种方法尚未得到实际效果，但是，它表明古人在“以毒攻毒”思想下，正在寻找防治天花的方法。
经过长期的摸索与多方面的临床实验，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种法。
三从时苗到熟苗
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一书中记载有这一则故事：
说宋真宗时（十一世纪）的宰相王旦，一连生了几个子女，都死于天花，待到老年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王素，王旦担心儿子重遭不幸的病害，于是招集了许多医师来商议，请他们提供防治痘疮的方法。
当时有人提，说四川峨嵋山有一个“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
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请，一月後，那位医师赶到了汴京。
医生对王素作了一番检查後，摩著他的头顶说，这个孩子可以种痘，次日即为他种了，第七天小孩身上发热，十二天後种的痘已经结痂。
据载这次种痘效果很好，後来王素活了六十七岁。
这是我国典籍上有关种痘的最早记载。
由于说缺乏旁证，尚不以确证我国十一世纪已发明种痘术了。
稍後，清初俞茂鲲《科金镜赋集解》（西元一七二七年）一中，记载了种痘的确切年代：
“种痘起于明朝隆庆年（西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
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
”从此以後，我国典籍累见有种痘的记载。
明末喻昌的《寓意草》（西元一六四三年）记载有顾□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种痘的医案。
十年後，董含的《三冈识略》中又记载安庆的一位姓张的医师，传习种痘术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儿的稀痘浆贮于小瓷瓶内埋在土内待用，使用时将所贮浆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长，十日痘萎。
这是清初人记录种痘的最早文献。
西元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曾专差迎请江西医张琰，为清朝王子和旗人（贵族）种痘。
据张琰《种痘新书》（西元一七四一年）说：
“经余种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
”可见当时种痘术已有相当水准了。
西元一六九五年张璐的《医通》（西元一六九五年）中记有痘浆、旱苗、痘衣等法，并记述种痘法“始自江右，达于燕齐，近则遍行南北。
”由此可见，我国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发明种痘术後，到了十七世纪已推广到全国，而且技术也相当完善了。
清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刊于乾隆七年，西元一七四二年），书中介绍有四种痘法。
（1）痘衣法：
把疮患的内衣给接种者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方法；
（2）浆法：
采取疮的浆，用棉花沾塞被接种者的鼻孔；（3）旱苗：
把痘痂阴乾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
把痘痂研细并用水调匀，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
书中分析了这四种方法的优劣：
“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多不应验，痘浆太涉残忍。
”《幼科种痘心法要旨》对种痘要旨、选苗、蓄苗、天时（指种痘季节）、择吉、调摄、禁忌、可种、不可种、水苗种法、五脏传送之理、旱苗种法、痘衣种法、痘浆种法、信苗、补种、自出、治法等共十八个专题作了介绍。
其中如“蓄苗”一节，指出：
“若遇热则气泄，日久则气薄，触污则气不清，藏不洁气不正，此蓄苗之法。
”又说：
“须贮新磁瓶，内上以物密覆之，置之洁净之所，清凉之处。
”足见当时对于痘苗的接种与保存已经取得不少成熟的经验了。
早期的种痘术，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时苗”，实际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接种者感染一次花，这疫苗的危险性比较。
大我国在种痘的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
清代郑望颐在《种痘法》中主张用接种多“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叫做“熟苗”，这类疫苗的毒性已减，接种後比较安全。
同时代的俞茂鲲又指出，苗种递传愈久愈好。
朱奕梁《种痘心法》进一步指出：
“良由苗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清，人工之选练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患也。
若‘时苗’能连种七次，精加选练，则为『熟苗』。
”这种通过连续接种和选练多次来减低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现代科学原理的。
四从人痘到牛痘
我国发明的人痘接种法，不但有效地保障了儿童的健康，而且不久流传到国外，对世界的保健事业也作出了贡献。
我国的人痘接种法，不久即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与仿效。
清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八八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
据史籍记戴：
“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这是文献上记载的最先派医生来我国学习种痘的国家。
十八世纪，我国的人痘接种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
（M.W.Montague1689-1762）在士坦丁堡看到当地人为孩子种痘以预防天花，效果很好，颇为感动。
由于她的兄弟死于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给她的儿子接种人痘。
一七一七年在大使馆外科医生的照顾下，为她的儿子种了人痘，事後，她把成功的消息写信回国告诉了她的朋友。
一七一八年六月蒙塔古夫人返英後，又大力提倡种痘，从此，人痘接种术在英国流传起来。
随後，欧洲各国和印度也试行接种人痘，十八世纪初叶，非洲北部突尼斯也推行此法。
西元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长崎，把种痘法传授给折隆元、堀江元道两人。
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医宗金鉴》传入日本，于是种痘法在日本也流传起来。
中国的种痘法传入欧洲後，遭到顽固保守分子的反对，他们责骂种痘是“狂人”的逻辑，一些基督教牧师胡说“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
有些国家竟出令禁止种痘。
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却倍加赞扬。
他在《谈种痘》的信中写道：
“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
自从中国的种痘术传入英国以後，在英国流传达四十年。
英国的一个乡村医生琴纳（E.Jenner1749-1823）幼时也种过人痘，後来他在行医过程中，从挤牛乳的妇女知道：
得过牛痘後就不会再生天花了。
琴纳由此得到启发，想到这可能是牛痘使他们对天花产生了抵抗力，于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琴纳首次从正在患牛痘的挤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浆接种在一个八岁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种部位生了一个典型的牛痘，六周後琴纳特意给这个男孩接种天花痘浆，结果这个男孩安然无恙，证明他对天花有免疫力。
後来，经过反覆试验，证明接种牛痘後确能预防花。
西元一八０五年（清嘉庆十年），种牛痘法由澳门葡萄牙商人传入我国，因为牛痘比人痘更为安全，我国民间也因此用牛痘。
这说明我国不仅善于发明创造，同时也善于接受外来的文化。
肘後备急方
一千六百年前，我国曾产生过一部既适于急诊之用，又便于临床诊疗应用的中医书，这就是西元四世纪前叶，葛洪编著的《肘後备急方》。
这部医书之所以有“肘後”两字，意思是说可以把它藏于“肘後”衣袖之内而随身携带，以便医生在进行紧急诊疗时，能随时取出参考应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肘後备急方》的性质，跟我们现在所称的“临床诊疗手册”，确是很相似的。
由于为了“备急”，所以这本书内所介绍的药物，多数是那些能够“就地取材”容易得到的。
有些药物，即使是一时之间不能就地取得而需购买，其价格也多半是比较低廉的。
葛洪在书的自序里，批评有些人编著的医书虽然标榜为“备急”，却往往不能简要地阐述病症性质，而所介绍的药方，又多是居住于穷乡僻壤的贫苦病家所不能立时办到的珍贵药材。
葛洪有鉴于此，所以他在书中更多地采集了民间的单方与验方，从验（有效应）、便（便利）、廉（价廉）三方面去著眼。
作为“备急”，书的开头首先记述了急救，其中有抢救卒中（中风）、昏迷、暴死、急腹症等。
在抢救突然昏迷病人的措施里，记述了用指甲陷压患者唇上的“人中”穴位，或者灸唇下的“承浆”穴位，这是行之有效的简易急救法。
此外，还介绍了用半夏研成粉末，吹入患者鼻中；或是将乾菖蒲捣碎制成如枣核大的药丸，置于患者舌下以急救昏迷。
对于常见的疾病，《肘後备急方》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其中有：
传染病与寄生虫如霍乱、伤寒、疟疾、结核病、天花、麻疯、肠寄生虫病等；营养缺乏病如脚气病；胃肠道疾病如饮食困难、食物中毒；精神神经病如癫痫、狂躁，外科如脓肿、肿块、虫兽咬伤、疥疮、皮肤病。
还有五官科疾病、药物中毒、酒醉、误吞异物、突发等。
症状的叙述则有咳嗽、中风、水肿、黄疸、腰痛、眩晕等等。
全书记载的疾病种类很多，内容颇为丰富，可以说几乎包括临床医学各科。
对结核病症状的多样性，《肘後备急方》描述得很翔实。
书中说患者往往有畏寒发热，时日颇长，精神恍惚不宁，闷闷不乐，浑身感到不适但却察觉不出何处明显的痛苦；饮食乏味，四肢无力。
这些症状往往长年累月，逐渐地出现全身迟钝、衰弱以至死亡。
并且指出这种有相当大的传梁病，甚至引起全家传染造成“灭门”的严重後果。
书中还说到，过度劳累，或者大病後尚未复原之时，均易诱发引起结核病。
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的症状，《肘後备急方》最早对它作了详细地描述。
书中说其症状为头面部与四肢发出豌豆大小的疱疹，短期内即蔓延到全身，疱内有“白浆”，疱随时会破随时又会发出新的。
若不及时治疗，严重的多引致死亡。
若医治好，患者的面部出现紫黑色瘢痕，经过一年，颜色才渐消退。
对于脚气病，《肘後备急方》记载说岭南人更多罹患，其症状为最初微微感到下肢疼痛麻木，或两小腿微肿，或走路、站立时感到脚软无力，或小腹感觉有些迟钝。
有一种脚气病表现为小腹肿胀的往往会引起死亡。
这表明当时已认识到心脏型脚气病的严重症候。
对于脚气病的治疗，《肘後方》记载了用大豆、小豆、牛奶等组成的方剂，现在我们知道，这几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乙，是比较容易被人体所吸收的。
上述这些正确的记载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
《肘後备急方》对麻疯病症状的描述，也是很具体。
说开始时皮肤的感觉渐渐变得不灵敏、或者皮肤上感到有虫爬行一样的发痒，或出现赤黑色的皮肤。
指出它的後果是严重的，书中已有对麻疯病人隔离的记载。
对疾病的诊断，《肘後备急方》记载了黄疸患者的诊断依据。
说这种病人开始为眼白“巩膜”发黄，逐渐地面部及全身都泛黄，提出还可借助检查小便来确诊，方法是让患者小便解在白纸上，纸会产生黄颜色。
此外，还介绍了用手指检查小腿浮肿的方法，说“按之没指”——手指按在浮肿处，局部会出现凹陷。
我国医学注重预防，这在《肘後备急方》中也有反映，例如在发生疾病流行之年，主张全家人每月定期服药预防。
水肿与腹水病人的饮食需“忌盐”，这在现在来说，是很多人知道的。
但早在《肘後备急方》里已提出了水肿、腹水病人“勿食盐”的主张。
并且提出要“常食小豆饭、饮小豆汁、鲜鱼佳也。
”还介绍了羊肉、胡燕、鸭子、蛋黄等富于营养价值的食物。
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药物针灸、按摩之外，《肘後方》里还介绍了冷敷、热敷、水疗等方法。
此外，书中还引用了古代好些中医文献资料，其中有些中医文献後已散佚，因此这本古代的“临床诊疗手册”，从存保古代一些宝贵的资料来说，也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肘後备急方》比较注意当时行之有效的经验，书名不冠以“黄帝”、“神农”等字样。
作者在自序里说：
“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
”这是作者对一些“厚古薄今”者的感叹和批评。
当然，限于当时的环境困素，书中也存有错误的内容，然而，其成就还是主要的。
金针拔障术的源流
“金针拔障术”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对白内障眼病施行的一项手术。
白内患者接受这项手术後，一般能重见天日。
我国医学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这项手术，这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说是先进的。
白居易的眼病
“案上漫铺龙树，合中虚贮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所写的一首七律。
据考，白居易四十多岁後即患眼疾。
上面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当时正在阅读眼科专书《龙树论》，药盒中存放著准备服用的“决明丸”，他考虑一旦服药无效，就得求助手术治疗，用金篦来刮除眼中的障翳。
唐代的另一些诗人，在他们的诗句中也有提到金针拔障术的。
如杜甫诗句“金篦空刮眼，镜像未离铨。
”唐文学家兼哲学家刘禹锡《赠婆门僧人》诗：
“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以上证明金针拔障术在唐代已相当流传了。
金针拔障术的源流
“金针拔障术”最早见于唐代文献大师王焘的《外台秘要》（西元七五二年一书中。
《外台秘要》对白内障各期症状都有简单扼要的描述：
白内障眼病初起时，患者“忽觉眼前时见飞蝇黑子，逐眼上下来去。
”患者病情发展一般缓慢，“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逐致失明。
”关于此病的鉴别症状，白内障患者除视力变化外，眼与头部的感觉“不痛不痒”。
眼部检查，发现“唯正当眼中央小珠子里，乃有其障，作青白色”。
书中对白内障与眼底病也进行了鉴别，指出眼底病“外形不异，只不见物而已”，或“眼中一无所见”，即眼中没有青白色的内障。
白内障患者虽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昼知夜”，知道白内障後期，患者虽不能辨别人物，但仍有光感。
治疗方法，白内障後期，“此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後，豁然开去而见白日。
针讫，宜服大黄丸，不宜大泄”。
王焘《外台秘要》所载的眼科疾病，系吸取晋唐以来各家内容，其中包括谢道人所撰的《天竺经》。
据《外台秘要》《天竺经论眼序》注文：
“陇上道人撰，俗姓谢，住齐州，于西国胡僧处授。
”据考证，“胡僧”是印度僧人，故认为“金拔障术”是印度传来的一种眼科手术。
白居易所阅的《龙树论》，可能是随佛教传来的印度医药文献。
但从现存《医方类聚》引辑的《龙树菩萨眼论》以及宋代《太平圣惠方》的内容来看，却看不到印度医学的内容，主要属于我国传统的医理，由此推测，印度传来的眼科已被我国医学所融化，并通过我国医学家的临床，改良再创新。
隋唐以後的医学书籍，有关金针拔障术的记载越来越细致，表明我国医家在临
床中获得了更为具体的经验。
宋代又出现了一本题名为《龙木论》（或称《龙目论》）的眼科专著。
此书可能就是白居易参阅的《龙树论》，因避英宗讳（英宗名曙，树与曙同音），改名《龙木论》。
此书经转辗传抄增补，至宋代改编，成为目前的传本。
宋代太医局将《龙木论》列为医师必读之书，可见此书的重要地位。
书中对于各型白内障“老年性、先天性、外伤性、并发性”的病因、症状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对白内障眼病的检查、诊断、手术适应症、禁忌症以及手术前後的准备、手术方法、术後护理等，也均作了确切的论述，至今仍有理论价值。
明代，我国医学文献中又出现了一本名叫《银海精微》的眼科专著。
书中对金针拔障术也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此外，明王肯堂的《证论准绳》（一六零二年）、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审视瑶函》（一六四四年）、清张璐的《张氏医通》（一六九五年）以及吴谦等集体编撰的《医宗金鉴》（一七四二年）等书，均对金针拔障术有介绍。
张璐之子张飞畴为十七世纪眼科家，在《张氏医通》内，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宝贵意见，附有七个病案报告。
书中还介绍了一种“过梁针”手法，即医生给患者左眼施行手术时，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术时，则用左手操作。
如左手操作不习惯，可用右手由患者内侧角膜缘外进针，但手和拔障针要横越鼻梁，故称“过梁针”。
书中提到有的患者由于鼻梁高耸，影响手指进针，因此认为做这一手术的医生最好能学会两手均能操作。
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提出：
“凡初习针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针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
”可见他在进行这项手术时，不仅认真负责，而且具有严肃的求真态度。
金针拔障术“八法”
十八世纪，我国的金针拔障术已取得相当成熟的经验。
眼科学家黄庭镜集前人的成就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目经大成》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眼科学的一本总结性著作。
书中将金针拔障术的操作方法归纳为八个步骤，称为金针拔障术“八法”。
“八法”的步骤如下：
（一）“审机”：
指病人手术时采取的体位，先用冷水清洗，医生如何拿针及固定手术眼等方法。
（二）“点睛”：
指选定进针的部位，在“风轮与外眦相半正中插入”，进针的方向、手法等。
（三）“射腹”：
指进针後将针柄向颞侧倾斜，使针头进入虹膜之後，晶状体之前的部位。
（四）“探骊”：
指针头继续前进，使针经过虹膜之後、晶状体之前，继续进针指向瞳孔。
（五）“扰海”：
指拔障针到达瞳孔将整个白内障拔下。
（六）“卷帘”：
指白内障落後，如又浮起，则需要再度拔落，使白内障拔落到下方，不再浮起为止。
（七）“圆镜”：
指白内障拔落後，停针在瞳孔中央，检查瞳孔是否正圆、明亮，被拔下的白内障位置是否合适，问患者是否能看见人，物。
（八）“完壁”：
指手术告毕，缓缓将针抽出一半，稍待片刻，“切莫缓在半日，急于一刻”，以观察内障是否复位，然後再全部出针。
“八法”所归纳的操作步骤，是合乎科学原理的。
关于进针的部位，规定在“风轮与外眦半中插入”，即是在角膜与外眦之中点，相当于角膜外缘四、五毫米处。
我国医务工作者通过动物实验与临床实践，证明这个进针部位是安全区。
因为这个部位血管极少，加上这里有较多的睫状肌，手术切开後切口两端的肌肉挛缩，可以压迫血管，使之止血。
另一方面，手术後两断肌肉分开後各自愈合，如病人因各种原因需要作第二次手术时，可以在任何那一天，从原切口处进针，不易发生出血，且手术後反应亦轻。
由于针拔术操作时间短，术後愈合快，不需严格卧床，因此深受患者欢迎。
我国的眼科手术并不是八、九世纪才有的。
据《晋书》记载，华陀曾用割治法治疗景王的目疾。
《晋书》又记载司马师割除目瘤的事迹。
唐代赵嶙（王字旁）的《因话录》中，记载扬州一位名叫谈简的医师，曾经为相国崔慎割除左眼的赘疣。
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割除眼部肿瘤已非一般手术。
可见我国医学家早就向眼睛这一禁区开刀了。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曾介绍翼状□（上奴下肉）肉的割治法，指出这项手术应从□肉的颈部（指□肉体部与头部之间，位于角膜与巩膜交界处）入手，用钩针钩起後切除。
《龙木论》又提出：
“割了以火烫，令断其势，即不再生”，这无疑是很合理的手术方法。
历代眼科书中所载的钩、割、针、镰法，都是眼科手术的方法。
可见我国古代医学家，对于眼病的手术疗法，已经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了。
唐代医学巨著《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西元七世纪的唐代，有许多著名的医药学家及医药著作相继问世。
其中最有代表性，对後世影响最大的医学书籍，当首推孙思邈的《千金方》及王焘的《外台秘要》。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
孙思邈是唐代杰出的药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土原］）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年），年一零二岁。
这位具有八十余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家，从小就勤学苦读，博览群书。
七岁便能日诵千言，二十岁时已精通诸子百家的学说了。
自从他踏进了医学宝库的大门以後，便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医学事业。
他敢于实验，勇于探索，并善于向民众学习，在行医的同时，孙思邈还对唐以前的酒学资料进汇编、研究，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心得体会，先後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各三十卷（统称《千金方》），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我国医学的大成。
孙思邈认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
他在《千金方》的自序中明确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
这里他以人命重于千金为比喻，也是他为何要把“千金”两字作为自己书名的真正含义，他还在书中强调了对病家一定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看病时必须集中精力，不得与“病人多语调笑，切忌大声喧嚷，绝不可道说是非，炫耀声名，诋毁他医”。
对于病家，不论是贵贱贫富，还是知亲好友，都要一视同仁地诊治。
在重危病人的治疗中，绝不应首先考虑个人的声誉而产生患得患失，要把病人的疾苦看作是自己的疾苦。
在出诊的时候，要做到不畏艰难崎岖，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不饥渴疲劳、一心一意地救治病人。
同时，他还强调要精勤不倦地学习，这样才能博采医学源流，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
总之，孙思邈把医学看作为一项极为崇高的工作。
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孙思邈写成了《备急千金要方》一书，此书共计三十卷，有二三零门，合方论五三零零首。
三十年後，他又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要》方的补充。
在这两部书中，孙思邈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经文古方》，而且还记录了大量的“俗说单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医学。
对疾病的预防、诊断、用药处方、针灸及食物疗法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
如他在书中记载了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等中草药来治疗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疗疟疾；以槟榔治疗绦虫病．……这些药物一直用至今，并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有效的方法。
他还根据“肝补肝明目”的理论，首创应用含有大量维生素甲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等，以治疗缺乏维生素甲所致的夜盲症。
对于因缺少碘质出现甲状腺肿大的病人，他不仅用含碘量较高的海藻、昆布等药物进行治疗，更出了应用羊靥、鹿靥（即羊、鹿的甲状腺）来治疗。
现在知道，在这些动物的甲状腺内都含有丰富的碘质，这对缺碘性甲状腺肿大的病人无疑是有疗效的。
尤足称道的是他还提出了脚气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除了应用防风、蜀椒、茱茱等药物来治疗脚气病之外，还主张把谷皮（楮椿皮）煎成汤，再以这种汤粥，经常食用，来预防脚气病的发生。
现已了解到这些药物及谷皮内均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乙，而脚气就是人体内缺少维生素乙所引起的，孙思邈对这种病的认识，以及所提出的正确的治疗、预防方法，比一六四二年在欧洲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早了整整十个世纪。
孙思邈在书中还特别强调要重保健卫生。
他认为妇女与小儿由于生理上的特点，不同于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疗上必须设置专科。
并主张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节制嗜欲，调养性情，避免受惊；临产时不要忙乱紧张，接生者及旁人须保持镇静，不能显出惊恐或面露忧容，否则会引致难产发生。
婴儿出世後，要立即擦去小儿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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