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全球化发展战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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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全球化发展战略
一、全球化、发展战略和战略产业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产业体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改革开放为动力，顺利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战略任务。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出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正以新的面貌迈进新世纪。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
1990年代，前苏联体系崩溃，冷战结束。
当今所谓“全球化”趋势，实质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过去的20多年，也是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
发达国家飞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经济扩张，带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重新配置、带动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不同程度地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下游。
正在无情地拉大着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距离。
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我们将在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国内服务市场方面大幅度降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
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将进一步受世界范围的“比较优势”力量的影响和冲击。
这将在21世纪内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大批建立三资企业，对我国产业产生的效果是双重的——“既扩大了产业市场空间又压缩了市场空间、既引进了资金和（“适用”）技术、又阻碍了自己的（先进）产业和技术的发展”。
不论在各产业内，还是从宏观经济结构的意义上，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全球化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句话。
从宏观上看，我国整体经济将可能被动“融入”国际经济。
发达国家打着“经济自由化”的旗号，利用他们的经济技术实力强权，竭力要我国解除产业保护屏障，把我们的产业结构纳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锁定在产业低端环节。
本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我们宁可把挑战和困难的严重性考虑得充分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
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企业依附于政府、地方部门分割的体制至今没有实质的变动，造成我国产业大而弱的局面。
在产业规模、技术开发能力、跨国营销能力方面，远非跨国公司的对手。
分割细碎的产业面临被跨国公司分头合资并入他们的跨国分工体系的前景，我国50多年建设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面临被跨国公司分头整合的危险。
通过产业整合、回应挑战成为当务之急。
在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全面防御坚持民族产业是不明智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就要求在关系到全局战略利益的产业领域，坚持国家控制和扶持。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来就不是单靠市场力量能够解决的。
发达国家（包括最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尚且要依靠产业政策的力量，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目标，更没有理由放弃产业政策和国家对战略产业的支持。
片面信奉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信条，放弃有限产业保护和产业政策的武器，只能亦步亦趋跟着发达国家走，放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
加入WTO在即，客观地看，我国一些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产业，现有的技术基础、产业组织、技术创新能力、管理体制以及精神状态等等，还远远没有做好应付国际竞争的准备。
这一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不可掉以轻心，要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奋起直追。
产业发展和升级：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国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
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经济发展所谋求的主要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扩散—再创新，也就是将国际先进产业技术本国化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发展的命运。
发展中国家要快上，实现追赶战略，就要解决好本国产业的长远发展政策问题。
从全球分工的角度看，在任何时点上，各国的工业发展程度、技术水平总有先后高低之分。
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国争取产业结构（这里主要是指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工业结构，不讨论一二三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向更高端发展的竞赛。
这就象马拉松赛跑，谁能跑到前面，谁能后来居上，这取决于运动员的潜质和主观努力的程度。
自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前有美德意日，后有韩台东盟，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决定国力水平的产业，如原料能源、装备工业、新兴高科技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定义为广义的“战略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是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曾经和正在追求的目标。
我们20多年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激发微观经济活力，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都要以这个目标所转移。
这也是全体人民长远福利之所在。
我国百年积弱，从140年前开始办洋务、图自强，这个道理本来是无需赘言的。
所以，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就是说，国家产业发展（尤其是战略产业）的生存、发展、赶上世界水平是硬道理，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之一。
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包括改革开放政策，最终都要服从这个大目标，而不是其他的什么子目标。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
目前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绩，评价一国的综合国力，通常采用GDP、人均GDP的增长和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等指标。
但是，所谓“综合国力”，更多地包含着产业结构、产业的技术含量的内容。
“综合国力”是通过国家间经济、技术、军事实力的相对位置而显现的。
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实绩。
这才是所谓“综合国力”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积极培养本国的技术能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储备、产业组织和产业控制能力，才能在长期的产业/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才能有发展的后劲，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有的学者简单用“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作为促进产业发展条件的评价标准（其逻辑根据，就是发展单纯取决于开放竞争的程度），这至少是片面的。
综合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产业在全球竞争的动态过程中，内部的发展活力（综合技术及经济要素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取决于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适宜的竞争条件（而不是“龙王与乞丐比宝”的竞争条件），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充分条件。
我国工业化将长期面临“二元结构”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
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资源紧张。
13亿人口，9亿农民。
改革开放20多年了，城市化率只达到30%。
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当前和今后几十年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实现基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
人口基数太大，决定了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艰苦。
一般预测2030年，我国将达到16-17亿人口，假定从现在起，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2030年农村人口还有6.6亿，离基本的工业化目标还差好大一截。
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点，是要充分发挥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以现代技术武装的传统产业作为我们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不容否认的另一面问题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太快，国际上产业的快速变动和升级，对我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升级压力（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等不得我们先把初级工业化的基本问题解决之后，再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第二阶段——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技术含量越高，要求知识和产业的积累越厚，而“高技术产业是用钱堆出来的”。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在现有“二元结构”的局面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前提下，同时解决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和追赶国际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这两个基本任务。
这是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资金、技术、企业（产业）组织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来说，这确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全球化：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浪潮
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体系崩溃、冷战结束，经济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为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过去的20多年，也正是西方世界以信息电子产业的革命性突破为代表、带动各产业技术飞速进步的时期。
新的技术革命伴随着少数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成为原材料的供应国和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下游（装配厂、轻工产品的生产）。
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风起云涌的跨国兼并和跨国公司的兴起，正在无情拉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技术实力的距离。
跨国公司的兴起
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经贸往来自由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低成本资源、组织“近市场生产”成为可能。
各国之间激烈的技术竞争和技术的高风险，不断抬高研发成本，以致企业的规模优势越来越重要。
近20年来，发达国家企业兼并风起云涌，规模越来越大，富可敌国，产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以致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籍“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有意义的经济活动单元”。
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数据，1983～1989年，全世界跨国投资额年增长28.9%，是全球出口增长速度的3倍。
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有3.7万个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20万个工厂和3/4的民间技术发明，雇佣着全世界非农业雇员的10%，跨国公司的总产值相当于全球GNP的25%～30%，相当于非农业贸易的60%。
近年来美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全球年销售总额相当于美国出口总额的4倍。
企业跨国化的另一面就是本土市场的国际化。
1993年，世界最大100家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海外销售额超过销售总额的50%，48.4%的销售和37.8%的资产在海外（UNCTAD1993）。
从单纯为出口生产到全球范围内分工生产，是跨国公司的重大变化。
过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体现的比较优势，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国公司内部的跨国分工体系实现。
跨国公司向后进国家地区的投资，是服从于他们的全球竞争战略的，对东道国来说，外商投资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兼有接受技术转移和受其技术控制、扩张国内市场和挤压国内民族企业市场的双重作用。
实际的利弊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东道国自身的产业发展目标、政策的考虑。
一般认为合资是引进技术的最好形式之一，但有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权威理论认为，办合资企业恰恰是防止技术“外溢”的手段。
直接投资不牵涉设备和专利的转让，减少了被仿制和扩散的机会。
即使技术转移到母公司以外使用，也是牢牢控制在隶属本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内。
所以跨国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出现，其目的之一恰恰是为了防止技术外泄或失控，维持对技术的垄断。
所以，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尽量采用购买专利、技术合作方式引进技术，重视技术的吸收消化和扩散，重视提高本国技术能力。
跨国公司投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将东道国制造企业整合在自己的跨国经营体系内，其负面作用，是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度，形成对东道国产业的控制（产权控制、技术控制、营销渠道控制），使之成为其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下游组装厂（或零部件生产厂），使东道国产业对跨国公司依附性愈益增强。
西方主导的自由化及其本质
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把“全球化”描绘成全球的和谐发展，似乎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必由之路。
这是十分错误的。
我国为加入WTO，已经承诺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国产化率、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
这对我国的产业体系构成什么样的挑战，是值得认真研究对待的。
1996年底和1997年2月，WTO先后签订了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和开放电讯市场的全球性协议。
信息技术产品零关税的结果是后进国家难以抵挡发达国家的全球竞争，开放电讯市场，将带来电讯业世界范围的寡头垄断。
而且WTO的下一个目标是全球开放金融市场。
据报道，美国正在寻求建立包含有更严厉地限制发展中国家扶持本国企业的条款的国际投资多边协议；WTO条款中，包含有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产业内科研开发的条款。
可见，我们为改善投资环境所真诚提供的“国民待遇”，在西方的真实含义，原来是要解除东道国对民族产业的保护扶持政策，好让跨国公司顺顺当当地占领市场。
今天西方鼓吹的自由化，和亚当·斯密时代的“自由化”一样，是服务于维持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全球垂直分工体系为主要特点的世界经济秩序的。
这个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民族产业的努力，彻底解除对本国市场的保护。
其原则就是要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以体现“公平”。
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的必要性，在于国际竞争的外来压力，可以刺激东道国产业实施技术模仿和升级、提高企业（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这里的关键在于双方实力对比如何。
如果两边实力对比太悬殊，国家又不来帮一把，那么这样“公平竞争”的结局，完全可能是整个产业被跨国公司控制，民族产业全军覆没（或者要再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重新恢复）。
我们很多人喜欢津津乐道我国家电行业在国际竞争下崛起的例子（且不说当年有高关税保护），其实，没有了关税或非关税保护，整个行业被“吃掉”的案例比比皆是。
我们的数控机床、民用飞机制造、感光材料都是典型的例子。
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我们降低关税保护，同时却又不断利用高关税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1999年12月2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文章：
“发展中国家一再得到这样的忠告：
自由贸易对他们有益…他们必须开放他们的经济。
然而当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却发现富国削减的关税还不如穷国削减得多。
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他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的4倍”。
WTO总干事长穆尔：
“富裕国家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他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
比如说，在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关税甚至要高两倍”。
发达国家为了有效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他们所谓“开放”的市场，在运用的种种非关税壁垒手段方面尤以配额和“反倾销”惩罚特别突出。
美国至今坚持“国内法大于国际法”，等于说WTO也要服从美国一己的民族利益。
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公正”原则在国际范围的实际应用。
表1-11820-1913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国家
1820
1875
1902
1913
澳大利亚
—
—
6
16
加拿大
—
—
17
28
丹麦
30
15-20
18
14
法国
—
12-15
34
20
德国
10
4-6
25
13
意大利
—
8-10
27
18
瑞典
—
3-5
23
20
美国
40
40-50
73
44
注：
平均关税率，没有加权。
资料来源：
Batra,1993,p178
转引自王小强：
《产业重组，时不我待》，1998年。
我们应有的心态
不错，今天的“全球化”有西方巨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作后盾，胳膊扭不过大腿；“大势所趋”，优胜劣汰。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做的，就剩下被动地跟着“客观”规律走？
民族的自立自强，要以产业自强为前提。
我国积50年经济建设、20年改革开放所积累起来的产业体系，在跨国公司巨人的挑战面前，将采取什么发展策略？
争取什么样的前途？
如果应付不力，对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对此必须给予高度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人会批评说，强调民族产业，是“弱者心态”。
我们本来就是“弱者”，弱小的民族产业，在强敌环伺下，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才能发展。
这样的“弱者心态”有什么不对？
欢天喜地，毫无戒备地“融入”世界经济，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管，连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都被讥为“封闭保守”，开放到连民族经济独立性都可以不要，这种“强者心态”，将把我们的国家引向何处？
在当今全球化大势面前，我们确实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我们当然不能再搞闭关锁国政策，但前提是要有“参与”和“搏击”国际竞争的气概，要有迎击挑战的意志，否则也就不要侈谈什么“适应潮流”。
有些人的所谓“适应潮流”其实就是无原则地“融入”跨国公司的代名词。
这正在成为一些人无所作为，逃避艰苦奋斗、逃避领导产业振兴责任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参与全球化决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放弃独立自主发展产业体系、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理由。
放弃参与国际竞争，就会失去获得经济交流和获得资金技术的机会，差距会越拉越大。
但如果无原则地“融入全球经济”，实质上就是服从西方人所鼓吹的“国际分工”，同样将失去自我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我们今天不如人家，该服气的要服气。
只要自己的“根据地”不丢，终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问题在于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化”，怎样更好地利用外资而更少地被被外资利用，在全球经济交往中获取最大的民族利益，这才应是我们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的基本宗旨。
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对我国产业体系的挑战
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国内竞争国际化，中国产业的发展路线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讨论对外开放环境中我国产业的发展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在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
“产品总量名列世界前茅，企业规模名列世界后矛，成为我国战略产业振兴的基本障碍；部门分割、地方割据是我国经济体制多年难以解决的痼疾。
今天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产业重组、任重而时不我待”。
对外开放形势的演变
改革开放之初，为鼓励外商投资，我国一方面对外商投资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对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减免所得税等），同时为防止外资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我国又对外商投资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
限制外商独资企业、坚持中方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产品出口比例、转让技术、零配件国产化率的要求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开放形势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
1992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修改了《合资企业法》，放宽了对三资企业的股权、市场、技术等限制条件。
1992以来，各地对外资敞开大门，竞相给予优惠政策，外商投资迅猛增长。
在优惠政策和国内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我国平均每年接收外商直接投资500亿美元以上，是1980年代平均水平的10倍。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外资流入大国。
其中一个特别注意的趋势，港澳台日投资比重下降，美欧跨国公司投资大量增加。
我国目前已登记的外商企业已超过30万个，外商注册资金300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已经有200强投资于大陆。
在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我国工业企业总销售收入的22%以上，外资企业资产占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的15%以上。
我国多数骨干产业处于弱势
我国多数产业的特征是“大而弱”，在规模上、在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上，在跨国、跨地区营销方面，我们的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
我国某些行业，如钢铁、煤炭、化工、建材以及彩电等产业，目前的生产能力名列世界前茅，但企业规模太小，产业集中度却排名末尾。
这些产业的经营管理落后，技术开发能力低，无力参与国际竞争。
我们不及时实行产业的重组，扩大规模、改进管理和提高研发营销能力，我们的产业体系，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整合。
钢铁：
我国钢材生产仅次于日本，超过美国，是韩国的三倍，法国的五倍，它们的主要钢铁企业，新日铁，美钢联，浦项、法国的于齐诺·尔萨西洛尔，都跻身世界500强，我们一家也没有。
1998年，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两家钢铁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是216亿、97亿美元，而我国的首钢和宝钢两大钢铁公司的销售总额之和仅为53亿美元。
汽车：
全世界经过一轮轮兼并潮，目前只剩下20家左右汽车制造跨国巨型公司，有人预测，未来全球将只剩下6家整车公司，一般以200万辆为“经济生产规模”。
而我国国内汽车产销量不超过200万辆，由100多家整车厂生产。
1998年，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的销售收入分别是1613亿、1712亿和1546亿美元，同期，中国一汽、二汽、上汽三大汽车制造公司的销售收入总和只有118亿美元。
发电设备制造：
我国发电设备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是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大型发电机组的国家之一。
“能够生产60万千瓦机组的哈尔滨动力集团，被定为不合资的‘国家队’，1995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
美国通用1994年的营业额647亿美元。
我们的国家队是通用的1/172。
如果再考虑到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多种形式的联合，这种规模上的悬殊差距就更大。
发电设备制造业是世界上高度集中的产业，1990～1995年，6家公司垄断了燃气发电设备的96%，美国的通用电力（94年排名全球500强第19位）一家占50%；蒸汽发电设备的81%为七大国际巨头所瓜分。
未来10年，亚洲的发电设备需求为全世界的一半，中国为亚洲的一半。
三峡26台70万千瓦机组，12台进口，14台国产。
几家巨头早就在进口夺标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在我国组织合资，以争夺国产的60%。
“中国在70年代末拥有相对发达的发电设备工业。
当时共有三个主要厂家，占据了大约3/4的国内市场份额。
在改革之初，这三家公司由一个统一机构管辖，如果这三家主要公司当时得以合并的话，它们本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型企业…然而20年后的事实是，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作为‘民族优秀企业’继续维持原样，而另外两家主要竞争厂家则与跨国大公司组成合资企业…截止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占据了大约1/3的国内市场，三峡工程首批全部涡轮机的供应均由跨国公司得标。
哈尔滨动力设备公司几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
机床：
我国是世界上第五机械工业大国，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居世界第七，技术装备产品门类齐全。
其中冶金、矿山、石油、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所需要的160种大型成套设备都具备了很强的生产能力。
但是，在当代工业技术进步的主流—数控机床方面，我国现有机床的数控化率不到2%（发达国家达到10%以上），机床销售数控化率不到10%。
由于政策的失误，轻率同意国际数控系统界的两大寡头垄断厂商—西门子和法那克与我国核心研究生产单位合资，基本垄断了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对本国数控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有不少人不同意把企业规模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因素。
但企业规模是提高技术开发能力的必要条件之一，面对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的基本条件。
世界性的争夺科技优势的竞争，推动企业研发投入大大提高。
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而且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基地和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
1997年，我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研发费用相当于7000万美元，仅为波音的3.5%和法国航宇公司的5.3%。
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公司，利润率多年维持在30%左右。
2000年，英特尔的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科研开发投入42亿美元。
我国“十五”时期，“863”和“科技攻关”两项专项资金，国家共投入200亿人民币。
一年仅40亿人民币。
分散到各单位企业（当然各单位的研发资金不止这两项），我国企业和部门的研发实力如何和跨国公司竞争，不容乐观。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经营：
市场控制和产业控制
美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主要目标，是绕过关税壁垒，实行生产“本地化”战略，占领我们的国内市场。
跨国公司投资与港台分散小型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资和产品的系列化。
“德国政府控股40%的大众与上海和一汽的三个合资项目，仅上海桑塔纳一个车型，到1995年底，投资和转让技术的外国公司180家，其中60家已经在华建立了合资企业。
另有50家正在谈合资。
“汉高公司在华建立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剂、化妆美容用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
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来到中国。
“德国巴斯夫（BASF）在中国合资10家企业，从二基苯、苯乙烯、聚苯乙烯、乙烯、分散体等原材料到尼龙、地毯、涂料、染料、乳胶、维生素等系列加工产品，形成了原料配套供应的分工体系”。
挤占市场、压缩民族产业发展空间：
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机电、日用化工、轻纺等高利润的传统行业，产品销售占国内市场份额猛增，在一些产业中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进来一个合资企业，挤垮一个行业”，民族企业、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跨国公司到了家门口，国内竞争国际化。
我们的竞争地位如何？
“我们劳动力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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