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解析.docx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解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解析.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在世界的定位解析
2020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2013-07-18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急速膨胀，国际社会不再满足看到一个低调的中国，而是要求中国负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
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扩大，也需要中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更多的保护。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在国际上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原则重新定位，核心内容包括：
坚持一元化的国际秩序，做现存国际秩序的建设性改革者，推动G20成为管理世界经济事务的正式机构，以增量改革为原则推进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为其他国家的发展留出空间、交更多的朋友，在国内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
中国定位，一元多极共治，国际秩序，全球责任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动荡，按美元现价计算，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大象难以藏身于树后”。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世界的冲击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话题，不仅发达国家关注，发展中国家也关注，它们越来越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更多的责任。
中国经济的强大也增加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要求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呼声日渐高涨。
与此同时，中国在海外的投资迅猛增长，其利益和所在国的稳定休戚相关，如何保障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挑战。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必将在未来十年之内进行一次重大的调整，其核心是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的定位。
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仍然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重点是“韬光养晦”），一些学者（如王缉思）也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取向仍然如此。
但上述变化已不允许中国继续这样的政策。
本报告旨在为中国未来十年提供一个适应中国经济体量变化的新定位，核心思想是：
未来十年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应以“一元多极共治”为基本信念，在此信念之下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
“一元”不是指听任哪个国家独霸世界，而是指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即国际秩序以及支持这个秩序的价值体系只有一个：
“多极”是指在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下多个大国或国际势力共存：
“共治”则是所有大国和国际势力在一个认可的国际框架内为维护一元的国际秩序和价值体系所做的努力。
“一元多极共治”的定位符合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本报告包括以下七节。
第一节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同时，报告也将给出中国其他若干项经济指标的增量和预测数据。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对世界经济将构成重大冲击。
第二节讨论中国人口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给出对未来的预测。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劳动力加入国际大循环为世界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格林斯潘所谓的“大稳定”（GreatModeration）不是发达国家有效宏观治理的结果，而是得益于新兴国家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尽管中国的人口红利规模在未来十年将有所下降，但仍然将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
第三节总结强国更替的历史经验，找出强国和平更替的条件，即不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不搞殖民扩张、依靠贸易增加国民财富、接受主流价值体系。
根据这四个条件，报告认为，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强国更替者。
第四节从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证“一元多极共治”的思想。
这是报告的核心部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元”的世界体系是最节约资源的体系。
国际上存在众多的风险和冲突，需要强权来加以遏制。
但是，当存在多个强权的时候，强权之间的竞争将导致资源的浪费。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一元”并不排斥“多极”，就像一个公司以利润为一元目标，但却不排斥多个股东参与公司的治理一样。
事实上，“一元”可以理解为多极世界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它是所有大国认可的共同的东西。
“一元多极共治”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伸张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里，报告将给出中国在“一元多极共治”框架下参与全球公共治理的具体政策建议。
第七节总结全文。
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冲击
（一）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在谈及中国的GDP总量及其与美国的比较的时候，本报告将更多地使用名义GDP，而不是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
购买力平价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但不反映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购买力，而名义GDP反映这一点。
比如，当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10%的时候，中国的购买力平价GDP没有变化，但是，中国居民持人民币购买美国产品或服务时的购买力却提升了10%。
因此，在确定国与国之间的相对地位的时候，名义GDP是比购买力平价GDP更好的指标。
过去十余年里，中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到2012年GDP名义量达51.93万亿元（或8.23万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67%。
2009年美国GDP总量是中国的2.9倍，2012年下降为1.88倍。
表1显示了中国在2003-2012年间相对于美国的追赶。
以美元计价，这十年间中国对美国每年的名义追赶率达到17.3%，这意味着不到五年，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差距就缩小一半。
假设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保持每年7.5%的增长率，美国经济总量以2.5%的可比价格速度增长；再假设美国的通胀率为2%，中国通胀率为3.6%，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名义升值2.5%。
则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名义增长率为11.1%，以美元计价名义增长率为13.6%，美国的名义增长率为4.5%。
表2给出了基于2012年的数据对2015年和2020年中美的名义GDP的预测：
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12.05万亿美元，和美国的差距缩小到1.47倍：
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2.6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总量3%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升值到5.87元／美元（2015年）和5.19元／美元（2020年）。
假设世界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以年均7%的名义增长率增长，则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0%上升到近19%。
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6084美元，在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行榜中位列90名上下。
联合国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将增长到14.3亿，则人均收入约为1.59万美元。
届时中国将接近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不过人均收入仍将不到美国人均收入的25%。
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与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相当。
如果国际贸易亦以7%的速度增长，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11-2015年间平均保持在22%的水平（2012年为24%），在2016-2020年间平均保持在18%的水平，则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例将维持现有水平。
但是，中国不大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从一个顺差国变成一个逆差国。
如果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在1%-2%之间，则到2020年贸易顺差将达到在2300亿-4600亿美元之间。
如果对外投资不增加的话，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即便从目前的48%下降到35%-40%之间，外汇储备的总量也将达到7万亿-8万亿美元。
假定外汇储备平均年收益率为3%，仅此一项导致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就会超过1%。
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将对中国的国内货币供给产生持续的压力，估计未来十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大幅度增加。
另外，如果中国投资率从目前超过40%下降到35%左右，十年后投资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投资规模14万亿美元的一半。
目前，中国的国防支出只有美国的14%左右，2020年之后，即使不增加国防开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将达到美国的一半。
（二）中国占世界份额的趋势分析
过去十多年中国多项经济指标占世界份额的变化，可以佐证上一节对中国未来十年的预测。
本节选择投资、出口、外汇储备、主要大宗商品等基础性经济指标，度量中国在这些指标上全球总量占比以观察中国经济的相对体量。
不同指标定量表现存在差异，不过总起来看中国已是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
首先看中国资本形成占全球总量比例，该指标值从2000年的5.9%上升到2012年的22.7%。
中国投资世界占比于2006年超过日本，接近于1992年日本该指标值23.2%的峰值水平。
中国投资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2011年首次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一大投资经济体。
估计中国有望在将来一个较长时期维持资本形成占比的世界最高地位。
其次看中国出口占全球比例，该指标值从2000年3.5%上升到2012年10.5%。
中国出口占比2004年以后超过日本，2011年超过美国，但是远低于欧盟三强34.6%的水平。
与一般印象有所不同，中国出口全球占比与GDP全球占比两个指标值大体相等，意味着中国出口依存度与全球平均水平大体持平。
由于有较大规模贸易顺差，中国进口依存度还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一观察提示，中国外贸主要问题可能不是规模过大而是不够平衡，不平衡集中表现为晚近时期外部顺差规模及其对全球失衡贡献度增加。
图3报告全球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例以及中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例。
20世纪80-90年代，全球顺差GDP占比大体在0.7%和1.5%之间波动，进入新世纪后一路飙升，从2001年1.25%上升到危机前2007年3.09%峰值，七年间失衡相对程度扩大1.5倍。
而后全球顺差占GDP比例有所下降，到2012年下降至2.08%，显示全球失衡有所改善。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重随国内宏观周期波动在正负值之间波动，其中五年为负值，三年接近零，其余年份为正；20年总计贡献52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为2.6个百分点。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全球顺差贡献率快速增长，从2001年4.1%上升到2008年23.5%，八年增长近五倍。
危机后中国对全球顺差贡献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12.8%。
外汇储备绝对规模及全球相对水平上升从另一角度提示中国开放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外部失衡困难。
中国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国内投资回报率较高，虽然对外商证券投资实施QFII管制，直接投资以及整个私人资本账户仍有相当规模顺差。
2001年主要通过FDI净流入实现的资本账户顺差为348亿美元，此后资本账户顺差在波动中上升到2011年2655亿美元，年均约为1100亿美元（2012年资本账户逆差168亿美元）。
经常与资本账户持续“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
21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1600多亿美元，20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目前已飙升至3万亿美元以上。
表3报告过去近20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以及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十个经济体构成和排名的变动情况。
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从1993年1.09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1.98万亿美元，七年增长不到1万亿美元；但是2012年增长到11.3万亿美元，十年增幅是此前七年增幅的3倍多。
从中国相对地位看，1993年中国尚未进入储备规模最大的前十位经济体之列，到2000年已经成为第二大储备拥有国，2006年首次过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2012年储备规模约为3.3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三成，超过21世纪初全球外汇储备总和。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中国对基础金属原材料和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并超出早年预期。
图4报告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钢铁生产国钢产量数据。
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美国钢产量遥遥领先，并于1973年达到1.37亿吨峰值。
战后日本和苏联钢产量快速追赶，日本1973年达到1.19亿吨峰值，约相当于美国峰值的85%。
苏联1988年达到1.63亿吨峰值，超过美国峰值19%。
20世纪80年代中国钢产量增长开始发力，1996年第一次达到1亿吨并超过日本成为最大钢产量国家，此后一直位居最大产钢国地位。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钢产量更以令人惊诧速度扩张。
2000年钢产量达到1.27亿吨，2012年飙升到7.17亿吨，占全球钢产量47.5%，是美德日俄英五国的1.99倍左右。
就提示中国经济崛起的规模、速度和冲击力而言，这幅浓缩世界百年钢铁史数据图形包含的信息量，或许超过一打专著的冗长阐述。
中国铜、铝、铁矿石、石油等大宗资源性商品消费也不同程度快速增长。
图5报告四种资源性大宗商品消费指数，显示新世纪最初十年中国铜、铝、铁矿石消费分别增长3-5倍，石油消费增幅虽较低也达到八成。
随着中国消费增长，消费占全球比重也快速提升。
图6报告过去40年中国上述四种资源性大宗商品消费占全球比重数据，显示晚近时期占比不同程度显著提升。
2001-2012年铁矿石消费占全球比重从大约30%上升到70%，铜铝从15%左右上升到45%上下，石油消费从2001年的6.3%增长到2011年的11.2%。
对中国经济相对体量还可以从特定时期增加量国际比较以及“增量贡献比”角度加以观察。
如果给定时期全世界某个指标如投资增加量为100单位，中国同期相应指标增加量为30，中国增加量相对世界增加量比例30%被定义为“增量贡献比”。
从增量比较和增量贡献比角度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甚至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更加凸显。
图7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GDP增加量趋势值。
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部分受汇率变动因素影响，用美元衡量的欧盟GDP增量波动较大。
中国增量趋势值从2000年144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11180亿美元，2006年超过美国，2008年超过欧盟，成为全球增量贡献最大国家。
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追赶全盛时期GDP增量趋势值曾一度逼近美国，但是进入90年代后增势走弱，近年增量趋势值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其20世纪峰值水平。
中国以外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GDP增量趋势值在2008年超过美国，2009年超过欧盟。
图8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资本形成增量趋势值。
日本该指标值在20世纪80年代曾超过美国，并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与欧盟15国并驾齐驱，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不久增势也趋疲软。
中国2002年投资增量趋势值超过美国，2006年超过欧盟15国成为投资增量最大国家。
中国以外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投资增量在2004年也超过美国，成为在中国和欧盟15国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增量经济组合体。
图9报告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出口对全球三年增量贡献比数据。
欧盟出口增量贡献比平均水平较高，除个别年份外一直是对全球出口增长贡献最大区域。
但是受危机出口深度下跌影响，欧盟2010年三年增量贡献下跌至-8.7%，2012年升至21.6%。
中国该指标值1996年超过日本，2001年超过美国，此后在10%上下波动，是仅次于欧盟15国的第二大出口增量贡献国。
由于这次危机时出口收缩量较小，中国2009年对应的三年增量贡献比从上年11%上升到26.7%，暂时领先欧盟首次成为最大增量贡献国，2012年回落至15.8%，再次低于欧盟。
日本1985年出口增量贡献比曾名列前茅，不过此后大幅下降，到90年代中后期低于美国和欧盟退居第三位。
其他四个新兴经济国出口增量贡献比近年与美国基本持平。
表4报告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几种基础性大宗商品产量或消费量对全球增量贡献比。
具体表现可分几种类型。
一是石油消费增量贡献比提升速度比较均匀，20世纪60和70年代没有超过10%，过去30年分别递增到14.9%、24.9%和46.3%。
二是粗钢和铁矿石，产量和消费全球增量贡献比过去四十年持续较快增长，20世纪80年代就分别超过50%，晚近十多年分别达到92.1%和83.0%的很高水平。
三是两种最重要有色金属铜铝消费，90年代以前贡献率不超过20%和10%，但是过去20年增量贡献比大幅提升，新世纪最初十多年分别达到134.2%和80.8%的高位。
总而言之，几种大宗商品增量贡献比具体数值虽有不小差别，但近十年它们绝对水平都相当高。
其中石油增量贡献比最低也超过四成，其余主要金属原材料增量贡献比达到八成甚至超过100%。
就这些大宗资源性商品而言，中国需求变动对全球供求关系和市场行情显然具有显著甚至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口转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是可变的；人口结构的变动却是缓慢的，特别是，如果劳动人口进入下降阶段，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在未来的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红利规模虽然会下降，但仍然将成为支撑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一）中国人口转型趋势
中国劳动力的增速正在下降，2015年左右由正转负，但是人口中净生产者对净消费者的比例会持续保持在高位。
劳动力市场过去20年迅速增长的形势正在有所改变，联合国预测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将在2015年左右接近顶峰（图10），但是，从生产者（年龄在25岁到64岁之间）对净消费者（年龄在25岁以下或64岁以上）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之比大于120%，而且未来30年这个比例都会高于100%（图11）。
中国的劳动力增速和年龄结构正在向发达国家靠近，劳动力质量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水平，但是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差距。
从劳动力供给增速来看，未来1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处于上升期，增长速度平均每年0.5%左右，略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明显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图12）。
从生产者与净消费者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而非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图13）。
相对于印度和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中国人口中的生产者与净消费者比例高，储蓄率较高，生产能力较强，通胀相对温和。
从劳动力质量看，中国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人口比率高于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图14），比发达国家水平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推动劳动生产率潜力依然存在，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
（二）中国人口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因为劳动力增速降低略有放缓，但是不会出现大幅下降。
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所以劳动力成本将出现长期的结构性上升，经济增速将会出现大幅下降，物价持续性上升。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原因有二。
首先，生产率提高可以减少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作用。
人口红利消失指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速近年已经出现下降，在2015年左右会由正转负，因此劳动力供给下降。
这本质上是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问题。
在中国，劳动力增速确实正在下降，年轻人口数量已经出现减少，但是这些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有多种因素可能部分抵消人口数量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机器代替人力可以减缓劳动力成本对总成本的冲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产业链内移可以降低运营成本。
这些都会减缓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其次，“刘易斯拐点”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
具体来讲，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
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存在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现代工业部门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
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由于劳动力转移持续不断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推高了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对现代部门的产品比价，最终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或等同现代部门，现代部门无法继续以较低价格吸收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弹性变大。
本报告认为，不应高估“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增长和通胀的短期影响。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所谓的“拐点”发生在农业生产率增长到接近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时候，而目前中国的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仍然远远低于工业部门，一个表现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中国城市化率2012年为51%，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未来城市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业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还远没有结束。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刘易斯拐点”更可能是一个“转折期”，一个渐进的过程，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990年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供给融入全球市场，使得全球经济供给能力激增。
在1990年之前由西方社会主导的全球经济增长中，这些国家劳动力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990年后几个变化使得这些劳动力得以融入全球经济：
一是苏联和东欧地区政治体制的变化；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三是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20年融入全球经济，为全球贡献了7亿左右的新增适龄劳动力，几乎等于西方国家人口总和，对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图15）。
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出现了高速稳定增长和持续低通胀率得以并存的状况（TheGreatModeration），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是重要原因。
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世界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府的宏观政策（特别是中央银行的“价格盯住”政策）得当，控制通胀成功。
我们认为虽然政策作用在需求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供给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劳动力供给的大量上升使得近20年来全球市场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激增，因此没有出现因为西方世界需求上升而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的现象。
如果没有劳动力充分供给的前提条件，当西方国家需求上升时物价将会有上升压力，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必然提高利率来保持价格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人口转型将促使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且生产集中于供应链的低端，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体现在生产者和供给方，对全球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有限。
这种供给和需求作用的不对称在中国表现在大额贸易和经常项目顺差。
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将显著增长，中国制造业将更多地向价值链的高端跃进。
同时，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上升，中国的消费率会上升（尤其是中低端消费），资本品需求得以提升（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力），服务业会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更加平衡，更多倚靠内需而不是出口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多体现在需求方面。
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历史经验
在近现代历史上，发生过七次新兴强国超越传统强国的事件，其中六次都导致持久的对抗或战争，它们是：
16世纪西班牙对荷兰、17世纪荷兰对英国、18和19世纪英国对法国、20世纪英法对德国、1914年和1941年德国两次挑战苏联以及1945-1991年美苏之间的冷战。
七次超越中唯一没有发生对抗和战争的是美国对英国的超越。
到1890年，美国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19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也超过英国。
总结七次超越的历史经验，有利于中国思考未来十年的国际定位。
美国和英国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但这不足以保证这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一个反例。
归纳起来，美国能够和平地替代英国，是因为美国的崛起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不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第二，不搞殖民或领土扩张；第三，依靠国际贸易增加国民财富；第四，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相反，其他六次超越之所以导致持久的冲突或战争，是因为违背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
既有的国际秩序是现存的强国建立的，对它的挑战会激起现存强国的强烈反击；而殖民或领土扩张侵蚀现存强国的海外利益，同样也会导致它们的强烈反击。
同时，平等的国际贸易最终会增进贸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手段是和平的，因此在道义上容易站稳脚跟。
最后，拥有共同的价值体系使得新老强国之间容易沟通，避免了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相互猜忌和敌对。
在19世纪末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容忍了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这不意味着美国喜欢英国的所有做法，而是认为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下它能够得益。
只有当英国的做法威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