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淮河的中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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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淮河的中枢

治理淮河的中枢

　　19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是新中国开始恢复经济，全面建设的第一个年份，面对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共产党首先把经济发展的源头瞄向了广袤的土地。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区土地制度改革。

淮河流域和全国各解放区一道开始启动土改这一伟大工作。

　　共和国决策治淮

　　1950年6月下旬，淮河流域发生普遍而连续的暴雨，共和国遭遇首场洪水。

据1950年8月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第21次行政会议上，华东水利部部长冷?

y在汇报中的统计，当时“灾民约九百九十八万人，其中断粮户五百八十一万人，无烧、无食、无住者一百零九万人均须急救。

现怀远以上一片汪洋，数十里不见边际。

今年大水早而且猛，中晚秋才出幼苗全被淹死，人民逃避不及，房屋倒塌，生活资料尽行损失。

灾区之广，灾情之重，为百来年所仅见。

”

　　洪水发生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及皖北行署即采取一连串紧急措施。

华东军政委员会于7月7日至10日，连续接到皖北水灾的电报，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灾情，7月1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副主席曾山决定成立皖北淮河灾区视察团，由农林、财政、民政、水利、卫生五部共同组织，并即拨发急救粮与种子粮各一千万斤，派郑抱真副主任带船前往灾区抢救。

华东财经委员会11日又责成华东水利、农林、财政、民政、卫生各部组成皖北视察委员会，由刘宠光、汪胡桢两位副部长领导，携粮二千万斤前往协助防汛抢救工作，并于14日会同皖北行署在蚌埠召开防汛紧急会议。

会后分两组出发视察，一组随刘宠光前往阜阳，一组随汪胡桢赶往宿县。

18日，中央水利部派计划委员会主任兼规划司司长须恺等前往淮河视察协助。

中央人民政府在7月15日由内务部、农业部、贸易部、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联合电告平原、河北等省，要求他们协助皖北代购晚秋种子，同时组织中央灾区慰问团，在团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等带领下，携带药品，于8月10日到达蚌埠，然后沿淮河到河南慰问。

　　7月30日，皖北区党委在合肥召开生产救灾紧急会议，沿淮各专署负责人、行署直属机关干部参加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专程从上海赶到合肥参加会议，正在皖北巡视的中央水利部须恺、华东水利部的刘宠光、汪胡桢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进一步治理淮河，开展生产自救运动。

中共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在会上提出生产自救的方针：

着重抢救灾民，及时排水补苗，抢种晚秋作物；结合救灾治淮，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组织灾民开展有产销条件的副业生产。

曾山在会议上强调：

“摆在皖北区党政军面前的两大任务是：

救灾与治水。

这两大任务应成为皖北人民政府及全体人民的主要中心工作。

”

　　8月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第22次行政会议，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在会上报告了皖北的灾情，曾山在会上深情地对与会者说：

为了救济皖北灾胞，就是增加一些负担也应在所不惜，这不但可以帮助皖北减少困难，而且可以鼓舞皖北干部与人民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曾山号召各地人民尽力支援淮河受灾的群众。

　　7月2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淮河大水受灾情况的紧急电报送到了毛泽东主席面前，他看完后当即在电报上批示给周恩来：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

（一）目前防救；

（二）根本导淮问题。

”7月22日，周恩来就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尽可能于较短期间治好淮河，早日解除沿淮人民痛苦，并责成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水利部于8月底作出初步计划，送中央研究实施的具体步骤。

　　治理淮河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全流域统一治理。

1950年8月3日，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向周恩来、董必武致电：

“治淮一定要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

河南搞好则皖北不利。

皖北搞好，则对苏北不利，以目前说则以皖北最不利，淮河关节在皖北。

”淮河治理涉及淮河上中下游的协调工作。

　　1950年8月25日，治淮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水利部，华东、中南水利部，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以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等有关部门领导40多人参加了这次专题会议。

中央水利部傅作义部长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3次到会听取汇报，会议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及1951年应办工程进行反复研讨，为政务院发布治淮决定做了充分准备。

　　当时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具体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还存在着分歧。

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这份华东军政委员会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报告时，对其中提出的第三项意见引起了关注。

意见说：

“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影响很大。

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毛泽东主席对此十分重视。

他经过认真思考，作出批示：

“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治淮会议延期对毛泽东的批示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落实。

会议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和豫皖苏三省互相配合、互相照顾，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共保的治淮原则，研究了治淮工程的实施计划，并且拟订了1951年应该办的工程，形成了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的基本意见。

9月11日，治淮会议结束后，政务院立即用电报把中央治淮决定传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

　　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给周恩来、董必武、陈云、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中提出，皖北的灾民积极拥护党中央早日开展治淮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主席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晚，当即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

“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褒华、张含英等，指出治淮计划在正式文件公布之前已经付诸实施，“昨已面告傅、李两同志加紧督促进行”，“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付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指示，治淮前期工作迅速开始，同时周恩来总理抓紧时间，集中各地的意见，按照治淮会议确定的治淮方针，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后，于10月14日，由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

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

“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

”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导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淮河流经豫皖苏三省，要协调这么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必须成立一个统领全局的机构，才能够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和政令的统一。

治淮机构的诞生

　　治淮会议召开前后，沿淮各地就分别开展治淮有关前期工作并成立专门的治淮机构。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与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开始制定相应的计划，对淮河实施测量，为治淮规划的制定作准备。

由中央水利部、华东水利部、华东计划局、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南京水利试验处、南京大学农经系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等9个单位派出勘察队先后对淮河下游进行查勘。

1950年10月初又派出3个队对淮河中游进行查勘，提出《淮河中游查勘报告》。

　　皖北区于8月20日在合肥成立生产救灾临时指挥部（后改称治淮总指挥部），由皖北行署主任黄岩担任指挥，中共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担任政委，指挥部接受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

9月初，皖北宿县、阜阳、六安、滁县、淮南、蚌埠4个专区和省辖市成立治淮指挥部。

　　河南省于9月在开封成立淮河上游工程局，彭晓林、原素欣担任正副局长。

随后成立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由河南省省长吴芝圃任主任，牛佩琮、孔庆德担任副主任。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在这个决定中，阐明了治淮的方针，同时明确提出：

“为加强统一领导，贯彻治淮方针，应加强治淮机构，以现有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成立治淮委员会，由华东、中南两军政委员会及有关省、区人民政府指派代表参加，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主任、副主任及委员人选由政务院任命。

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

另设上、中、下游三工程局，分别参加各指挥部为其组成部分。

”中央人民政府第56次政务会议任命曾山为治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曾希圣、吴芝圃、刘宠光、惠浴宇；委员（依姓氏笔画为序）为吴芝圃、吴觉、汪胡桢、林一山、孙竹庭、陆学斌、惠浴宇、曾山、曾希圣、黄岩、万金培、刘宠光、钱正英。

当时任命的治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系兼职：

曾山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希圣为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吴芝圃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刘宠光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惠浴宇为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在治淮委员会担任专职的委员有：

吴觉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淮委党委副书记，汪胡桢为工程部部长，万金培为财务部部长，钱正英为工程部副部长。

　　为了弥补科技人员在即将开展的大规模治淮时面临的不足，华东军政委员会号召华东地区大专院校的所属水利专业和水利院校学生到治淮第一线参加治淮。

1950年10月5日到6日，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6所大专院校的400多名临毕业的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到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报到，奔赴治淮第一线。

　　1950年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

治淮委员会在原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基础上组建，并从原驻地南京迁移到安徽省蚌埠市。

治淮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及政治、工程、财务3部。

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淮河中、上游工程局，皖北治淮指挥部均于同日撤销。

1950年11月12日，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除全体委员出席外，中央水利部李葆华副部长及计划室须恺主任到会。

会议依据三省共保，统筹兼顾，互相配合的精神，拟定了1951年度治淮工程和财务计划。

会议同时强调：

“为了贯彻治淮方针计划，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做到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稳步前进。

为此，首先应加强自上而下的治淮机构。

除遵命成立治淮委员会，为对上、中、下游三省区治淮的统一领导机构外，并加强业务部门的领导，于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并设工程、财务、政治三部，以分别掌管各该部门工作的领导……各省区在治淮工作中，应取得经常联系，以交流经验，争取少走弯路以至不走弯路。

在各级领导上尤须注意技术人员间的团结以及技术人员与地方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以期群策群力更好地完成治淮大业。

”

　　治淮委员会的成立，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治淮统一领导机构，为大规模治理淮河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治淮委员会一经成立，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治淮工作之中。

确定了当年和1951年工程、财务以及组织领导事项，并形成决议发至各省。

1950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57次政务会议。

在讨论《关于治淮问题的报告》时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治淮的一系列原则。

第一，要“统筹兼顾，标本兼施”。

第二，“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第三，“分期完成，加紧进行”。

第四，“集中领导，分工合作”。

第五，“以工代赈，重点治淮”。

在治淮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得到了有效地贯彻。

　　1951年9月，淮委编制出《治淮五年计划报告（草案）》（1951―1955年），要求在五年内达到“对于十年以上发生一次的非常洪水，应使流域得到基本保障”；“对于常年发生的普遍洪水，应使流域绝大部分地区免受水灾”；“在全流域面积上，应该统筹改进排水，保证麦作普遍得到收成”；“同时应当为淮河流域长远的水利建设奠定基础”。

　　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7年底，在治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流域各省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治淮连续举办了多期工程，取得了新中国治淮的初步胜利。

累计在淮河干支流上建成了石漫滩、板桥、白沙、薄山、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等多座大型水库，完成了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蒙洼、城西湖、城东湖、瓦埠湖、洪泽湖、老汪湖等行蓄洪工程，修建大小涵闸559座，修筑干支流主要堤防3985公里，疏浚河道5000余公里，开辟了苏北灌溉总渠，使淮河水可以直接排入大海。

这一系列工程的建设，使淮河干流的防洪能力提高到可以抗御1950年洪水的标准，许多原来洪涝严重的地方，经过治理河道得以疏浚，农田水利工程得以完善，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减轻了灾害，淮河的防洪条件得到明显的改善，为抗御1954年淮河和1957年沂沭泗特大洪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原准备开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90师和98师改为水利一师和二师，参加治淮建设。

5月前后，水利一师在师长马长炎率领下分别参加了佛子岭水库和三河闸等工程建设。

水利二师在师长朱国华、政委张季农率领下，参加了淮河上游薄山水库、南湾水库的建设。

　　为加快治淮专门人才的培养，1952年10月，淮委在安徽怀远成立了淮河水利学校，由淮委工程部副部长张太冲兼任校长。

1953年该校的水文、测量、工程管理、绘图等训练班及劳模班800多名学员先后结业，投入到治淮一线。

1954年该校更名为水利部怀远淮河水利学校，成为水利部直属重点水利学校之一。

　　1952年11月21日，政务院第159次政务会议决定任命谭震林为淮委主任。

1955年5月13日，经国务院第10次会议通过，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兼任淮委主任。

　　1958年，国务院撤销了治淮委员会，治淮工作开始分别由流域四省承担。

其后，中国开始进入“大跃进”和“文革”阶段，治淮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治淮水利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治淮工作在极“左”的政治气候下得到了坚持。

　　1969年秋，为了解决各自为政对治淮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成立治淮规划小组，成员由李德生、钱正英、彭冲、穆林、王维群、吴斗泉6人组成，李德生任组长。

10月中旬，李德生主持召开治淮规划小组第一次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纪登奎等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了近期治淮的基本目标。

　　1971年11月，国务院治淮规划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

国务院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并在当月移驻安徽省蚌埠市办公。

治淮工作重新开始统一规划，流域四省分别成立治淮指挥机构，治理实施的具体工作依然由四省承担。

　　1975年8月，淮河流域洪汝河、沙颍河发生了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暴雨洪水，洪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暴露出在整体治淮工作中的问题。

　　1975年8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在河南郑州听取水电部与治淮规划小组的汇报后，指出：

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是个松散机构，需要把治淮的工作统一管起来。

　　1975年10月，中央调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王路明、湖南省水电厅副厅长傅声远负责组建新的治淮委员会。

1977年1月，水电部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议成立治淮委员会的报告》，同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

批复指出：

治淮委员会成立后，地方的任务并没有减轻，大量的工作还要依靠地方党委去做。

各地必须继续重视和加强对治淮工作的领导，要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和“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共保，三省一起动手”团结治水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加快提高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

随即，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在安徽蚌埠成立（后因水利电力部分为水利部与电力部，淮委改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

　　1990年2月，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改称为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