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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浅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王玉刚

巢湖学院中文系,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艺术典型,在他身上寄托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权奸的憎恨。

在人民的心目中,曹操已经成了“奸雄”的代名词。

根据史料和《三国演义》一书,现在来简要分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析他是怎样成为“奸雄”的代名词的,同时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曹操这一艺术形象。

    关键词:

《三国演义》;曹操;奸雄

CaoCaoin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ofBriefAnalysisisVivid

WangYugang

(ChaohuCollegeChineseDepartment,ChaohuAnhui238000)

Abstract:

CaoCaooneartisticmodelof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findsustenanceofourcountryancientworkingpeopletohatredthatrightrapeandseduceonhim.Inthepeople'smind,CaoCaohasalreadybecomethepronounof"personwhoachieveshighpositionbyunscrupulousscheming".Accordingtohistoricaldataandthebook'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comebrieftoanalyseCaoCaoimageof"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now,itisanalysedwhatathepronounbecoming"personwhoachieveshighpositionbyunscrupulousscheming"oneheis,atthesametimehowwethinkaboutCaoCao'sartisticimageonearth.

Keywords:

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CaoCao;Personwhoachieveshighpositionbyunscrupulousscheming

序言

《三国演义》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将近一个世纪的错综复杂的战争,给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巨大而生动的历史画卷。

它以魏、蜀、吴三国及其领导人物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写出了他们之间的征战和交往,以及封建割据势力的腐朽和残暴,人民大众的灾难和困苦。

作品寄托了人民群众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憎恨和鞭挞,对圣明君主和英雄豪杰的热爱和歌颂,反映了人民要求统一、过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

《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主要是通过它所塑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来表现的,曹操就是这些典型的艺术形象中的一个。

作为汉末三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历史上的曹操(155—220),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他出身豪门,年轻时便好弄权术,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1]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之后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兖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

建安元年(196),他接受荀彧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翦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

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

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

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沉雄,慷慨悲壮。

《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的刻画

一雄才大略的英雄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不朽的艺术典型,它影响之广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真实的曹操,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把艺术形象的曹操同历史人物曹操混为一谈。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深刻的,成功的典型。

清人顾家相曾经说过: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2]曹操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奸雄“的代名词,而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应该给予肯定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诚如当今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

是三国时代“最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3]在历史上除了陈寿肯定曹操之外,赞扬和肯定曹操的也有很多。

唐太宗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任”,[4]欧阳修在《魏书》中以曹操为正统,苏东坡也说“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有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

”,[5]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以魏纪年。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曹操在历史上得到了史家们的推崇。

曹操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的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的分裂局面,为促进全国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自己统治的地区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了政治的革新、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1高远的政治眼光

2选贤任能的典范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小说先从曹操的立身处世的态度暴露他是狠毒不义之辈,从而体现他残忍的性格。

小说描写曹操刺董卓的行动,本是表现他的“雄”处,但是当他刺杀董卓未成而逃跑时,他多疑而杀了吕伯奢一家,这就深刻揭露了他的“奸”。

曹操的残暴,在更多场合是通过他所特有的奸诈和两面派的手段表现出来的。

他在追击袁谭途中,迫使老百姓为他敲冰拽船,又捉又放的行为,以及战争中大量地杀戮百姓事后又安抚一番的做法,都是这类思想行为的例子。

曹操处理许都失火事件的手段,更是集中地表现了他那狡猾、奸诈和残忍相结合的可怕性格,其喜怒莫测的心计言行真使人不寒而栗。

小说第六十九回,写他为了杀尽一切参加和可能参加许都谋反事件的人,分别立下了红旗和白旗,对大家说:

“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烧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

”[6]于是大多数人”自思救火者必无罪”,[7]便站到红旗下面。

然而曹操却下令把站在红旗下面的三百多人统统杀掉。

当他们申明无罪时,曹操却说:

”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

”[8]小说就是通过这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描写,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地刻画了曹操那种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掉一个的狠毒性格。

   曹操以招贤纳士、知人善用著称,然而枉杀贤人才士却又是曹操遭人唾弃的恶行之一。

所以,在《三国演义》中,虽然写了曹操重视贤人和知识分子,但是也揭露了曹操枉杀贤人和知识分子的暴行,像甚得民心的孔融、才智超人的杨修和名医华佗,都被他一一杀掉。

   杨修之死很能透视曹操之奸。

曹操对机智深远、才思敏捷的杨修本来是很赏识的,曹操在屯兵斜谷时,杨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也甚得曹操之心。

可是,杨修何以反而被杀呢?

这就和曹操的性格有关了。

有人认为杨修恃才放旷,激怒了曹操,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曹操,而不在杨修。

也有人认为杨修之死是因为曹操忌才妒能,如果这样,人物的塑造就未免简单化了。

因为曹操身为魏王,杨修作为谋士,他的才能是为曹操服务的,曹操当然应当惜才,哪有忌才之理?

其实,杨修犯曹之忌,主要由于曹操最忌别人说穿他的心机,而杨修竟然屡次戳穿他的内心隐秘,曹操就不可容忍了。

尤其是杨修扶植曹植,出谋划策,更触及曹操煞费心机的立嗣意向和军国大事,他的逞才使能超越了曹操容许的范围,这样,曹操的疑心病愈犯愈烈,杨修的死也就成了定局。

杨修犯曹之忌的一系列事件像一幅幅精彩的连环画,形象的叙述了杨修之死的奥秘,特别是他把曹操的奸雄性格揭露得入木三分。

   曹操之奸处,尤其在于杀文人贤士多借故而杀,或借他人之手杀之。

而他每次杀人之后,又会痛哭忏悔一番,并“令厚葬之”,[9]来保存他求贤下士之名。

他对待名士祢衡,就是典型的例子。

祢衡当着大庭广众赤身裸体辱骂曹操,曹操不但没有立即杀他,而且还阻止部下说:

“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10]于是就派他出使刘表,以借刀杀人。

结果祢衡被黄祖所杀,曹操闻之笑曰:

“腐儒舌剑,反自杀矣!

”[11]可见曹操之阴险。

   曹操在对敌斗争时,诡计多端,狡诈莫测,这可以说是兵家常有的事,但是他一生好伪无真,在自己内部也常常以伪诈收买人心。

当曹操中了张绣、贾诩之计大败时,其猛将典韦力战身亡,曹操亲自为典韦设置祭奠仪式,并告诉众将曰:

“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

”[12]众将十分感叹。

这里曹操借祭奠死者而教育活者的将领,让他们学习典韦的精神,其用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特地表明自己对其长子、爱侄的阵亡并不痛惜而独哭典韦,又是多么不近情理,可见他的虚伪狡诈。

   曹操的奸诈诡秘性格在他遭受挫折甚至严重失败时也常常表露出来。

例如赤壁之战曹操败走华容道时,损兵折将,仓惶逃窜,险些送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三次仰面大笑,讥讽周瑜、诸葛亮缺少谋略。

而每次大笑之后,又都是陷入孙刘联军的包围。

当他逃回自己的辖地时,安全有了保障。

他却又仰面大哭,哭诉谋士郭嘉早死,自己没有听他的劝告而有此败。

这一段生动的描述,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奸雄性格,因为他的三次反常的仰面大笑,勾画出了他的刚愎自用,失败时仍不忘显示自己的高明和自大的特点。

而当他回到安全地带时的大哭,也并非真正悔恨自己不听郭嘉之言,而是含蓄地哭骂众谋士无能。

这里把曹操的那种举功诿过的奸诈权术刻画得淋漓尽致。

   所以,曹操的奸雄性格,不同于一般的邪恶。

作者对他的奸诈、阴险、毒辣,没有表面地、简单化地刻画,总是同他外表的宽宏容忍,尊贤下士的政治家风度熔铸于一体。

例如他在打败袁绍后,在袁绍的文书中发现一些部下和许多臣僚私通袁绍的书信,有人曾建议他不“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13]而曹操却说:

“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14]这里曹操并非真正胸无芥蒂,宽大为怀,而是由于当时的环境,这样做是为了稳定大局。

实际上,他是胸襟狭窄疑忌成性的,对手下与他意见不投的人,手段是毒辣的,特别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和个人威信,竟至不择手段设计冤杀好人。

   曹操的狡猾、伪善几乎是一贯的。

如他在夺了冀州之后,逼死了袁绍,纵容儿子占了袁熙之妻,竟然又亲自去袁绍的坟墓祭拜,为之流涕,并赐金银财宝给袁绍的妻子。

破袁绍时对待百姓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他一方面下令捕杀百姓,另一方面在当百姓来投降时,又暗地放他们走,还说:

“如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如杀汝等,吾又不忍。

“[15]既已害民,又要收买人心,像这样的事不少,别人做不出来,曹操能做出来,直至他病死时犹要做假。

他本打算让儿子做皇帝,但是临终遗命,没有交待一点话语及禅代之意,独对分香卖履之事交待详尽,又命在城外设疑冢七十二个。

凡此种种,都是古今奸雄所望尘莫及的。

   《三国演义》暴露曹操奸雄本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揭露他,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托名汉相,实为汉贼”[15]的面目。

这种从政治上的揭露比单纯从个人道德品质上揭露更具有深广的意义,而且更能把人们对他的憎恶和鞭挞提到应有的高度。

   在我国封建时代,忠与奸的观念常常作为衡量一个臣子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准。

就人民的观点来看,也是喜爱忠臣,憎恶奸臣,拥护贤相,反对权相的。

这种忠与奸的观念,常常表现在对待君臣的关系上。

所谓“欺君罔上”,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权术欺上压君或把自己置于帝王之上,把皇帝作为自己手中的傀儡。

这两者,曹操兼而有之。

他一方面“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为天子讨伐诸侯,而实际上扩展自己的势力。

曹操势力在群雄中之所以发展得较快较大,除了他本身的某些条件外,同他的“挟天子”的有利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他总揽朝廷大权,飞扬跋扈,僭越欺君,今天可以叫汉献帝游猎打围,明天又让天子迁都许昌。

小说第二十回写汉献帝田猎时,曹操与天子并马而行,文武百官远远侍从。

他用天子的弓箭射中一鹿,臣下以为是天子射中的,向汉献帝高呼万岁。

他用天子的弓箭并在众臣高呼之际挡在天子面前,接受朝贺,这些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懑,更有甚者,他多次地逼宫杀后,先后逼杀了董妃、伏皇后,使帝王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安保。

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对于封建时代的读者来说,也是最不能容忍的。

曹操虽然没有直接篡位称帝,实际效果却比篡位称帝更令人产生恶感。

当孙权取悦曹操上书要他称帝,曹操看完后大笑,并出示给群臣说:

“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之上耶”。

[16]其实,并非他不想称帝,而是权衡利弊,即使不篡位称帝,也已经取得了支配帝王的权力。

何况他年事已高,审时度势,还是让儿子称帝更好,自己可以留下美名于世,这正体现了曹操的奸雄本性。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并不只是戏台上的一个“大白脸”,而是赋予他的性格以丰富、复杂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了他的“雄”的方面。

首先曹操具有谋取霸业统一全国的英雄抱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经历重重挫折乃至军事上严重的失败,几乎送命,但是他却一直乐观,顽强地奋斗,并取得一定的胜利。

曹操虽然具有同董卓本质相似的窃国、欺君、僭越、跋扈的一面,但是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昏聩无能、奸恶荒淫。

特别是讨伐董卓,表现了曹操的正义立场和雄才大智。

在战略上他既重视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实力和根据地以图发展,而又不失时机地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以便控制中央政权。

“欺君罔上”本是他的奸处,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是他政治上最利害的一举,给他的事业上带来重要转机。

这便是奸中有雄处。

虽然那时候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从斗争策略来看,利用天子名义去征伐其他军阀诸侯或以封官赐爵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仍然有一定的效力。

曹操为了控制朝廷,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由洛阳迁都许昌。

因为许昌接近曹操经营已经很久的根据地,所以曹操在勤王后就借口东都荒废,转运粮食困难,迫使汉献帝迁都许昌。

   曹操不仅重视战术的灵活运用,而且也重视战略思想。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十分强调对外结好孙权,同样,曹操对孙刘联盟也是十分警觉的。

他在大宴铜雀台时得知孙权与刘备联盟,立即“手脚慌乱,投笔于地”[17],并说刘备取得荆州后如同困龙入大海,这说明他的政治远见和战略观点是不亚于诸葛亮的。

   曹操的战略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民本思想。

作者固然以他的杀戮人民来暴露他的残忍本性,然而又恰恰以他对待人民的态度来表现他的战略思想。

他曾多次表露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8]的观点。

当时人民饱经战乱,如果不能体恤人民,不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政权不能巩固,而且军粮草料也无法筹措,所以,在行军中,曹操把保护青苗作为严厉的军纪。

小说第十七回写他自己的惊马践踏了麦田,便割发代手、严肃军纪。

曹操在征伐袁绍时,本可一举成功,但因秋禾未熟,曹操恐怕荒废了民业,就主张秋后进兵。

众谋事皆劝曹操这样会误了大事,而曹操却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

”[19]当他进军新地区时,特别号令三军:

“如有下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着罪。

”[20]这些生动事迹,虽然不能说曹操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但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能具有这种民本思想和战略观点,已属难能可贵的了。

   曹操突出的长处,还表现在慧眼识英雄,当刘备在军阀混战中尚无立足之地,被吕布打败投靠曹操之时,曹操就预见刘备为当今天下之英雄。

“青梅煮酒论英雄”[18]固然是曹操试探刘备之计,然而从曹操对英雄人物的评价和见解来分析,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

他从理论上阐述他的英雄观,认为英雄如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行;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方今春生,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21]这番议论很能说明他的见识,如果不是胸有城府、宽宏大度的英雄人物,对英雄与时势是不会体验得这样深切的。

他对当时一些貌似强大的封建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如袁术、袁绍、刘璋、刘表、张绣、张鲁、韩遂等等,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和特点,而一一否定。

独对当时身处逆境,尚未施展其英雄作为的刘备视为当今天下之英雄,这不能不让人赞赏他的眼光之敏锐。

    虽然,《三国演义》描写了曹操英雄性格的一些特征,然而并非是站在歌颂的立场来这样写的,相反地是其是以政治的、道德的批判作为塑造曹操这一反面的典型的出发点。

《三国演义》表现曹操的“雄”主要落笔在其地位、才能、抱负以及成就,而表现曹操的“奸”更多的是从其政治、道德品质和情操来表现的,从而使“奸”和“雄”的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熔铸于曹操的丰富复杂的典型性格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感,达到了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

再以曹操杀吕伯奢这个案例来分析典型化的艺术手法。

曹杀伯奢的情节主要来自《三国志·武帝纪》的裴松之注。

裴注引用了三则史料:

1《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逃归乡里。

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杀数人。

2《世说新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

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杀八人而去。

3《异同杂语》: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

既而凄怆曰: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遂行。

按《魏书》,曹操是自卫杀人,完全正义的。

可《魏书》系王沈著,是魏国官修史书,自然站在魏国立场,因此可信度不高;《世说新语》曹操是疑心重,是误杀;到了《异同杂语》里,曹操不仅多疑误杀了人,还暴出了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过最终还有悔意。

综合上述三则史料,都没有曹操杀吕伯奢的事实。

到了《三国演义》里,作家根据这些史料,创造出了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充分地揭露了曹操多疑、残忍、忘恩负义的多重性格。

《三国演义》是这样描写的: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

操以鞭指林深处谓宫曰:

“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

”宫曰:

“最好。

”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

奢曰:

“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

汝如何得至此?

”操告前事,曰:

“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

”伯奢拜陈宫曰:

“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

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

”说罢,即起身入内。

良久乃出,谓陈宫曰:

“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

”言讫,匆匆上驴而去。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

操曰:

“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

”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

“缚而杀之,何如?

”操曰:

“是矣!

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

”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

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

宫曰:

“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

”急出庄上马而行。

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

“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

”操曰:

“披罪之人,不敢久住。

”伯奢曰:

“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

速请转骑。

”操不顾,策马便行。

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

“此来者何人?

”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驴下。

宫大惊回:

“适才误耳,今何为也?

”操曰:

“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

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

”宫曰:

“知而故杀,大不义也!

”操曰: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陈宫默然。

(第四回)

原来是记载互有出入的一条短短史料,经过作家罗贯中一改写,成了刻划曹操奸雄性格的一个典型情节。

吕伯奢由“故人”改为“吾父结义兄弟”。

吕伯奢那么热情接待这位“侄儿”,可是曹操却疑心重重。

“良久乃出”、“匆匆而去”,本来都反映吕伯奢的热情态度,可是在曹操眼里,却成了心怀叵测。

在阴险的曹操看来,“吕伯奢非吾至亲”,既“匆匆而去”,又有磨刀之声,便由疑而忌,大开杀戒了。

他不仅杀了吕伯奢全家,最后连吕伯奢本人也不放过,充分暴露了他的残酷本质。

当陈宫指责他“大不义”时,他还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来为自己辩护,充分显示他极端自私的本性。

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曹操这个形象是作家通过艺术想象,运用虚构和夸张手法,经过典型化而创造出来的有高度审美价值的典型形象,他与历史上的曹操已经相距甚远了。

所以,《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形象,不但是历史人物的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更加集中的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的成就并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影响。

三总结

    曹操作为《三国演义》中成功的反面典型,一方面是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封建时代奸臣权相的某些本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是塑造历史人物的一个范例。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曹操形象呢?

我们应当承认曹操这个艺术典型是建造在真实可信的历史基础上的,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结合的产物。

总的说来,他没有离开历史人物曹操的原型,至于作家对曹操的褒贬、爱增,与历史事实是两回事,它取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个人感情。

在历代民间文学中,贬曹的倾向早已形成了,而《三国演义》则在历代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拥刘反曹的主题。

所以,作品总的倾向,自然是反曹贬曹的,但是,如果以官渡之战为界,把曹操化为前后期,则曹操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

曹操前期,由于军阀混战,群雄争霸,曹操与刘备还没有形成尖锐矛盾;同时那时候曹操官职卑微,又比较年轻,有一定的正义感,所以作者写其雄处多于奸处。

而到了后期,刘备曹操的对立成为《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作者拥刘反曹的观点也就越为明显。

同时曹操随着权利的增大,年龄的增长,政治经验的日益丰富,老奸巨滑,所以写曹操自然奸多于雄处。

但是,不论描写曹操的“奸”也好,渲染曹操的“雄”也好,或者表现雄中有奸、奸中有雄,都不可能离开拥刘反曹的主题,这也就为曹操成为“奸雄”的代名词奠定了基础。

  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这样评价曹操:

“曹操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人物。

他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

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能够把这样复杂的性格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不朽……”[22]

今天,曹操形象仍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评说,他将具有永恒的文化传播和审美价值。

《三国演义》作为一本历史小说,它应当也应该要尊重历史,不能与历史相悖,因而《三国演义》所塑造的曹操形象既要反映”拥刘反曹“的鲜明观点和倾向,又要反映历史的真实。

在《三国演义》中就表现为一方面突出曹操作为奸臣权相的恶劣品质和残暴罪行;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重贤惜才等某些英雄性格,从而使曹操称得起”奸雄“二字。

注释:

[1]《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裴松之引孙盛《异同杂语》

[2]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 转引自《三国演义资料汇编》朱一玄刘毓忱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

[4]唐太宗《祭魏太祖文》(全唐书卷14)

[5]苏东坡《正统论》

[6]《三国演义》六十九回345页明罗贯中著齐烟校点齐鲁书社1992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以下涉及《三国演义》内容的资料均出自这一版本的《三国演义》)

[7][8][9]同上

[10][11]《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115页117页

[12]《三国演义》第十六回84页

[13][14][15]《三国演义》第三十回152页

[16]《三国演义创作论》叶维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7]《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385页

[18]《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273页

[19]《三国演义》第十七回88页

[20]《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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