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宋朝官二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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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宋朝官二代

瞧瞧宋朝“官二代

宋朝的官二代被称为“衙内”，这个词带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

这是一个子凭父贵、倚势欺人的“隐权力”群体。

但两宋却是对官二代限制最严的时代，官二代无法为所欲为。

　　今人说起古时的“官二代”，必先想起高衙内。

拜《水浒传》之赐，施耐庵笔下这位欺男霸女，臭名昭著的“高衙内”成为了宋朝官二代的典型符号。

　　从元杂剧开始，那些对贪官污吏满怀愤恨的文人们，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作恶多端的宋朝衙内形象。

如《生金阁》有个庞衙内，出场白即亮明其身份与品质：

“小官姓庞名勋，官封衙内之职。

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

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

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一个苍蝇相似。

”《陈州粜米》也有个刘衙内，出场也唱了一出：

“小官刘衙内是也。

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

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

”对比一下二位爷，连歌词都差不多，真不知道作者谁抄了谁。

　　反正你也写，我也抄，如此这般，宋朝的官二代们便顶着“衙内”这个毁三观的称谓，彻底堕落于“历史”之中了。

以至现代人一看到“衙内”二字，

脑海里立马会弹出仗势欺民、不学无术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

　　符号归符号，说书的毕竟不能还原历史真实，“高衙内”在历史上从没存在过。

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是个中性词，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

“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

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

宋朝衙内名声有好有坏，但没有出现群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

　　宋朝官二代作为整体自然有好有坏，好的官二代给整个时代的官场、社会风气带来了积极作用。

就拿寇准来说，这位大宋排得上前四的名相，年轻时就是不折不

扣的花花公子。

飞鹰走狗，呼朋唤友没少让爹娘操心，但架不住家教严格，母亲天天督促功课，19岁便中了进士。

这位爷当了官也不消停，时常组织朋友夜宴，酒

不离口。

今日看来是典型的官宦门第出身的昏官，但你能把昏官和寇准联系起来吗？

而且寇准也是靠一点一滴功绩做起，不然凭他老爹前朝一个王府记室参军的小

官，如何能让他高居宰相？

　　两宋是儒家兴盛的时期，读书始终成为官二代生活的主题，以上寇准的例子也说明，不管你多么纨绔，归根结底还是要读书。

两宋141位宰相，可考为官二代

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儿八经进士出身，占85%，只有9人纯靠祖荫得官。

从这个统计也可以看出，宋代官场官二代所占比例始终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

代绝大多数也靠科举晋身。

两宋官场如果非进士出身想做大官几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受荫为官的“衙内”，为了出人头地非得再考个进士不可，韩缜、吕公著、韩忠

彦这几位名相莫不如此。

日常生活官二代多围绕文展开，诗词唱和，狎妓同游，这才显得有文化，有品位。

官二代出身的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词坛巨匠无一不是在这样的生活中熏陶出来，成就文坛美名。

　　当然史书中对于作恶的官二代也落笔颇多，如宰相章惇之子强卖田产，假借父亲名义，“逼胁逐人须令供下愿卖文状，并从贱价强买入己”；南宋孝宗时期，大

臣李彦颖之子游手好闲，甚至闹市杀伤人命，最终牵连其父贬官免职。

秦桧子孙，则自恃祖上权重，多有不法。

其孙女所爱的狮猫亡失后，此女竟令临安府尹查找，

临安府三班六房齐出动，画了猫像，满街张贴，大街小巷，遍处找寻。

养猫之家，都得抱猫去都监府前排队，等待登记、查验。

　　但就总体而言，宋朝官二代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时代差。

相比元代的“旧臣勋阀”子弟有世袭官职的特权，“权豪势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偿命”；清后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之辈的代名词。

群体性的“官二代”腐化现象，都是宋代所没有的。

家庭教育，士林舆论，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约束成为官二代们的紧箍咒。

　　宋人在约束“官二代”方面，即使不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内外兼修。

其约束机制，简单说，可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视培养子孙的品行。

中国家族宗法制，到宋代时出现了显著的繁荣期。

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

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

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训不仅数量多，从内容看，很注重对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诫官宦子弟不可骄横。

　　包拯的家训很简单，全文只有一句话：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

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在宗法时代，“开

除家籍”比要人的命还厉害，所以老包家训的约束力非同小可。

包拯的子孙到底也没有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

　　袁采的家训则以细致入微见长，如在“子孙勿得败祖德”条中，他列举了官宦子弟不肖的种种危害：

“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

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

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

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

多致饰词以妄讼”，最后必“误其父祖陷于刑辟也”。

　　简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后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严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诫说，后世当家之人，要特别注意子孙做出不肖之事，“凡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关防，更常询访，或庶几焉”。

　　宋代士大夫重家训，并非无因。

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汉唐时代的门阀世族到了宋代已经烟消云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垄断，而是以科举的方式向全民开放，

“取士不问世家”。

虽说宋朝保留甚至扩大了官员子弟的“恩荫”之制，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绝大多数的官宦子弟必须跟平民子弟竞争。

　　既然没啥千年的世家，就意味着门楣可有跌宕之虞。

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对此有深切的危机感，如果子孙不肖，便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黄庭坚曾亲见“衣冠世族金

珠满堂”，不数年间，已呈“废田不耕，空囷不给”的败相；又数年，整个家族完全败落了，子弟招惹官司，流落街头。

所以黄庭坚作《家戒》，“以为吾族之

鉴”。

　　另一个历史背景则是，宋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家训的兴起与儒家的复兴同步。

宋代君与士共治天下，儒家士人的价值观便成了整个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

一个人（包括“官二代”）处于儒家道德规范下，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干了太出格、太丢人的事，士林舆论唾沫星子都可将你淹没。

　　我们肯定想象不出范仲淹、司马光的子孙敢像小说杂剧中的“高衙内”那样肆无忌惮，公然在闹市欺男霸女。

即使法律不管，也丢不起自己祖宗的脸面。

司法独立，台鉴制度，科举防闲是制度上的保险阀。

　　当然，“软约束”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约束”必不可少。

任何道德规范都必须法律来支撑。

　　那些不成器的“官二代”中，有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横暴，其父乃知永兴军（长安市长）陈尧咨的旧交；又如参知

政事（副宰相）吕惠卿之弟吕升卿曾指使知县“强买民田”；翰林学士赵彦若的儿子赵仁恕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当过浙西提点刑狱官（相当于高级法

院法官）的胡颖，也有子侄“交游非类”，把持乡里。

　　问题是：

官宦子弟横行不法，作为“硬约束”的法律能作出公正的惩罚吗？

还是给予豁免的特权？

　　在司法理念上，用司马光的话来说：

“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体现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确立了“独立审判”的

原则，按规定，州县法官独立进行审判，不得征求上级法司的意见；上级法司如果干预州县法官审判，则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

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

　　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下，前面提到的几个横行不法的官二代，都受到了惩罚。

陈尧咨知永兴军后，立即就严惩了那帮“恃萌纵横”的“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胡颖也将他的不肖子侄法办了，胡家一个叫做黄百七的家仆还被“杖一百”，带枷示众五日。

　　如果说陈尧咨、胡颖为官严厉，其“大义灭亲”之举似乎有“人治”之嫌，不足以证明法律与制度对于官宦子弟的“硬约束”效力，那么我们来看另外的例子：

　　吕升卿强买民田一事，被御史中丞邓绾获知，邓绾即上书检举，连其兄长吕惠卿也被弹劾，随后吕惠卿被罢去参知政事，吕升卿也降职处理；赵仁恕的劣迹亦为提刑官告发，立案查办；李彦颖因为儿子“殴人至死”，也遭谏官弹劾，“奉祠镌秩”，即降级，给一个闲职。

　　这里有个细节请注意，弹劾吕惠卿兄弟的御史邓绾，并不是什么正派的官员，吕氏兄弟受到处分，是宋朝健全的监察制度良好运行的结果。

　　宋代的台谏系统有个特点：

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掌监察、司法、审查之权，与政府形成“二权分立”之势，这使得制度性的“硬约束”特别有力量。

赵仁恕被

立案后，因为初审法官作出轻判，朝中台谏官立即炸开了锅，接二连三上疏弹劾，在台谏的强大压力下，赵仁恕最后被流放陈州，看管起来；其父赵彦若也被罢职。

　　除此以外，对于官二代科举，朝廷的制度也非常严格，科举考试中废除明显偏袒贵势之家的“公荐”制度；建立皇家子弟与寒门学子分别应试的“宗子试”制

度；而主考官的子弟、亲戚参加考试还须另立考场，别派考官，称之为“别头试”。

此外，官宦之家的子弟若靠恩荫为官，则对官品、官阶、所任差遣都有一定的限

制，且官员子弟如有犯法，亲族及保举者须连带受罚。

宋朝说制定的科举防闲制度为后世历朝历代仿效。

（实习生蔡晓畅对此文亦有贡献）

明清以降的官二代　　中国历史上官二代的命运，与所处时代的政治清明度、社会风气息息相关。

官二代中名臣辈出之时，往往是盛世，制度约束力强；腐化堕落的官二代占比较高时，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官二代成为王朝倾覆的陪葬者。

　　而政治清明程度，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独立性密切有关，同时深受政治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独立性基本上是一条逐渐狭小的胡同。

从两宋往后，官二代是王小二过年，一代不如一代。

制度悖论，虽然科举制更严格，但明清官二代，呈群体堕落趋势。

　　如果以明清两代整体与前朝相比，人们会发现如唐代的李德裕，宋朝一众父子宰相等的官二代正循环机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官二代全面堕落。

　　历史上的权臣大多不笨，很多官二代也极聪明。

但若权臣当道、朝纲不振，越聪明的官二代往往危害越大。

比如明代的权臣严嵩与其子严世蕃，就是典型例子。

这位非进士出身的严世蕃，因“我爹是严嵩”，便得做高官，官场人称“小阁老”。

这位小阁老虽非科班出身，但极聪明，过目不忘，对朝廷典章制度信手拈来，是

处理政务的好手。

严嵩晚年，精力不佳，政务全部委托严世蕃处理。

而且，嘉靖帝的手诏经常不知所谓，“语多不可晓”，连严嵩都经常看不懂，可严世蕃却总能理

解，且非常能揣摩上意，做出准确答复。

这样的人物，若生于制度完善、对权力有足够约束力的年代，自是大才，可在政治黑暗年代，却是大恶。

　　是明清两朝的官员选拔制度不行？

表面上恰恰相反，明朝与清朝恩荫制度较之唐宋元三代大大收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官员选拔以科举为正途，每次科举录取人数也大大多于前朝，恩荫反倒成了独木桥式的窄路子。

　　如果从制度上看，应该有利于官民竞争，但实际并非如此，士林风气在明清两朝的堕落使得好的选拔制度更加黑暗，明清科举由官二代引发的舞弊案比唐宋大为增多。

　　如鼎鼎大名的张居正，他三个儿子在首辅任内考中进士，其中二子嗣修中榜眼，三子懋修中状元。

百姓不是傻子，北京流传一个段子：

张公若不身亡，四官定作探花郎。

明代笔记中对张居正如何使儿子中进士的故事描绘非常多。

　　清朝就更别提了，科举弊案自打满清占领北京第十四年就开始露头；咸丰八年科举弊案中，连京剧票友都能考中进士，科举制度已经沦为了笑话。

　　这便形成一种悖论，看似更公平的选拔制度却无法达到公平的目的，反而成为官二代的终南捷径，这是为什么？

明清皇权打压士大夫阶层，导致社会开放程度不高，官场风气不佳，士大夫阶层犬儒化。

　　说官二代不能不说士林风气，唐宋两代确立“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令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皇帝始终不甘心与士大夫分权。

　　明清士大夫阶层的堕落是皇权不断加强的结果，从宰相的地位变迁我们可以略窥一二。

宋朝以前，作为文官集团首脑的宰相权力极大，一直在皇帝面前有法定的

座席。

但从宋太祖给宰相赵普撤席开始，宰相从此只能站立在皇帝面前。

但宋朝因为儒家复兴，士大夫在皇权面前仍保留极大的独立性。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废相，把宰相之权分之内阁六部，是皇权对士大夫一次重要胜利，明朝内阁虽有宰相的影子，实际却成为皇帝的秘书处。

　　到了大清朝，士大夫的独立人格随着各种各样的文字狱，人头滚滚，披发充军，彻底被收拾干净。

职官设计中连内阁也没了，虽以军机处代之，但权力大大缩水。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这句名言是对清朝士大夫状况最好的归纳。

　　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思想控制极严，社会开放程度不高，官场风气不佳，这才导致了官二代难出人才。

统治者利用恩荫的缩窄，科举的选拔面增大，以及“八股取士”的贯彻，达到打压现有官僚集团，同时控制读书人、进行洗脑的双层目的。

　　尤其是清代，敢把唾沫星子吐到皇帝脸上的诤臣销声匿迹，而是出现集体犬儒化倾向，官二代（尤其是八旗子弟）的素质也呈直线下滑趋势。

民国建立，东西方思想碰撞融合，社会气质为之一新，官二代风气有所提振。

　　如今，民国是热门话题。

其实民国绝不完美，不可过誉，它亦有许多社会问题，如一些官二代的飞扬跋扈，著名的孔二小姐就是典型。

不过翻翻民国史料，发现

说来说去，也就是孔家那几位公子小姐或军阀子弟成为民国官二代飞扬跋扈的典型。

但即使如此，媒体对他们仍然口诛笔伐，孔二小姐“飞机洋狗事件”就被《大公

报》曝光，舆论谴责铺天盖地；大老虎孔令侃公子在上海囤货居奇也遭到《中央日报》

的抨击。

　　以上例子说明这样的社会环境，比较严重的官二代问题的确存在，但社会舆论仍在努力监督。

报纸作为晚近新事物，对明清以来萎靡的士风复振起了很大作用。

　　社会风气趋向开明，陈寅恪的话可为代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的提出，是民国学风好转的标志。

在学校里谁有才华，谁受尊重，谁去炫耀他爸是什么

官，不仅被耻笑是弱智，甚至受到蔑视与孤立。

不少官二代羞于提及家世，如四川省教育厅长任觉五的儿子，与同学同食同宿，穿同样的麻制服，直到毕业时，班上

只少数几人知道他是教育厅长的儿子。

　　也正因此，“另类官二代”较之前代明显增多。

这些官二代喜欢琴棋书画、诗词金石，以“大玩家”姿态闻名于后世。

张伯驹和袁克文都是其中代表。

　　那时的政要，对子女要求往往极其严格。

如段祺瑞对其子段宏业寄予厚望，但从不为他联系旧故，反而训诫他要由最低层做起。

又如当年空军招考标准极高，学

费高昂，所以学生多为官二代、富二代，如行政院长翁文灏的儿子翁心瀚，北洋司法总长林长民之子林恒。

抗战时，这些官二代们前仆后继，牺牲者众，以上二位均

在抗战中殉国。

　　在那个新旧碰撞、言论自由的时代，民国政治确有清明处，社会风气亦有积极向上的一面。

官二代虽然良莠不齐，但仍然会受到开放舆论以及家教限制。

而且，

许多官二代拒绝了权力，有些投身救国，有些选择实业，有些从低做起，有些专注于文化，这种多元化的选择，也从侧面印证了时代风气。

（文/叶克飞）

英国贵族子弟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中学，学生大多是上层阶级子弟。

威灵顿公爵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赢得的”一句话浓缩了英国贵族子弟的全部气质——责任、荣誉、献身精神。

　　英国实行独特的长子继承制，只有男性嫡长子才有权继承爵位及一切财产，其他子女在成年后必须自谋出路。

这种制度下，大多数成员都得在成年后自食其力。

接受优良教育，成为这些即将变成穷光蛋的贵族幼子和名媛们必不可少的生存法则。

　　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随着英国大学教育的兴起，接受高等教育就取代斗剑习武，成为贵族子弟的普遍风尚。

伏尔泰等学者很早就发现，与愚昧无知、沾沾自喜的法国贵族相比，在平均教育水平上，英国贵族明显占优势。

　　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子弟们，最好的去处是海外殖民地谋生或投身工商业、军界。

东印度公司和后来的印度殖民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天资聪颖者也不乏投身科学、艺术领域并干出一番事业的骄子。

　　总的来说，贵族子弟因良好的绅士教育及制度规范，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较好的声誉。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写道：

“贵族们优越的教育和优雅的风度深得人民的赞美和仿效。

”　　贵族及其子弟珍惜荣誉，并以此赢得普通民众的信任。

当国家需要他们做出表率、付出牺牲时，他们的表现无愧于荣耀的头衔。

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贵族子

弟担任的下级军官永远会坚持在第一行战列，因此博得了威灵顿公爵的名言。

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几乎每个贵族家庭都有成员丧命或受伤致残。

　　两次世界大战，贵族阶级更是承受了远超平民的损失。

1914年一战第一年的阵亡名单上，就有6名上院贵族、16名从男爵、95名上院贵族的儿子和82

名从男爵的儿子的名字。

整个战争共有20名上院贵族战死，49名上院贵族第一顺位继承人战死，从男爵和骑士战死不计其数。

以贵族和其他上流社会成员云集的

伊顿公学为例，一战时有5679名伊顿毕业生参加，其中1157人阵亡，13人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不少贵族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送上战场，即使有一两个儿子阵亡，仍然坚持不召回其余的儿子。

上院贵族夫人迈诺斯在儿子阵亡后表示：

假如自己有6个儿子，

也将把他们全部送上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有少数贵族子弟贪生怕死，不敢上战场。

例如，贝特福德公爵的儿子就因为惧怕上战场，而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

　　当二战降临时，贵族家族及子弟再次奔赴前线，血染沙场。

如阿勒斯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公爵阵亡于1940年，萨福克伯爵死于1941年，威灵顿公爵的玄

孙第七任威灵顿公爵1943年捐躯。

更有的家族父子两代在两次大战中献身，第十九任萨福克伯爵1917年死于一战战场，他的儿子第二十任伯爵则在1941

年战死。

　　战火甚至使一些脉系久远的老贵族绝嗣，如第十六任阿伦德尔男爵的家世可以追溯到16世纪，1943年因失去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而血脉断绝。

在战争中，至少有20家上院贵族丧失了家主或继承人。

著名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儿子因身体条件不符被拒绝参军，通过走后门加入著名的爱尔兰禁卫队，并于1915年阵亡于法国。

对独子的死，痛彻心扉的吉卜林曾写道：

“我很遗憾，那么多年的努力通通毁于一个下午。

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培养了一个男子汉。

”

（文/阎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