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注解及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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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注解及导读
1、关于“四书”的资料
朱自清:
《经典常谈·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
“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
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
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
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
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
怎么说将来用得着?
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
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
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
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起的。
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
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
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
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①。
《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②。
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
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
他们说:
“《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
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
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
”③这里没提到《中庸》。
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
他们在另一处说:
“‘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
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
”④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
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
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
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
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
《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
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
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
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⑤,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
《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⑥,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
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
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
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
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
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
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
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
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
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
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
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
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
《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⑦。
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
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⑧。
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
《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
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
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
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
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
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
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
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⑨,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
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
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
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⑩;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
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
。
《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
《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地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
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
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
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
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
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
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
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
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
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
《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
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
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二七四—二八九)。
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
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注释:
① 九经:
《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
十三经:
《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②《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③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④⑤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⑥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⑦《孔子世家》。
⑧《中庸或问》卷一。
⑨《公孙丑》。
⑩《滕文公》。
《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2、关于《大学》的导读材料:
梅贻琦:
《大学一解》
大学一解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
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
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
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
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
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
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
《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
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
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
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
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
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
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
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
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
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
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
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
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
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
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
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
孟子有云:
“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
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
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
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
洽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
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曰根于心者,修养之实,曰生于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
《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
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
曰否。
此可与三方面见之。
上文不云乎?
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于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
”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
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于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
此又一方面也。
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
此又一方面也。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
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
《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
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于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
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于重视个人之修养,而于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
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
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
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
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
何以故?
曰,无闲暇故。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
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
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人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
《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
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
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裹Z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
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
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法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
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
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怕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
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
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
关于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
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于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喧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
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
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
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
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
然求之又苦不易。
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
时人对于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不易二也。
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者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
有此三不易,于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曰即于恍秽不治矣。
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
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
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
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
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
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
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
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
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
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
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
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
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
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
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
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
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
一曰大学之研究院。
学子即成通才,而于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
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
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
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
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
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于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
始恍然于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
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
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
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
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
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已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从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
近年以来,西方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