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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货币哲学

齐美尔《货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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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0年9月18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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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旺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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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

——齐美尔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齐美尔

在以往的社会里，货币可以是金条、银锭、铜板，更早一些还可能是石头、贝壳、牲畜、布帛，后来就统统变成了纸币或支票，现在则更进了一步，连纸也不纸了，变成了“电子钱包”，那其实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长或短的数字。

然而，你如果拥有了这串足够的数字，你别的什么都不必费心，您就可以拥有你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

在当前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果说在以往的社会中，货币之上还有皇帝、总统、国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在劝说国家、政府进一步减少对于国计民生的干预，让银行取代政府，让货币自行其事，以货币的流通规律操纵社会的发展规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会形态中，金钱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历史上也曾上演过“秦琼卖马”、“杨志卖刀”、“杨白劳卖闺女”那样凄凉又悲惨的故事。

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货币的价值成了唯一的价值，在人们的内心，“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

金钱，或者说金融，已经完全支配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进程。

用齐美尔的话说：

“金钱成了现代社会的语法形式。

”

在齐美尔之前，许多思想家都对货币有过哲学思考，其中马克思是对货币进行了哲学思考的伟大思想家。

在他看来，“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经济价值来源于凝聚在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之上的人类的抽象劳动；基于历史发展规律与逻辑一致性的认识，马克思认为，货币会由普通商品（如牛、贝壳）发展到特殊商品（如金银），再到符号类形式（如纸币等），在这里，符号货币并不是真实的货币，而只是特殊商品货币的代表而已。

货币可以通过购买他人的劳动，成为资本，它将带来更多的货币量，这样，货币的财富一般代表功能就升格到了更为广泛的支配他人劳动，甚至于支配他人自由的更高层次，拥有货币就不仅是拥有财富，还拥有一种特殊的控制他人的权力，货币就被升格到生活中支配者的地位而被神化了，这就有了“货币拜物教”的产生基础，货币由此走进了人类社会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

人类社会的文明，由于货币和资本的出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又由此生成了新的信仰，即对于货币的崇拜。

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是关于货币对于人类社会进化关系的解说，在他的哲学里，并没有具体存在着的个人，而只有在人类社会整体演化中的人的不同组成部分，即阶级和阶层等不同群体的人的存在，如劳动者和雇佣者等。

齐美尔将货币“哲学”一下，最重要的方面，是货币与人的关系，即是货币与人的存在、人的生命和人的生活关系，也就是货币与人生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等的关系，这就有了个体人的存在。

由于货币消灭了一切财富形式的差别，不论你拥有的是牛，还是斧头，它们都可以用货币数量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就可以进行直接比较。

由此而来，人与人之间在财富上的等级差别，以及衍生出来的社会地位等的差别，就可以由货币的数量大小来衡量了，它直接导致出了人们对于货币数量级别的信仰和崇拜──本来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也不是幸福本身，更不是人生的目的，而只是一种获得财富、幸福和实现某些人生目的的工具，却在货币的幻象之下，成为了人生的目的。

在齐美尔所在的时代，甚至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太多的个人将追求货币数量的无限大成为了人生的目的！

这便是齐美尔揭示出来的社会普遍存在着的“俗世哲学”。

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也译为西美尔、席美尔等）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出生于柏林市中心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是七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一个。

他的父母关系疏远，家庭生活虽然富有，却并不幸福。

1876年，齐美尔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历史，但他的兴趣很快就转向了哲学。

1881年，齐美尔以一篇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自1888年，齐美尔以私人讲师身份在柏林大学讲课，他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在逻辑、伦理、审美、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论述风格卓然。

但是直到1901年，才获得编外教授资格。

在此期间，齐美尔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其中很大一部分被译成英、法、俄等语言，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

1914年，齐美尔56岁时，才成为一所省立大学—弗拉斯堡大学的教授。

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大学的学术活动几乎完全停顿。

在战争结束之前，齐美尔于1918年9月28日死于肝病。

齐美尔是一位生命哲学大师，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生命”，生命不是实体而是“活力”，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

并且使用两个特别的命题来说明生命：

“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越生命”。

所谓“生命比生命更多”，指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

生命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是持续不断的。

所谓“生命超越生命”，指生命有超越生命自身的能力，不断创造出他物。

同时，他还提出了两个新概念：

“增加的生命”（Mehr　Leben）和“提高的生命”（Mehr　als　Leben）。

前者指生命在一定形式阶段的表现形式，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家庭、社会等；后者指生命在精神阶段上所达到的“高级”实现，包括宗教、艺术、科学和政治制度、社会历史等文化现象。

在这种生命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齐美尔的分析采取的不是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体验方式，齐美尔说：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

齐美尔的定义概括他对现代性的态度，即“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中，一种不只是化约为我们内心的反应，而且将其融合进我们的内在生活的方式。

外在世界成为我们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

外在世界的实质成分又被化约成永不休止的流动。

我们外在生活的飞逝的、碎片化的和矛盾的时刻，全部都融入我们的内在生活中。

”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体验外在世界，而这种体验的最突出特征，齐美尔认为是偶然性、碎片性和不确定性。

而要把握这种现代性体验，不能依赖那些宏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应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努力去捕捉哪些片断性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发现其后的总体性。

齐美尔不像马克思一样构筑资本主义批判的宏大体系，也不像韦伯一样构筑宏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史。

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形而上学思考一直盘旋于形形色色的各种感性碎片中，他对现代性的分析来源于他对现代生活现象的敏锐感觉，他的触角已深入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他所感兴趣的也正是浸染着现代生活图景的“碎片”。

虽然齐美尔关注这些生活碎片，但他是想通过对这些碎片的感悟去发现其后的意义总体性。

齐美尔认为，对碎片化生活细节的研究，可以“在独一无二中发现典型，在偶然性中发现规律，在肤浅和稍纵即逝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

”齐美尔深信，现代生活的任何细节、表象都是与它的最深奥的、最本质的运动联系起来的，即使是最无意义的、最丑恶的、最无关的事物，也是如此。

他研究现代社会中的诸多生活碎片，如时尚、冒险、赌博等，也都是希望能通过对生活碎片的体验，可以获得对生活背后总体性的把握。

《货币哲学》发表于1900年，它不仅是齐美尔自身思想的一座里程碑，而且对20世纪社会理论的发展也举足轻重。

《货币哲学》主要阐释自近代以来的货币经济现象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

他认为，随着选择性的创新，人的认识会不断进步，个体将得到发展，但人不可通仅凭思考而对生活有全盘的认识。

或这么说，人类不断发展文明，意图获得更多的生活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更多东西，反过头来使自己偏离的原本道路。

诸如货币产生，为了便利生活与交易而生，但最后衍生出来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生活，却使传统社会一去不返。

齐美尔首先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以及货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价值存在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之中，在这之中，距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换言之，事物的价值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对距离之中，如果事物与我们距离太近，太容易得到，就没有价值。

当然，如果距离太远，甚至远到无法得到的地步，也就同样没有什么价值。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性。

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如果人们没有钱，就没法得到某物；另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只要他有钱，就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是说，货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增加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提供了克服这种距离的途径。

这部著作主要讨论了货币同价值的关系，货币的出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一种普遍的价值尺度。

在货币出现之前，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然而在无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只能以以货易货的形式存在。

这种形式进行的交换是非常困难的。

用齐美尔的话说，就是抽象的商品价值无法具体化，货币的出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使各种不同的商品可以根据共同的度量标准来进行相互比较，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扩展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

在货币出现之前的以货易货的交换格局中，参与交换的货物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都是有限的。

货币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限度。

同时，货币的出现，还极大的扩展了商品的种类，甚至人本身也成了商品。

同时，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不但创造了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同时提供方法以克服他的限制。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重要的文化事件。

与其他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货币仅仅视为一种经济交换的手段，而是将货币和整个经济交换都看作人类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交换过程本身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增加商品的价值，在他看来，参与交换的双方，只有在都认为售出较低价值的商品，换回较高价值的商品时，才能成功。

在以货币为媒介的情形中，对货币的追寻也就因此而有特殊意义。

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纯粹的交换工具，其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

在此情况下，对货币本身的追求使得这种最纯粹的工具本身成为目的。

齐美尔着重分析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所衍生的社会后果，揭示货币对社会关系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的冲击力将持续增长。

人们喜欢说金钱是污浊的、血腥的、肮脏的。

在齐美尔看来，金钱恰恰是纯净的、透明的，像蒸馏水一样。

金钱不但自己没有特性，它甚至还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

商业社会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货币那里找到其对应的确切价值。

凡是不能被货币价值加以表达的那些东西，包括人们心灵深处那些丰富细微、灵动奥妙的东西，都会被货币价值干干净净地过滤掉。

货币作为最一般的交换工具，和其他参与交换的商品不同，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

这意味着，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有了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方式，社会也就因而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货币使得人们具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

个人通过付费或花钱参加各种交往活动，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促进了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及其形式、内容的多样化。

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还催生了现代的民主制度。

齐美尔说，“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这种无特性，货币才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货币越来越呈强势。

就连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都由货币一手决定。

货币在使人们能够接触多种多样人的同时，也导致个人更加自闭，更加孤独，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

其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倾向于数量的计算，抛弃了交易过程这一特殊的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人对人的了解只限于或货币的多少，这与货币出现之前的情况大相径庭。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日趋细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其他人的劳动。

但同时，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

最后，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下，许多人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

货币经济与现代文明一方面将人从过去所依附的各种小圈子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又使得现代社会变成囚禁个人的铁笼。

“现代社会中的个人社会地位和精神地位越高，他们的生存就越建立在地位较低的人的劳动基础上，他们自身不是用劳动而是用金钱来酬谢这些人的劳动。

”“（现代社会）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的同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

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

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的从我们手中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

”

货币在现代社会中，以及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生命力的独立存在，它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量的角度进行精确的度量和比较。

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客观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计算和理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落、傲慢和玩世不恭，从而构成对人性、个性和自由的最大威胁，造成了社会的文化悲剧。

齐美尔发现，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

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

银行是现代城市的中心。

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

在齐美尔眼中，货币自身并没有性格，它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交换媒介，就像一个公分母介入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

它带来的是现代社会的平均化和量化，从货币的汪洋大海流出来的东西不再带有自身的任何独特之处。

事物背后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在货币面前变得黯然失色，文化和终极追求和意义在货币面前惨遭失落，生命的终极目的也最终被这种纯粹的手段所掩盖。

而一旦现代个体只关注作为一种纯粹手段的货币，这种根本上无特色的东西会变得毫无用处，反而使现代人对现代生活彻底失望，产生空虚与无聊，因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这样，原本只是作为手段的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个体追逐的最终目的。

更可怕的是，由于货币可以随时地期望和加以追求，个体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方式去追求它，货币因而成了个体生命中不受任何限制的目标，它毫无特色，然而又极具诱惑力，它“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地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

”通过将具有独特性的事物以同一的方式置于相同的平面，货币成为了所有事物间最可怕的平等化中介，对现代生活及个体生存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方面，由于货币对事物独特性的夷平，不同的事物之间仅仅只是具有量上的差异，没有什么事能激起他的兴趣。

当个体的神经拒绝对任何刺激做出反应时，便会带来了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内辙，并使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得冷漠无情；另一方面，由于普遍采用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个体对事物的任何微妙差别和独特性都不再能够产生感受细微的反应。

货币对现代生活的侵入和对生存本真的遮蔽，以及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势必导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紧张：

一方面，客观文化的增长使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受到威胁和压制，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心灵世界又在不断地成长，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

在这种紧张中，主体就不得不远离不断发展壮大的客观文化而以求自保，“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个体的内在精神远远跟不上外在物质文化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不得不将内在心灵从外在现实中撤退回来，以求个性本真的自保。

个体的这种内撤，便构成了齐美尔特殊的现代生活批判策略：

通过“距离”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审美超越。

“距离”是齐美尔社会学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此，斯温伍德有过精彩的论述：

“对齐美尔来说，文化的发展必然会既导致由货币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受制于货币的考虑，这就使得不同个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功能性的距离），又导致了个体与他们劳动产品的分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金钱和商品价值为中介，再次导向与对象自身的远离）。

齐美尔的‘距离’概念既是社会学的，又是美学的：

因为只有通过背离文化对象，主体才能把握现实。

……对齐美尔而言，审美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概念有赖于距离和透视，有赖于一种确保文化对象保持审美价值的对象化过程。

”斯温伍德的话很好地概括了“距离”的本质所在：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距离是现代个体生存的前提，也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保存自身的策略。

在齐美尔眼里，货币在现代个体之间树立了一道屏障，然而这道屏障对于现代生活却相当重要，“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

……种种关系的金钱性——要么公开的，要么以上千种形式隐藏起来地——在人与人之间塞入了一种无形的、发挥作用的距离，它对我们文化生活中过分的拥堵挤迫和磨擦是一种内在的保护与协调。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多次悲哀地指出：

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现代货币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

齐美尔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

借此，令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

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齐美尔的深刻，在于他从一开始就凭自己的直觉洞悉到货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意义，并且从哲学的、心理社会学的乃至美学的意义上做出了解释。

齐美尔自己对《货币哲学》的评价高于自己其他的著作，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写完这本书后，他发现之前写的作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他觉得唯一一本能够代表他而立于世间，使他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就是《货币哲学》。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德国社会学家，同时对美国社会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在20世纪初期默默无闻，在德国学术界始终受到冷遇，其中自有其学术兴趣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根源。

就其自身而言，齐美尔学术兴趣广泛。

其一生所发表的20多部著作、200多篇论文中，涉及到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

由于他不断从一个学科跳到另一个学科。

有人形象的将他喻为“哲学松鼠”。

虽然他在所涉及的众多学科中都有不同凡响的见解，但他的这种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于传统学者固执于一个学科，而皓首穷经的研究方法，因而保守的学校当局完全有理由拒绝一个上学期讲授严谨的康德哲学下学期讲授与此风马牛不相及的时装社会学的学者。

从社会的方面来看，当时德国社会中一股强大的反犹太情绪，不仅齐美尔，其他犹太学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但他的思想却广为其他社会学家引用，影响甚巨。

如功能论帕森思对现代社会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曾为他与韦伯的学生、象征互动论从他观察大都会生活上获得理论基础与方法论、德国哲学与社会学家哈伯玛斯等人，而社会学家卢曼更是在1980年代后大力复兴与倡导齐美尔观点与哲学。

现在，齐美尔也广为后现代论者重视。

我们仍然生活在货币经济的时代里，马克思所论及的“货币拜物教”和齐美尔批判的将货币作为生活目的的哲学理念，在我们社会里仍然占据着近似统治的地位。

一句话，货币还是我们当下的“世俗之神”。

一方面，不论从社会整体来看，还是从个体人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表明，货币经济的极力推崇，带来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也使得社会和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某种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产生了马克思和齐美尔分析并批判过的货币“神化”的意识形态，某些制度就有这样意识形态的影子。

对于个人而言，货币至上到生活目的地位者，真不在少数，它又剥夺了相当多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自由。

从这个角度说，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未来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观，就取决于中国人如何深刻地理解人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如何构建合理的制度，平衡货币带来的自由和剥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作者讨论的是金钱，但通过金钱，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和生活。

”作为思想家，齐美尔将人生的目的与人获得彻底的自由紧密关联起来，或者说，人的彻底自由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所在。

他认为，货币的出现，的确带给了人们一种自由，因为人可以从具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如农民交实物地租就只能依附在土地上，交货币地租则可以让他从事他所擅长而乐意的职业。

又如，你可以通过交换将你的特殊产品如稻谷换成货币，便可以交换到所有的其他商品，甚至于可以购买社会义务，如服兵役或减刑等。

然而，货币对于人的存在的价值而言，它永远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

它在带给人们某种自由的同时，也在剥夺人们的另一种自由，即你追求货币并将其作为人生目的同时，你实际上已经被货币控制得不再自由了！

所谓“穷得只剩下钱”一说，就是人生自由被货币追求剥夺而光的生动表述。

因此，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告诉你，千万不要将货币作为你生活的目的来对待，它绝对不是你人生的目的。

记住齐美尔的这句名言吧，“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刘老师政治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