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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理性文化批判的主题
第九讲理性文化批判的主题
通过前两讲关于20世纪文化焦虑的分析和20世纪几个主要文化批判流派基本观点的展示，我们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的境遇和命运有了总体上的概貌性的了解。
但是，这种把握还是很初步的，很难把握理性文化和各种批判视野的实质。
我们在这里拟转换一个角度，从20世纪各种文化批判理论的论述中抽取和概括出几个众所关注的理性文化批判的主题，以加深我们对西方理性文化及其在当代的命运的理解。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20世纪许多批判思潮都可以纳入文化批判的框架，要对众多理论流派的观点用几个主题概括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同时也是很容易出现片面性的做法。
因此，我们在这里准备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来展示20世纪文化批判的几个重要的主题。
这是因为，在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谱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其一，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的演进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并与其他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处于积极的、普遍的、开放式的对话之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遍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出发，对现存社会持彻底批判的态度；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直接师从韦伯、齐美尔等批判理论大师；他们与同时代的各种有影响的理论思潮保持着积极的对话，甚至通过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重要理论流派的结合或对话直接形成新的批判视角；哈贝马斯等理论家则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等人就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现代文化精神的核心问题展开直接的对话和辩论。
其二，在迄今为止的各种文化批判理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文化批判主题最为广泛与丰富，如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
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不仅可以为深刻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一种独特的、合理的、可靠的视角，而且为我们全面理解20世纪的文化危机和文化批判理论提供最好的范例。
我们在这里考虑选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等四个文化批判主题来加以介绍，因为这也是其他文化批判流派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贯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始终。
应该说，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而且也是20世纪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及其哲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
进入19世纪以后，马克思以否定的态度说明，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为统治阶级辩护，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这一观点不仅在19世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至20世纪仍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马克思那里，意识与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根本区别在于，从本真的意义上说，意识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而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
在他看来，意识最初并非独立的东西，意识最初是与同现实的生产，同语言直接交织在一起的，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组成要素。
意识形态则不然，意识形态与意识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仅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而且它只是对某个特定的阶级利益的反映。
那么意识是如何获得独立性的外观的呢？
马克思认为其主要的根源在于“分工”。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
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显而易见，这种独立化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就是意识形态。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无疑具有阶级的属性，它所表达的是这一阶级的历史---社会状况与利益。
可以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立化的和异化的社会力量，其要害是为现状辩护。
正因为意识形态所表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念，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现存的制度。
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虚假性”，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是“遮蔽性”。
意识形态并不是空洞的幻想，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现实性。
正因为遮蔽性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马克思主张通过批判去意识形态之蔽，从而认识现实世界的真相。
实际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且其基本理论精神一直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异化的文化力量，虚伪性是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
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其制造者们为巩固与扩大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杜撰、虚构出来的，其目的是左右人们的思想，决定社会的生活。
并且他们认为在今天“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或腐蚀”（霍克海默语）。
统治的形式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统治转变为意识形态控制，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的力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异化的文化因素之一。
因此“人的解放”的主要过程就是瓦解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意识形态进行揭露与批判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课题。
从这一立场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们在不同的时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判，他们比较具体地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特点与功能。
首先，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立场，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意识，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美化现实生活而替现状辩护。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认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
他指出，“马克思像斯宾诺莎和后来的弗洛伊德一样认为，人自觉地思考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是虚假的意识，是意识形态和文饰，人的行为的真正动力是人所意识不到的。
”在弗洛姆看来，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在于它对现实的认同与文饰，结果对人遮蔽了变革现实的可能性，使人不能认识和实现真正的人的需要。
因此，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用“真实的意识”代替“虚假的意识”，从而实现人的需要和潜能。
在另一处，即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中，弗洛姆转换了一个角度，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理解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它对社会的决定作用。
弗洛姆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的无意识，他认为，只有在社会的无意识的范围内，才能全面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作用。
他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本性，“这些意识形态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或者说，既是真理，又是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即就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社会改革方案的见解上有本质的不同，弗洛伊德强调，文明本身就起源于性压抑，因此，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不会消除无意识对人的压抑，而只会使之强化；马克思则指出了消除压抑，消灭意识形态的前景。
他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压抑本质上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和特定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当剥削和阶级冲突消失的时候，全面发展的社会就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也就可以取消任何意识形态。
在充分人性化了的社会里，不存在压抑的需要，因此也就不存在社会的无意识。
”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具有欺骗功能的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力量和操纵力量，一种扼杀人的自由和自主性的异化力量，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化手段来操纵人们的生活，从而为现状辩护。
在这方面，马尔库塞作了许多阐述，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完全成了扼杀人的个性的工具，导致自由思想的沦丧、创造性的消失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他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而形象地揭示和描述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操纵功能。
他断言，“现实对意识形态的同化并没有预示‘意识形态的终结’。
相反，在某个特殊意义上，由于当今意识形态处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发达工业社会比它的前身更意识形态化。
……大众交通与传播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些也同时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态度、习俗以及多少舒适的方式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结合并通过后者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的某些理智和激情反应。
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
而且，随着这些有益产品对更多社会阶层的个人变为可得之物，他们所携带的训诫就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
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
”
弗洛姆也详细分析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不知不觉的操控，他列举了在人们中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大众传媒、社会示范已经悄悄地灌输到人的意识深处，人的行为往往不知不觉地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左右，现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了意识形态的奴隶。
弗洛姆在分析这些意识形态时说，“我仅说明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领袖是英明的；我们是善良的；我们的敌人（无论谁是我们的敌人）都是邪恶的；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我们也爱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的婚姻制度是成功的；等等；苏联炮制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他们的领导人是英明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他们社会中的利益兴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他们所重视的财产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财产，等等。
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
”
从以上两个大的方面的论述不难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持彻底批判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意识和异化意识，反复强调意识形态的要害在于替现状辩护，在于与现存分裂的和异化的世界认同；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分析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揭示现代技术世界中意识形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现代人的欺骗和操控。
这些分析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范例，其突出特征是超越社会历史的经济和政治表层，深入到人的生存方式上，即从文化层面揭示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异化力量。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批判主题在价值取向上，同意识形态批判是完全一致的。
二、技术理性批判
技术理性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一样,构成20世纪批判哲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很多大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技术理性批判的主题。
韦伯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席美尔关于合理化与物化的批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世界的批判、存在主义关于技术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的剖析，等等，都构成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更具代表性。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看，西方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这是西方文化的两种基本精神，理性与上帝构成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成为西方文化的象征。
这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但哺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支撑着整个现代工业文明。
作为工业文明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精神及其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构成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
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
它相信：
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而把握宇宙的理性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解决人的生存的各种问题。
在分析西方现代理性文化危机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许多批判理论都不约而同地从技术理性的异化来寻找文化危机的根源。
我们可以通过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来简要地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开创者，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开从人本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异化批判的理论先河，并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石。
卢卡奇深受德国传统的浪漫主义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影响，并直接得益于西方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韦伯和研究异化的专家齐美尔的启示，以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物化理论”。
在他看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全面的总体的异化，一切都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所支配，出现了普遍的物性化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人自身的活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开始与人相对立，人的劳动开始成为控制人的外在力量。
这种情势，一方面表现为在人的面前矗立着一个商品化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物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服从某种外在力量的强迫性的活动。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实际上就是异化。
物化理论是技术理性批判的前提和基础。
卢卡奇的技术理性批判是通过韦伯意义上的关于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的分析加以展开的。
卢卡奇认为，理性化进程已经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而，社会进入到了被技术理性严格统治和支配的历史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杀和毁灭。
第一，在经济活动领域，人被严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
合理化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严格的劳动分工，这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严重的主体间疏离。
卢卡奇指出，“由于工作过程的合理化的原因，当主体与根据预测的正在发挥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比较时，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
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
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
他发现这个机械系统已经存在并且是自给自足的，它的作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
”第二，从政治管理领域来看，人的管理活动被严格地模式化和齐一化。
在此，卢卡奇在吸收韦伯所谓的“合理化的官僚体制”的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第三，从人的精神活动领域观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总体性的统治，致使人的主观世界完全为物化意识所支配。
这种物化意识表现为人对事物和自身的认识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对整体的联系的把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
（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1947年发表的《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形态，对启蒙的批判是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入手进行的典型的文化反思，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启蒙的辩证法”这一文化学意义的范畴中，“启蒙”并不特指近代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启蒙运动”，而是泛指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理性化进程中为思想家所主张和强调的理性之上、知识崇拜以及人对自然的技术主宰和征服的思想启蒙运动。
而这里的“辩证法”亦不是通常意义的哲学范畴，即不是指谓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而是指事物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走向自我毁灭的变化情形。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揭示了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然的征服欲和统治权为主旨的文化启蒙精神，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启蒙理性自我毁灭的文化历史悲剧。
所谓启蒙精神实质上是古希腊传统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理性主义，它构成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
这种启蒙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启蒙精神坚信理性万能、理性至上，主张用知识取代神话，把人类从迷信、无知和愚昧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世界走出神秘、变得清醒。
第二，以崇尚理性和技术为核心的启蒙精神或启蒙运动，其目标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界的优越地位和无限统治权。
第三，启蒙精神认为，人类以理性征服自然，统治世界，其目的是为了增强人的本质力量，促进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身解放。
启蒙精神相信自身是完善的，启蒙精神在以知识取代神话，使神话中以否定的形式包含的人的形象以肯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启蒙精神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承诺。
在理性精神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然而，与此同时，在理性化的这一进程中，启蒙精神却在悄悄地走向自己的反面。
理性的历史不再表现为进步，而是转化成了退步，启蒙的喜剧转变成了悲剧，走向了自我摧毁。
20世纪人类的实际历史发展状况表明，被理性启蒙的世界不是一个人性得到真正发展、自由得到全面实现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遍异化的世界。
第一，启蒙理性的宗旨是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的统治权，然而，人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也没有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相反，人对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清醒地认识到人对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的危险性。
他们描述了人过分征服自然所导致的消极后果。
“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
或者人类自身互相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
”
第二，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而且人与人也相互异化，人普遍物化，人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相互冲突。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启蒙精神迷信于技术理性和科学思维，倾向于用抽象的科学的理性认识去客观地描述现实，而缺乏基于人的主体性的否定性思维。
这种技术理性的文化信念在现实中也倾向于把人视作无主体性的客体，结果容易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的交往关系降格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降格为主体与物的关系。
正是在这一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走向了异化，变成了物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冲突，甚至相互撕杀的关系。
他们指出，“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
再没有手段可以表达这种矛盾了。
这种矛盾是与单调严肃的世界一起运动的，艺术、思想、否定性就是从这个世界中消失的。
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与自然界是在彻底地异化，他们只知道，他们是从那里来的，以及他们要做什么。
每个人都是一个材料，某种实践的主体或客体，人们可以用他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用他来做什么事。
”
第三，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理性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允诺的那样，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
相反，技术本身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并不像传统观念以为的那样，是人可以随意选择的中性的工具，或者注定要为人类造福的善的力量。
相反，当技术和理性成为失控的、自律的、自我发展的存在时，它就成为人所面临的一种新的统治力量，一种比传统的政治统治力量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们断言，“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
它具有自身异化的社会的强制性质。
汽车、炸弹和电影，除非它们之中所含的因素表现出非法的力量，否则它们都会联结为一个整体的。
”
显然，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启蒙精神的演化历程的确是悲剧性的辩证法。
它的初衷是要成为人的解放的积极的力量，把人从神话和迷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又使自身成为一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力量，建立起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使人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
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用一句话明确地概括了“启蒙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
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
”
（三）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
技术发展的两重性是马尔库塞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出发点。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科学技术本身，还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根基的技术理性，其发展都呈现出两面性质。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财富的不断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导致新的统治形式，即技术理性的统治形式的产生。
在当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成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异化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在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的相对富裕的消费世界中，技术理性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体制，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的和物化的生存方式之中。
这种新的异化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工人的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异化劳动，而是人的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
工人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所消解，人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
第一，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背景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正日益减少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这一点对于传统的工人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工人对于劳动和生存境遇的态度及其工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在劳动者的职业阶层划分中也出现了同化或一体化的趋势，在关键性工业机构中，“白领”劳动者增多，而“蓝领”劳动者趋向于减少，其结果是“非生产性工人数量增加”。
这一变化引起了价值构成的改变，机器在整个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开始突出，其“输出”影响着或决定着生产率和价值的生成。
在这样一种以自动化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或机械体系中，人在减轻体力劳动的输出的同时，也开始失去原有的在生产中的中心地位，失去了职业自主权，被整合到机械体系中。
第三，自动化技术体系中的工人地位上的变化也影响到工人对待生产体系或技术体系的态度和意识，工人开始主动地参与到技术体系之中，或者说，工人自愿被整合到生产和技术体系中，不再作为现存生产体系的否定力量，而是作为其肯定的力量而存在。
第四，整合进程的直接后果就是技术世界中的工人丧失了否定性的维度，“不再表现为现存社会活生生的对立”，劳动者由此成为与现存认同的“单向度的人”或“单面人”，其主导性的意识是缺少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思想”或“单面思想”。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马尔库塞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体系中的运用所带来的劳动者的地位及其价值观念的变化。
从价值学的视角来看，马尔库塞对工人阶级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技术体系中的这一事实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在他看来，单向度的人的出现，对于社会的进化而言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虽然在现代技术世界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者甚至主动地与现存体制认同，但是，在实际上，劳动者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维度，其后果是使社会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机制所决定的。
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一方面立足于人的生存本性，对技术理性进行了生存论困境的揭示和批判，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已取得全面的、总体性的统治，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方式；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对技术理性、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技术理性、科学技术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维护不合理的极权社会的统治工具。
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治，使人们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一种历史的被动的客体，丧失了主体性和革命精神，丧失了否定的、超越的维度，从而使人们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认同。
三、大众文化批判
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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