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我的电影没有激情只有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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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我的电影没有激情只有故事

侯孝贤:

我的电影没有激情,只有故事

“这是第七次还是第八次来戛纳，以前也得过一个奖，但具体是什么奖不记得了。

”在登上领奖台，接过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奖杯后，侯孝贤说出这样一句霸气十足的话，台下笑成一片。

暌违银幕八年，侯孝贤交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武侠作品《刺客聂隐娘》，在戛纳首映之后，得到了本届参选作品最高的场刊评分3.5分，也是戛纳影史上的第二高分。

观众和评委被这部电影唯美而诗意的画面所折服。

这是一部迥异于侯氏此前风格的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从拍摄手法来看，都称得上是侯孝贤的自我挑战与颠覆之作。

他心里明白，这样一个来自中国唐朝的武侠故事，以他的电影手法讲述出来，西方评委们不见得能看懂。

“但评委根本不需要看懂，他们觉得很美、很诗化，就很喜欢。

”

侯孝贤是台湾电影的一面旗帜，也是华语电影圈的代表性人物，他是第三个摘得戛纳最佳导演桂冠的华语导演，前两位是香港的王家卫和台湾的杨德昌，而与他同龄又同乡的好友杨德昌，离开人世已整整八年。

在这八年里，侯孝贤以台湾电影文化协会会长、金马奖主席的身份，独自扛起了领导台湾电影事业、扶植电影新人的大旗，将逐渐衰落的台湾电影工业，一步步往前推进。

许多事务性工作影响了创作进度，故而这部筹备已久的作品姗姗来迟。

刺客聂隐娘

之所以会拍一个少为人知的唐朝女侠客，与侯孝贤的武侠情结密不可分。

侯从小就是小说迷，而武侠则是他最爱的一类，他在五年级开始看武侠小说，大学一年级开始看唐传奇等笔记小说，也研读过《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

他常感叹，文字的想象无限，比影像还厉害。

《刺客聂隐娘》取材自唐代裴刑短篇小说集《传奇》里的《聂隐娘》一篇，只有短短千余字，却是侯孝贤博览武侠之后的最终选择。

他不喜欢那些虚构得过于离谱的招式或超能力，哪怕是武侠，他也坚持其一贯的写实风格。

“这是一部文艺武侠片，可能会很生猛，但绝对会不一样。

”

他希望借这部作品来重新思考“人的动机”，“小说主角是一位刺客，生活在中唐时代，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这位刺客随时都可以杀人。

但是，每个人动机的形成却无法回避，这部电影探寻的就是一个人的处境，就算是坏人做坏事，可能也是因为遭遇了特殊情境，而将他个性中的一些‘不可为’挤压而出造成的。

”

要将千余字的文言文小说，改编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其难度不言而喻。

然而，被侯孝贤和朱天文、阿城、谢海盟等名家八易其稿的剧本，最终也就只有八千来字，分场只有35场，编剧们的惜字如金让人惊奇。

在侯看来，自己的电影很简单，就是讲人。

“我的镜头就是对准世界的眼光，描述对人的看法，我要让角色在电影里能够活起来，这是复杂又简单的事情。

是刺客也好，是侠也好，讲的都是人对人、人对于弱者的一种方式，这是《聂隐娘》的基础。

”

与侯孝贤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他身上有一种气场，一种类似于侠士的气度。

该片男主演张震与侯孝贤有过两次合作，上一次是十年前的《最好的时光》，合作的女演员也是舒淇。

据张震描述，只要有侯导在，拍摄现场总是安静得出奇，没人敢大声说话。

有一次，侯孝贤的手包扎着来到片场，竟无人敢问为什么受伤。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想剧本想得不顺心，一手捶在了门上。

与电影结缘

侯孝贤不苟言笑，即便是日常聊天，也往往形容肃穆，目光深邃，不怒自威。

一个人的性格与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而文艺创作者的不同，则在于他们能跳脱出自身，将个人经历与见闻转化为创作素材，侯孝贤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是客家人，194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不到一岁便随家人移居台湾高雄。

侯父于台湾政治部门任职，原本只想暂居于此，不料1949年大陆政权易主，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为他至死未能逾越的屏障。

父亲过世那年，侯孝贤12岁，五年后，母亲随父亲而去。

又过两年，祖母也于悲痛中离世。

从小经历太多死亡，让他有很强的孤寂感，成长中也慢慢发现，原来自己与玩伴的不同，他来自异乡，一生下来就带着客家人的乡愁。

缺少父亲的管束，也造成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刚强、勇猛、好胜，他从小就混帮派、打群架、打撞球（桌球）、泡马子、偷家里的钱，是一帮混混的头儿。

如果说“三岁看老”的话，他的所有这些行迹，看不出将来能成为一代文化明星的信号。

但成长与转变就酝酿在死亡与混迹之中，他喜欢读书，喜欢于孤寂中求索命运与人生的难题。

有一次，他去偷采县长公馆门前的芒果，为了偷得更多，他决定在树上吃饱了再带走。

就在他坐在树上吃芒果的一瞬间，他突然感觉到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凝滞，通过一个暂时停顿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这样的一次体验，让他以后有了对周遭世界冷眼观察的习惯。

再将这种冷眼对准自身以及同命之人，就有了对庞大异乡群体命运的反思，这些观察和思考都呈现在他后来的镜头里。

其中，《童年往事》与《风柜来的人》是他自传性的作品。

侯孝贤对电影产生迷恋，是在服兵役的时候。

部队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最多的时候，他一天会赶四场电影。

在看完英国电影《十字路口》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要用十年的时间进入电影圈，但他并没有想好到底要做什么，就是知道自己喜欢电影。

一直到1972年从“国立艺专”电影科毕业，他才算开始了电影人生的第一步。

当时台湾的电影工业刚刚起步，除了官方的“中央电影公司”拍摄一些纪录片和宣传片之外，商业化的故事片产量很低，无论是器材设备、拍摄技术，还是人才都相当欠缺。

更要命的是还有台湾当局的电影审查，任何有损政府形象的、有色彩的题材都不准拍摄，就连政宣电影也决不允许出现共产党的旗帜或徽章，甚至不许出现的形象。

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香港电影，由于没有政治和经济的约束，很快就蓬勃发展，席卷台湾市场。

任何一个行业，在兴起的草莽阶段，总是能出英雄豪杰的。

刚毕业不久，侯孝贤就遇上了被誉为台湾电影“教父”的导演李行，给他担任场记、助理导演、编剧，并出了《心有千千结》《早安台北》等几部作品。

一开始，侯孝贤想当演员，但后来发现演员都要又高又帅，他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才决定做幕后。

早期电影

为李行创作《早安台北》剧本的时候，侯孝贤认识了摄影师陈坤厚，他们很快组成了一个导演/编剧/摄影组合。

在三年时间里完成了七部电影，陈导演了四部，侯孝贤导演了三部，包括《就是溜溜的她》（1980）、《风儿踢踏踩》（1981）、《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

这些商业电影大多收获了不错的票房，他们也从中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侯孝贤标志性的长镜头、远距离拍摄风格，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

他指导演员的方法也与其他导演大为不同，他通常只为演员提供一种情境、情绪和氛围，不提供精确的台词或者严格的调度指令，而是让演员自主发挥，这样能产生更真实自然的效果。

当香港电影已然风生水起的时候，台湾电影开始了追赶的步伐，而最欠缺的是好的导演人才。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影公司”的编剧吴念真、小野等人提出，让几个导演一起执导同一部电影，这样能更快地推出更多新导演。

《儿子的大玩偶》就是由三个导演各自完成一部短片组合完成的，分别是侯孝贤的《儿子的大玩偶》、曾壮祥的《小琪的那顶帽子》，以及万仁的《苹果的滋味》，最后以侯孝贤的作品为名。

类似的情况还有杨德昌、陶德辰、柯一正、张毅联合导演的《光阴的故事》。

通过前期商业片的牛刀小试后，侯孝贤导演了四部故事长片：

《风柜来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6）和《恋恋风尘》（1987），这些作品都成为正在兴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作。

《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是侯孝贤根据自身经验拍摄的，《冬冬的假期》与《恋恋风尘》则分别来自编剧朱天文和吴念真的真实经历，这两位台湾最有名气的编剧，与侯孝贤搭档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作品。

沈从文的启发

《风柜来的人》讲述的是一群风柜（地名）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没有工作，等待征兵，百无聊赖地四处赌博、看白戏、打架斗狠。

为了改变现状，他们来到了台湾南部最大的城市高雄，在那里寻找工作和爱情，这部影片将年轻人成长中的迷茫和困惑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起初，侯孝贤并不知道如何去表现自己的这段经历。

无所适从之际，朱天文借给他一本沈从文的自传，因为她觉得侯与沈从文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从小地方进入大城市，都是缺乏专业的文学或电影训练，（在艺专并无太多东西可学）但他们对周围世界都异常敏感，天生好奇，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

没想到侯孝贤对沈从文的书爱不释手，一下子将沈从文的全部著作都找来看。

沈从文“最深刻地挖掘他个人经历和他的人民历史的意义”，而侯孝贤只要将湘西替换成台湾，他的许多经历简直如出一辙。

在读完沈从文的自传后，侯孝贤如此评价，“顿觉视野开阔，我感觉到作者的观点，不是批判，不是悲伤，其实是种更深沉的悲伤。

沈从文看人看事不会专在某一个角度去挖、去批判，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都是阳光底下的事。

”

沈从文的作品总能提供无数的细节，用上帝般的视角俯瞰苍生，他描述死亡，讲群众热闹地围观枪毙犯人，却不做道德批判，也不说教，他只将事实活灵灵地呈现，但你可以从中读出时代的荒诞和吊诡。

这种叙述方式让侯孝贤醍醐灌顶，他找到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方法。

在拍摄的时候，他总跟摄影师说，远一点，再远一点，一定要有距离感。

他也大量使用固定镜头和长镜头，基本没有特写，这种拍摄方式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戏剧的发展，保持距离，是为了看得更清楚，更超然。

有人做过统计，他的长镜头和固定机位，要比一般的影像作品多几倍，这种风格也让他的电影特别具有辨识度。

《童年往事》被认为是侯孝贤最好的电影之一，这部片子在海外获得了大量奖项，包括参展了柏林电影节，也获得了当年金马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六项提名，可惜的是最终只拿到了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两个奖项。

这是一部记忆流电影，以童年时期的自己为原型，将往事一幕幕呈现。

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游手好闲的男孩，他偷钱赌博，是小流氓团伙的头儿，带着武士刀上街打架、考试作弊、偷看黄色小说，甚至把处男之身献给了妓女。

但就在这样有童趣也有惆怅的岁月里，父母、祖母相继过世，时事政治成为背景声。

和侯孝贤的其他作品一样，《童年往事》没有戏剧性的冲突，甚至侯孝贤还尽量将三位亲人的过世，处理得不那么戏剧化，这样的目的还是为了写实――真实的生活本就是平淡无奇的，戏剧性的事件总是很少发生，但一旦它们发生，正常的生活就要被打乱。

讲述亲人的死亡与时局的变迁，他都能保持冷静、舒缓、不动声色，这样所起到的效果，就是观众既能保持距离，看得更真切，同时又能有强烈的代入感，寻找到自己的童年记忆。

有人评价说，这是一部具有迷惑性的简单电影，它不但暗含感触，而且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演绎了“非官方历史”，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另类历史观。

在貌不惊人的外表下，充满了诗意的颠覆。

而侯孝贤则透露，这部电影受到了台湾新闻局的严厉批评，要是它早拍摄十年，有可能被全面禁映。

悲情城市

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执行了近四十年的戒严令，这也是世界上执行时间最长的戒令，台湾社会迅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变化。

已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侯孝贤，马上行动起来，开始触碰台湾最敏感的话题――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将这块压抑了台湾人整整四十年的心病，重新翻找出来，通过电影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部电影叫《悲情城市》。

在戒严令解除之前，在台湾，只要谈论“二二八”事件就足以构成谋反。

由此也可以想见，这部电影为侯孝贤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与尊敬，成为其影响力最广的作品之一。

在刚刚解严的情况下，拍摄这样一部挖国民党疮疤的电影，其勇气和胆识不得不令人佩服。

这部影片从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国民党接收台湾讲起，记叙了一个台湾家庭在时局大变动的情况下家破人亡的遭遇，以一个小家庭为切入口，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民众的影响。

影片的基调灰色、阴暗、沉郁，一个正常的小家庭被时代洪流裹挟，遭遇种种不测，而国民党在刚刚接管台湾时的无能、无力和无为的表现，让台湾民众对其从欢迎转为失望，再转为憎恶，国民党用暴力镇压民怨，并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戒严。

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

1989年9月，《悲情城市》在正式公映之前，荣获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消息很快席卷台湾，侯孝贤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的明星。

而国民党当局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文化事件”有些手足无措，这是台湾电影的巨大荣耀，却是国民党在台历史上最不堪的一幕。

是禁是删，台新闻局召集了十七位“社会贤达”来观看，这些人都是电影和广播行业的专业人士以及历史专家，他们的结论是不作任何删减上映，台湾新闻局也同意了。

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对这部电影任何的删减，都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丑闻。

据后来的票房统计，约有一千万人看过这部电影，也就是说台湾将近一半的人口看过这部电影，这也表明“国民党四十年来试图抹去这段历史的企图完全失败，因为《悲情城市》，‘二二八’事件从此永远进入了公共领域。

”

侯孝贤对于台湾历史的探索，并未到此结束，他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清朝末年，而这一次，他讲述故事的方法，是以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前半生为叙事主线，通过李天禄口述与回顾拍摄重叠的方式，来讲述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时代。

这部影片取名《戏梦人生》，斩获了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也就是侯孝贤在此次颁奖礼上“忘了”的那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戏梦人生》当时还被提名戛纳最大的奖项“金棕榈奖”，但这个奖最终被中国大陆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澳大利亚导演简・坎皮恩的《钢琴课》拿下，而《霸王别姬》讲述的同样是一个戏剧演员的故事。

台湾电影领军人

从1993年的《戏梦人生》到2007年的《红气球的旅行》，侯孝贤一直保持着平均两年出一部作品的节奏。

据笔者统计，侯孝贤参与导演、编剧、制片、表演的所有影片加起来，将近五十部，在国际上获奖无数，也成为台湾电影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事实上，侯孝贤也确实承担起了台湾电影领袖的许多责任。

从2007年起，他开始担任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理事长；2009年起，担任台湾“金马奖”评审主席，他在任上不遗余力地推广台湾电影和台湾导演，引领台湾电影走向世界。

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侯孝贤领军的金马影展发起《10+10》电影联合创作计划，号召台湾电影人大团结，汇聚了20位台湾导演，每人拍摄5分钟的短片，制作成一部一百分钟的电影，向海外推广。

对年轻人的提携和鼓励，侯孝贤总是身体力行，他倡导台湾当局成立专门基金资助有潜质的新人导演，建立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以解决电影人的“找钱难”问题。

他知道，找钱往往是导演最头疼的事情，如果像他一样不愿屈服于资本，不愿拍商业片，要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则更是难上加难。

他曾对他的投资者坦言，“如果要拍商业片，不要找我。

”

侯孝贤已届古稀之龄，却依然精神矍铄地活跃在国际影坛的第一线，他曾说，“我的影片没有激情”，他不愿去刻意渲染，制造戏剧性冲突，他看起来淡漠、冷静，永远保持距离，其实是希望让事实自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