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发展历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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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发展历程
简述英国近代化以来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总论
1485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斯荒原战役中击毙理查德三世，结束玫瑰战争，随后加冕为亨利七世，都铎王朝建立，开始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这标志着英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都铎王朝统治期间，大多数君主采取措施巩固王权，克服贵族分裂势力，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外交手段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加上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使民族国家完全成形，这些都极大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然而，专制王权与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和冲突，当他们利用专制王权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就必然损害民族利益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利益[①]。
因此，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英国经济仍受到这样那样的束缚，无法充分发展。
直到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英国经济才真正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农业革命”、“原工业化”、“商业革命”相继出现。
政府将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发挥到极致，积极拓展海外贸易，扩大殖民地，打击竞争对手，构建起以重商主义为基础的“第一帝国”。
随着海外市场不断扩大，英国商品渐渐供不应求。
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英国开始进行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迈入工业社会的国家。
同时，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自由主义盛行，美国革命更加速了重商主义的衰落。
此后英国经济政策逐渐由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过度，英国也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构筑起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第二帝国”。
但是，在“第二帝国”繁荣表象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自由放任的工业化进程给下层群众造成巨大伤害，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为了争取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支持，自由党与保守党争相进行改革，甚至违背传统自由主义原则，采取国家干预的方式，进行社会立法。
更要命的一点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英国逐渐落伍，被美、德赶超，失去工业霸主地位，自由主义思想随之受到冲击。
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的经济危机对英国来说是灾难性的。
英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黄金、外汇大量外流，外债剧增，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生产遭到极大破坏。
英国彻底从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上跌落下来，并开始沦为二流国家。
不过在此期间，英国政府迫于形势压力而对经济采取的强有力控制证明国家干预是切实有效的，战后自由主义正式让位于凯恩斯主义。
在新思想指导下，英国开始向建设“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方向努力，战后初期英国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的势头。
然而从60年代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发生，“英国病”发作。
直到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引进货币主义代替凯恩斯主义，实行一系列改革之后，英国经济才有所好转。
但撒切尔主义在福利政策上的立场招致很多人反对，英国人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之上，而布莱尔政府在经济方面确实成绩斐然。
但这应该不是终点，而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回望英国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不禁促使人们去思考：
一个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有限，如何会率先闯进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
答案（至少是部分答案）应该到英国历史发展的文化模式中去寻找[②]，加上都铎王朝初期的经济发展与14、15世纪一脉相承。
因此，在具体阐述英国近代化以来经济的发展历程之前，我们有必要往前追溯一下它的历史渊源。
二、历史渊源
1215年的大宪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承认伦敦等城市已享有的自治权，尊重市民利益，统一度量衡，保护商业自由等。
所有这些特权，再加上大宪章中明文规定的对贵族权益的保护，全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国家应对私有财产、尤其是对个人集聚私有财产的权利进行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它使得孕育于封建社会结构中的贸易和工业的幼芽得以在一个和它本不相容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并且对于后世英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③]。
富有戏剧性的是，14世纪黑死病的流行在给英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英国经济向近代模式的转型：
“在黑死病流行之前，经济尽管在广度方面扩展，但缺乏向深度方面的发展，而黑死病后的英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④]由于人口递减，造成对粮食需求下降，物价下跌，而劳动力减少又导致工资开支的上升，这些都使传统的贵族地主面临严重的经济发展困难。
一部分贵族地主及时做出调整，转变经营模式，将他们庄园上的领主自营地直接出租给个体农民，并放弃劳役制地租，英格兰庄园制走到了尽头。
到15世纪中期，农奴制和维兰农奴都不存在了。
一些富有而有远大抱负的农民承租更多的土地，经营起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个体农业，甚至用多余的现金放债，逐渐形成了“约曼农”[⑤]。
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主看到把农田和公地圈围起来放牧开支较小，获利更大，因此15世纪后期圈地运动在北部和西部已大规模地展开了。
还有一部分贵族地主转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加上受对外贸易由羊毛出口向呢布出口转化的影响，毛纺织业蓬勃发展，深入农村，农业生产逐渐商品化，商人阶层得到扩大。
他们在对外贸易中逐渐增长了对外国商人的反感，培养起英格兰商人的自信和自主精神，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推动着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与王权的携手合作。
随着封建庄园制的落幕，英国经济近代化的曙光已依稀可见。
三、重商主义与第一帝国
1、都铎王朝时期
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民族国家正式形成，英国经济大体上继承前一阶段的发展模式，并向更深广的方向拓展。
尽管有一段时期，由于人口增长，粮价的上涨幅度超过羊毛价格，圈地养羊的速度有所放慢，耕作技术得到改进，但总体来说，圈地运动仍在朝前发展，这也体现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趋势。
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没收其财产，扩大和活跃了许多地区的土地买卖活动，加快了土地兼并，社会贫富分化更加剧烈：
乡绅、约曼农崛起，破产农民走投无路，成为无地的农业工人。
加上同一时期，在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迅速发展起来，海外贸易扩大，中等阶级兴起。
于是自16世纪始，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三层式的社会结构，以三个社会阶级——土地贵族、中等阶级与工资劳动者为主体[⑥]。
这一社会结构转轨的演进，使英国又一次走在历史潮流的前面。
在经济政策方面，受时代影响，并从自身利益出发，都铎王朝也继承前朝做法，奉行重商主义，大力保护商业活动，为商业发展提供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并通过外交为商业提供有利的条件，保证本民族经济利益。
重商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是：
全球贸易的总量是不变的，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它所持有金银的多少，为此国家必须提高商品进口关税，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刺激对新工业的投资，引进技术，改善交通系统，以此来实现出口大于进口、增加金银流入的目的[⑦]重商主义学说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货币差额论）和晚期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
但有意思的是，在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理论家约翰·海尔斯的著作中，某些观点已经有些接近贸易差额论[⑧]。
这也折射出英国重商主义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重商主义的不同之处，“它除了具有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重商主义的一般特点之外，从一开始就有贸易差额论或重工主义的思想渗透其中”[⑨]。
这一时期英国对外贸易额进一步扩大，汉萨同盟特权被取消，《航海条例》得到贯彻，海外探险活动开始起步，出现规约公司和股份公司。
而海外探险与市场的开拓反过来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推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使英国对外贸易能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基石之上。
[⑩]英国重商主义的重工倾向，加上有利的政治环境，使得英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竭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西班牙君主在镇压城市起义后，王权完全依靠旧的封建主支持，大量掠夺来的金银控制在贵族手里。
政府为了满足贵族和豪富的要求，极力输入奢侈品和手工艺品，对国内产品则实行重税盘剥政策，加上金银大量涌入所引起的物价上涨，使本就脆弱的西班牙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失去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历史证明，仅靠掠夺为生是不可能长期昌盛的[11]。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过间或的经济危机，英国经济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专制王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人们开始感觉到它的特殊利益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束缚，但都铎王朝君主们懂得适时进行让步，化解矛盾。
英国经济就这样在坷坷绊绊中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2、早期斯图亚特王朝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君主鼓吹“君权神授”，与议会矛盾重重，然而政治局势的紧张似乎并未太多影响到经济领域，经济仍在按着它自身的规律发展。
人口持续增长，超过粮食增长速度，物价上涨，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动工资为生的家庭感到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地主乡绅试图通过扩大种植面积、进而提高产量来获得更多利润，但可利用土地的缺失使他们转而把手伸向荒地、沼泽、森林，这就侵犯了下层人民利益。
加上农业季节性和纺织业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失业，整个社会人口流动加剧，许多人移居海外，英国的海外扩张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海外定居和拓殖活动。
而同期法国在殖民地所进行的大多是贸易性开发，移民较少，这就为后来殖民地争夺中双方的胜败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殖民扩张主要是个人和私营团体的行为，政府几乎不作干预，甚至两次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这与都铎王朝鼓励海外探险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英国海外贸易即将迎来它的大发展时期。
3、革命、共和国及复辟时期
战争给英国造成极大破坏，然而战争的需要促进了交通和工业的发展。
在战争中人口流动性增大，把英国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个国家。
战后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扩张方面表现出承前启后的特点。
尽管政府出售王室、王党、教会土地，但规定王党可赎回自己的土地、否决小农和无地农民关于限制圈地与保护公地使用权的要求、免除大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封建义务等行为使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得到确立，大地产更加巩固，对一些小地产造成重大伤害。
这清楚地表明，此时在国家政治经济中起重大作用的仍是大土地阶层。
他们投入大量资金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由此造成粮价下跌，低价劳动力进而出现，对西部、北部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大地产阶层的利益与商业利益也经常有机地衔接。
克伦威尔时期英国海外扩张加剧进行，远洋商业利益成了政府追逐的目标，在英国历史上，政府第一次把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国家的事业来追求，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议会逐渐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使其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
为此，议会要保证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地位，不让它受到外国的侵害。
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这标志着英国殖民活动进入重商主义阶段。
复辟政权几乎完全继承共和国的遗产，无论是在农业发展还是商业政策方面。
《狩猎法》等阶级立法侵害着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而地主却能够赎回土地。
他们为了弥补财产上的损失，采用新技术，引进新品种，这就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随之带动经济的总体发展：
物价比较稳定，有时还有下降，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和商业扩展一起带动了工业发展。
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贸易需要，国内制造业大为发展，一批新产业应运而生，因此有人说17世纪出现的是商业革命。
商业的扩展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复辟政权为维持海外商业利益而不遗余力的态度。
英国的重商主义已进展到以制造业为后盾的地步，它旨在将母国与殖民地构筑成一个封闭的贸易区，母国控制殖民地经济，让其成为商品的推销市场，并提供母国所没有的商品。
《航海条例》的重新颁布既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又奠定了以后大约100年中英国的殖民地政策。
一个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帝国渐渐浮出水面。
4、光荣革命与第一帝国
光荣革命为英国经济的自由发展制造了政治条件，专制王权特殊利益对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束缚不复存在。
整个18世纪，贵族占据优势[12]，他们和乡绅将圈地运动推向高潮，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大量消失，农村社会正式形成一种三层结构：
地主——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
这种三层结构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进传统的农业生产，整个农村社会由此而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圈地运动调动了农户积极性，有利于对土地进行投资改造，易于使用改良的耕作方法和工具，因而增长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发展，被后人称为“农业革命”。
在农业革命影响下，社会产生明显的物质进步，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农业革命培植了贵族和乡绅的经营意识，向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楷模，鼓励人们去追求财富，最终带动了全社会的谋利追求[13]。
英国贵族的利益不仅仅在土地上，他们与商业、殖民地开发也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对于资本的需求刺激货币信贷业务的发展，由此出现了现代银行——英格兰银行。
大量资本被用于扩大手工业生产——出现“原工业化”、拓展商业贸易以及进行商业战争。
经过一番殊死较量，英国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构建起以重商主义为基础的“第一帝国”。
英国作为帝国内部分工和商业贸易圈的核心，承担工业品生产，主导着商业贸易，并从无形产业中收获颇丰；而殖民地则向英国提供原材料，同时作为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
在这种重商主义垄断独占制下，英国进一步完善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殖民地经济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正是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自由贸易的愿望，与重商主义垄断独占制产生严重冲突，美国独立战争便是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第一帝国也就此解体，重商主义受到巨大挑战。
尽管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还是保留了下来，它们正在成为一场重大变革的催化剂。
四、自由主义与第二帝国
1、工业革命
事实上，早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原工业化”以及资本的积累等因素已经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做好了准备，相应的技术知识也早已有之，但“生产发生飞跃的关键不在于生产本身，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创造条件，使人的才能和知识得以运用[14]”。
因此，直到不断扩大的国内外市场激发起英国人的合理谋利精神时，工业革命才应运而生。
机器改进最早出现在棉纺织业，飞梭的发明使得织布速度加快，纱丝供不应求，而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等机械的发明使得织布速度反而滞后了，直到卡特莱特发明动力织布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上述发明仅局限在棉纺织业内，真正使工业革命产生飞跃的，是蒸汽机的出现。
起初只是设计用来抽水的蒸汽机被迅速运用到其它领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进程。
蒸汽机对燃料的需求促进了采煤业的进步，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刺激炼铁业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提高钢铁产量，这反过来促进了机器的普及。
机器被运用到交通领域，出现了汽船和火车，这两种更发达的交通手段导致市场的扩大，刺激工业进一步发挥出它的潜力。
机器的普及还带来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工厂制度的出现适应机器化大生产的要求，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手工业者因无法与机器竞争而大量破产，这就为工厂制度扩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持续进步不断验证着自由主义观点的合理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
工商业资产阶级也越来越希望得到完全彻底的自由贸易，实行“自由放任”。
然而政权却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他们出于对自身土地利益的考虑，主张继续贯彻重商主义，保留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双方就此展开激烈较量，40年代末《谷物法》与《航海法》先后被废除，自由主义最终取代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指导思想。
自由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指导工业化进程方面，这个时期英国的海外活动也深深打上了自由主义的烙印。
2、早期第二帝国
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认为：
只有实行自由贸易才能对母国和殖民地双方都有好处，为此，应解除一切贸易限制，让经济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运行。
他们还认为既然贸易开放了，那么保有殖民地对母国而言毫无益处，只能增加负担。
顺应“自由帝国主义”思潮，这一时期英国主要以其强大的军事及工业实力为后盾，以“贸易自由”为目标，推行“炮舰政策”，强迫其它国家向英国开放门户，构筑起一个无形的第二帝国。
在帝国内部，借助着便捷的交通工具，以贸易作为纽带，英国将各个商品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初露端倪：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我们的牧羊地……[15]
不过在如此盛世之下，英帝国内部正悄然孕育着新的危机。
3、新自由主义与中期第二帝国
自由放任政策在工业化进程中给下层群众造成巨大伤害：
企业家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残酷压榨工人，女工和童工大量出现；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工人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缺乏相应基础设施作保障，居住条件差……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进行，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开始为改善自身处境而不懈斗争。
这使得人们反思起自由放任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形成。
新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及平等对自由的意义，并承认国家在其中的积极作用，注意到社会立法对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重要性。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争取工人阶级选票，自由党与保守党均吸收了新自由主义部分思想，实行社会立法和政治改革，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政治权利。
尽管新自由主义侧重的是社会秩序方面，并未涉及其它方面。
然而由于企业家精神丧失、资本大量流向海外、不重视教育作用等原因，英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落伍，被美、德两国赶超，无形帝国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根支柱——英国独步世界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使得英国被排挤出昔日拥有的一些市场[16]。
英国便改变策略，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拓展殖民地，加强对市场控制力，第二帝国进入有形帝国阶段。
在此期间，约瑟夫·张伯伦提出建立保护性关税的理论，未能得到大众认可，表明自由主义在英国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这种情况随着20世纪前半叶几起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彻底改变。
五、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英国
1、一战、经济危机、二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战争胜利，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组织经济活动的责任：
控制物价、规定生产指标、发放原材料……这些措施向英国人说明了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重大作用，使自由主义遭受又一次冲击。
战争给英国经济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财产损失惊人，经济结构遭受重大破坏，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战后的债务国。
尽管战后英国经济经历了1919～1920年的短暂繁荣，但从1920年开始，经济始终处于不景气状态，自由主义政策更加难以为继。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正式宣告自由主义政策的终结。
面对经济危机，单纯依靠经济自身调节的政策几乎无能为力，形势不断恶化。
直到1931年开始，英国政府采取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改行关税保护主义等措施，英国经济慢慢走出危机，实现复苏，国家干预可谓功不可没。
经济危机还催生了人们对于经济运行及国家干预的思索，其中的代表作便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书中，凯恩斯否定了自由主义理论传统，提出使用国家干预手段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达到充分就业，从而消灭贫困。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充分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特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因而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英国经济的指导思想，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调动一切社会资源、赢得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它也为后来向福利国家过渡准备了理论基础[17]。
在战争的废墟中，一个新英国呼之欲出。
2、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后，英国人民普遍希望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新社会制度，使人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战时《贝弗里奇报告》勾勒出一幅社会保障体系的美好蓝图，为无数英国人找到未来希望所在。
工党政府对建设新英国做出比较积极的反应，因此赢得新一届大选，并在上台后着手建设福利国家。
1946年《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服务法》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它们将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到全体国民，并且由国家具体操作，承担责任。
此后经过历届政府加以完善，最终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
与福利国家建设同时进行的是企业国有化改革，这也为后来的保守党政府所继承，体现出两党间以凯恩斯主义作为基础的“共识政治”。
但是，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由于技术滞后、福利开支过大等原因，英国经济重新陷入低谷。
从60年代下半叶开始，英国经济出现了通货膨胀与生产紧缩同时存在的“滞胀现象”，政府对此束手无策,这也宣告凯恩斯共识的崩溃[18]。
英国经济长期在低谷中徘徊，不知何去何从。
3、撒切尔主义第三条道路
直到撒切尔夫人当选为英国首相，并从美国引入货币主义理论，进行一系列改革后，“滞胀现象”才开始得到缓解。
私有化政策重新激活了企业，生产得到扩大；控制货币与削减福利开支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打击工会力量则保障了经济环境的稳定，借以吸引投资。
英国经济逐渐反弹，到1988年英国已走出危机。
然而撒切尔主义的基本点可以概括为“扶富抑贫”，这就侵害了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导致保守党在1997年大选中的失败。
工党上台后，大力提倡“第三条道路”，试图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重新作出评价，以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并用于经济实践。
正如布莱尔所说：
第三条道路是一次认真的重新评价。
它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
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19].
执政10年来,“第三条道路”使英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3%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同期法、德两国。
但在社会改革方面成就略显逊色，还是未能较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现任英国首相布朗为前布莱尔政府的财政大臣，据悉许多经济方针实是出自他手。
因此，在可预料的几年中，英国经济仍将按照现有的轨道继续运行下去，直到下一个新思潮的出现。
而那会是什么呢？
六、结语
在英国，斗争一般以融合而告终，冲突各方既在融合中被扬弃，又在融合中被保留，结果就融合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英国的新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20]。
英国经济近代化以来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
从最早注重国家控制的重商主义，到后来完全依靠经济规律的自由主义，再到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然后到发挥个体功用的撒切尔主义，最后到“第三条道路”，国家控制与市场作用一边冲突，一边缩小着各自理论体现上的差异，直到融合为“第三条道路”。
当然，“第三条道路”也并非完美，英国经济仍将在这种文化物质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附:
参考书目
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钱乘旦陈晓律著《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齐世荣主编钱乘旦学术指导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著《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张亚东著《重商帝国——1689～1783年的英帝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布莱尔著曹振寰等译《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王振华刘绯陈志瑞主编《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P.J马歇尔主编樊新志惠春琳译《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JacksonJ.Spielvogel<>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①]齐世荣主编钱乘旦学术指导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著《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P.54
[②]钱乘旦陈晓律著《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卷首语P.1
[③]同上P.58～P.59
[④]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P.95
[⑤]钱乘旦许洁明著《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P.93
[⑥]钱乘旦陈晓律著《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P.60
[⑦]JacksonJ.Spielvogel<>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P.265
[⑧]齐世荣主编钱乘旦学术指导刘成刘金源吴庆宏著《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P.27
[⑨]同上P.28原出于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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