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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
叶嘉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的家族。
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氏。
叶嘉莹并无姊妹，仅有两个弟弟，旁系之中也再无女儿。
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
因而幼时家学为叶嘉莹终生结缘于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她早年羞怯、安静而“独善其身”的性格。
叶嘉莹在一所大四合院里长大。
叶嘉莹父辈曾在清朝为官，算是旗人。
到现在，叶嘉莹教授还是一口清脆、地道的老北京话，京腔京韵。
小时候，她的祖父很封建，不许女孩子出去到外面的学校念书。
于是，她就在家里认字、背诗，到了开蒙的时候，家长请了专门的老师（是她的姨母）到家里来教《论语》。
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时候，内心里非常感动。
她虽然还不明白“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却从中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祖父去世后，她去外面读了高小，11岁以同等学力考上中学，母亲给她买来《词学小丛书》作为奖励。
那个时候她已经在伯父的指导下开始学写格律诗词，并且用文言给在外工作的父亲写信。
身为大家闺秀，虽然去外面读书，但限制很多，放了学仍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在家里。
所以，那个时候她诗词的内容也局限在院子里的景物。
15岁那年，她从同学家里移植了一丛竹子种在自家院子里，于是写下《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在落尽繁华的时候，秋竹坚守着一种品格，不畏严寒，青翠依然。
秋竹如此，人亦如此。
1937年，叶嘉莹正读初中，“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
父亲随着国民政府的迁移一直在大后方的国统区工作，音信全无。
在沦陷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着难以下咽的混合面。
她说:
“物质生活的艰苦我是可以坦然面对的，真正难以承受的是精神感情方面的苦痛。
”
人生中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41年。
当时她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突然病重，需要离京到天津的租界动手术。
母亲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由于身体过度虚弱在回来的火车上去世了。
她写下《哭母诗八首》:
“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
”“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
由于音信不通，父亲连母亲去世的消息都无从知道。
她在《母亡后接父书》一诗中写道:
“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
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
”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
而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
”叶嘉莹说。
母亲去世以后，她带着两个弟弟跟伯父伯母生活。
她在沦陷区读了四年大学，大学毕业那年日本宣布投降。
与古典文学名师顾羡季诗词唱和
叶嘉莹就读辅仁大学国文系期间是她诗词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不仅是因为国难家愁，“诗穷而后工”，重要的是她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古典文学名师顾随顾羡季先生，并深得顾先生的赏识。
那时候，顾先生不仅认真批改她的诗词习作，而且师生间还时有唱和。
比如《摇落》和《晚秋五首》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
“心花开落谁能见，诗句吟成自费词。
”“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
”“冢中热血千年碧，炉内残灰一夜红。
”
她在学习期间认真记下好几大本笔记，几十年数经辗转，一直不离不弃，而且经常重读，重新描写笔记本上已经日益模糊的字迹。
多年后根据这些笔记整理出书，留下了一代名师谈诗的宝贵资料，字里行间甚至保留了顾先生讲课时的神韵。
顾随先生曾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
“假使苦水（顾先生的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她不仅得到了顾先生的真传，而且别有创意，在老师的学术上更上一层楼。
顾随先生的一些词句也给予她极大的精神的鼓励和慰藉，“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
”从顾先生的诗句之中，她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
她一直铭记着老师顾羡季先生的那句话:
“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
婚姻历程
叶嘉莹1945年大学毕业，在北平的中学教书，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海军任职的赵先生。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
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
”
她24岁结婚，同年11月因政局转变，随丈夫的工作调动去了台湾，1949年8月生下第一个女儿。
在大陆解放之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加剧，1949年12月，大女儿才三个多月，丈夫因为“思想问题”被拘捕。
1950年的夏天，女儿未满周岁，还抱在怀中吃奶，她所在的彰化女中的校长和6名教师一并被抓，她与怀中幼女亦在其中，还是“莫须有”的思想问题。
因为没有涉及实质的政治问题，她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却已经无家可归。
“我们从故乡远到台湾去，无家无业，有工作就有宿舍，就有薪水，就可以维持生活。
先生被抓，没有了宿舍，没有了薪水。
我自己也被关起来，也没有了宿舍，没有了薪水。
”[1]
当时正在暑假期间，一时也难以找到工作。
她只能带着怀中的女儿投奔到丈夫的一个亲戚家。
寄人篱下已是无奈，而这位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
亲戚家祖孙三代5口人，只有两个房间，她们母女白天就到外面树阴下面徘徊，晚上在走廊铺上一条毯子打个地铺，母女二人勉强有个安身立命之所。
那年她写下《转蓬》一诗: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她只能抱着吃奶的女儿，在深夜里独自流着眼泪，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
开学后她找到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个少妇，带着幼女，先生好几年不出现，面对别人的猜疑却不能对任何人诉说，因为一旦说自己的先生因为思想问题被关押着，她马上就会失掉这份工作。
她的先生被关了3年，直到1952年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
次年叶嘉莹生下了小女儿，家务负担很重，她的身体状况又一直不好，一度还得了哮喘病。
1954年“经许诗英先生推介进入台湾大学教书”。
[2]她当时在三所大学教七门课程，还要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上午讲三个小时，下午讲三个小时，晚上还要讲两个小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教了多少课。
她的先生因为无端被关押了好几年，而后一直没有工作，脾气越来越坏，动辄暴怒，精神上的压抑一直是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到过打开家里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她人生中第二次重大的打击。
人生打击突临时，她以诗歌来疗伤
叶嘉莹从1948年离开家乡，在台湾执教20年，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1970年接受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
她写下《鹏飞》这首绝句: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着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北海”指的是她的出生地，她的第一故乡北京，“南溟”指的是她的第二故乡台北，“鹏飞”的“云程”指的是她在这两个地方教书时用母语讲授自己深爱的诗词，那种可以任意发挥的潇洒自得的快乐。
如今这两个地方都回不去了。
在海外不得不用英文讲课，她又总是自称讲课最喜欢“跑野马”，她的英文使她根本没有“跑野马”的资本，这就好像一只高飞的鹏鸟从云中跌落，不得不如虫豸般匍匐于地。
她要负担一家人的生活，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的女儿，先生没有工作。
而且加拿大的大学要求她必须用英文教书，用英文讲诗词，她经常查生字到凌晨两点钟，而一大早就要上讲台去给学生们娓娓道来。
下午5点钟，她正忙于跟研究生讨论，她的先生打来电话，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家做饭，她只能低声解释。
如果先生下厨房做了晚饭，那么她回家后会发现所有的锅都丢在地上，以示抗议。
“多年来我在海外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的语言来讲授中国的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
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去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
生活刚刚安定下来，工作的压力也减轻了，1976年，52岁的叶嘉莹又遭遇了新的不幸，这是她人生中第三次重大的打击。
3月24日，她从温哥华去美国的费城开会，途经多伦多看望了新婚不久的大女儿的第二天，就接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噩耗:
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逝去了。
“我当时实在痛不欲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支撑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
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伦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回温哥华。
回到温哥华之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免接触一切友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内心的伤痛。
”
当第三次打击突如其来降临的时候，她仍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
她一连写下十首《哭女诗》。
“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
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
”“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
“我真是历尽了平生各种不幸的一个人。
但是人生经历了大的苦难，就会使小我投身于大的境界。
”在叶嘉莹平和的讲述中，听者的心被强烈震撼着。
“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或者论文，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
可是我那一柱鲛绡，我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
”海里的鲛人泣泪成珠，织成美丽的鲛绡，那是世界上最轻柔美丽的丝绸。
从诗歌中寻求慰藉和力量
虽然叶嘉莹如今著作等身，但是艰苦的时候她不仅没有书房，甚至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她说她并没有想要成为诗人或者学者，曾经也没有想过要担负起传承的责任，只是因为自己对古典诗词真的有感情，真的有兴趣。
于是她可以“忍困不眠，忍饥不食”，不是为了什么名利，也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外在的东西。
而是，当陶渊明、杜甫可以在你的感受之中复活的时候，诗歌自然会唤起你一种活泼开放的精神，诗歌的生命与你的生命融为一体，那是至美至善的无尽的愉悦。
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有一种内在的提升作用，当诗词的生命渗入到一个人的血液之中，与她的精神融合，那么诗词就会成为支撑其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强毅的担荷的精神，一种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毅的精神。
在苦难横空而来的时候，她默默读诵着王国维先生的词句:
“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
”自己的身世就如同这漂泊的柳絮，还没有开放就坠落了。
虽然身世飘蓬，但是无论飘到哪里，她总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成长。
她不仅要从诗中获得慰藉，更是要从诗中汲取力量。
“苦难的打击可以是一种催伤，但同时也可以是一种锻炼。
”不是说要看破红尘，但有时候我们确实要看破一些纷纷扰扰，获得更大的精神的自由，代价是不得不承受一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而且在苦痛中要支持着不能够倒下去。
中华文化传统中胸怀理想的文人，在精神上往往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人。
既要独善其身，又要兼济天下。
如果眼见着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和意义的人，难免会有一种难言之痛。
叶嘉莹心怀这痛苦，担万任于双肩，脚踏实地地做着传承与开拓的工作。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叶嘉莹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与王国维是分不开的。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个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
还在辅仁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天，同学抄了几首王国维先生的《蝶恋花》给叶嘉莹看。
“满地霜华浓似雪。
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
”这样凄美的句子立刻使她产生了共鸣，方知《人间词话》的作者，原来还有这样缠绵哀感的小令。
她一下子爱上了王国维的词，便到图书馆借阅他的全集。
不料一看之后，又失望又讶异：
失望的是，王国维遗留的词作并不甚多，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还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证著作；而更可讶异的是，王国维竟然以51岁的盛年，自沉昆明湖而去。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坚决地抛弃了自己从前一切的兴趣和爱好？
又是怎样的痛苦，让他毫不顾惜地结束了自己正当盛年的生命？
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叶嘉莹的脑海。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叶嘉莹离开哈佛以前，曾经拟定了一个关于王国维的研究计划，之后屡遭变故，几经耽搁，才于1970年重返哈佛，将计划完成。
而多年前困扰她的疑问，也慢慢彰显了答案。
王国维在民国初年留下遗书，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理由，决然自沉。
叶嘉莹研究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王国维需要的是一个纯然客观的研究环境，然而在旧中国那样的乱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一份超然的立场，就他曾经入值溥仪“南书房”的身份而言，几乎是既不可能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
但由于王国维既有一种悲观性格而不能作积极进取的行动，又怀有过于崇高的理想而无法随波逐流，在政党倾轧、军阀混战的乱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绝境，才决意一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后一点清白。
叶嘉莹自述其早年颇有“独善其身”的性情，除读书外，鲜有交际，对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对政治更是绝口不谈。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堂兄曾以四句戏言相赠：
“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这种“清者”的自持，与王国维不无相似之处。
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叶嘉莹充满了对王国维“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为对王国维的研究，叶嘉莹开始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相关书籍，对有关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和蜕变过程的记述，也都有了阅读的兴趣。
涉猎既宽，也就逐渐认识到从前惟知“独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一种狭隘的弱者的道德观。
于是1974年春，叶嘉莹便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书中，又增加了一篇《余论》，对王国维的评价，也就从一味的倾慕赏爱，而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后，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她都会留心报刊上有关大陆的消息，对祖国发生的一切，不再是远之惟恐不及，而是参与之有所不足。
采访叶嘉莹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叶尽脱”的时节，这是曾给过王国维先生以灵光的季节。
而叶嘉莹以83岁高龄，尤叹息虽则混沌乱世未曾给静安先生一个良好的环境，但静安先生以极高的天赋而在学术事业的盛年自杀，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损失。
所谓“时代既有负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亦有负于所生之时代”是也。
叶嘉莹认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实现，但关怀的仁心不可丧失，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负年华性命、时代与家国。
叶嘉莹提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内镇日研读静安先生的那个暑期，有时在夜晚她从两侧列满书架的黑暗的长长的甬道中走过，竟会感到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年轻时对静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过“不得亲聆教诲”的悲慨，而廿载之后，静安先生终于以遗留于历史尘埃间全部之生命，给她以极大的启迪。
为弘扬传统文化，她拿出退休金设奖学金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我是少数民族，不是汉族，是蒙古裔的满族，是满族叶赫纳拉。
”
叶嘉莹家在北平的院落是她做过“佐领”的曾祖父买下的，是道光年间的一所大四合院。
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特意描述了这个浸润着中华古老文化氛围的大四合院，他说:
“这是一所标准的大四合院，……格局很好，十分有规模。
”因为邓老先生的母亲常常生病，而叶嘉莹的伯父是中医，所以有机会走进这所院落。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我一闭眼仍可浮现在我眼前”。
只是去过几次，年岁很小，跟着母亲去看病的邓先生，居然在经过了50多年以后一闭眼这院子的气氛就在他的眼前，可见这种“特殊的京华风俗的感受”会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诗意浓厚的环境积聚着古老文化的底蕴。
邓云乡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素洁的没有闲尘的明亮的窗户和窗外的日落，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
女词人的意境向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吧。
”
多年海外漂泊，叶嘉莹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爱她察院胡同的旧家，爱她曾经就读的辅仁大学，爱她的故乡北京，爱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国。
叶嘉莹这样说:
“无论是在台北，还是在北美，我都开了讲杜甫诗的专门课程。
我写过一本书，《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因为我对于杜甫的《秋兴》有特别的感情，有特别的感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每当我在海外讲的时候，真是常常不知不觉就会热泪盈眶。
我自己也写过一首诗，有两句，‘天涯常感少陵诗，北斗京华有梦思。
’讲我对故乡的相思。
”
叶嘉莹一世多艰，身经多重忧患，却能够把个人小我投入到更为广阔高远的人生境界，在承受之下完成自己。
她毅然担荷起中华古典文化传承的使命，传达着诗歌中那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力量。
“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开始教书，教了60多年，没有一年休息不教书。
教书是我最大的快乐。
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延于久远，都正赖其有继承和发扬的传人，教学就正是这样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
我的心愿就是能够教几个好学生。
”
她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在北平教三所中学，在台湾连中学带大学执教20年，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次年得到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约，早已是桃李满天下。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她马上给大陆的教育部写信，申请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回国教书。
得到批准之后，1979年她第一次回国讲学，写下“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诗经》、《离骚》，李白、杜甫，中国诗歌一脉相传，伟大的诗人担荷着人类的苦难。
已故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称她是“怀京华北斗之心，尽书生报国之力。
”她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回到国内来教书，既有她的故园之思和报国情怀，也有她对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热爱和对于传承的一份担当。
1996年她在南开大学创办“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拿出自己10万美元的退休金设立“叶氏驮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
叶先生之精神
至今她已经84岁高龄，仍然坚持每周给研究生上课两三次，每次都在3个小时左右。
她与学生们讨论，认真批改他们的习作，指导他们完成毕业论文。
叶嘉莹在一首近作中写到:
“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
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李商隐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自己这只柔弱的春蚕吐尽千丝万缕，到底有没有巧手的织女把这些心丝织成美丽的锦缎呢？
当见到自己的心血化作了天机云锦，即使付出再多艰辛与困难也无怨无悔。
“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
多年前，叶嘉莹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位女士，说能够以人的姓名算命，叶嘉莹并不相信所谓的算命之说，但是酒席间作为一种游戏也很好玩。
叶嘉莹这样说:
“她说我的名字五行得水最多，还说我这个水啊，可以如杯水之含敛静止，你可以把我圈在一个杯子里盖起来封住。
可是你要一放开来呢，她说也可以如江海汹涌澎湃。
圈起来也可以，放出来也可以。
不管她说的对不对，反正我觉得很好玩。
”
于是她填了一阕《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
……一朝鲲化欲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水既是柔弱的，也是明澈的，更是坚忍的，那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再回首，往事纷纷如梦，纵然岁月消磨，仍历历如在眼前。
虽然叶嘉莹经历了很多人生苦难，而她却能够在困境中越发坚强。
如果有人问到她何以如此，她总会微笑着回答:
“这是学习古典诗词的好处。
”接下来又说:
“诗词的研究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心灵不死！
”
叶嘉莹对中国古典诗词倾注了生命之爱，通过那穿越生命的诗行赋予我们无尽的美的享受和生生不已的感动。
早在炎炎盛夏，记者就拟定对叶嘉莹的采访。
不料被告知，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每年要等9月新生入学时方才归国。
好容易9月中旬等到她归国的消息，又得知她月底要赴台湾讲学，10月中旬才返天津长住。
忐忑之间，记者冒昧表达了采访之意，不想先生欣然应允，更把时间就近约在周日的夜晚。
问她习惯何时入睡时，先生微笑说：
“我倒没有很早睡觉的习惯。
”
倾听叶嘉莹的故事，如同倾听一曲曼声低吟的长诗，聚散悲欢，人间哀乐，却又有一种历经岁月淘洗的不动声色与含蓄温厚。
见过叶嘉莹的人都知道，先生那份自内而外散发的从容风度，必定会给她述说的任何一个故事，都投注上古典隽永的色彩。
因为，那原是她生命的色彩。
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京城北平一个古老的家族。
原与纳兰成德同里籍，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纳兰，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氏。
叶嘉莹并无姊妹，仅有两个弟弟，旁系之中也再无女儿。
父辈们对她的教育，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
因而幼时家学为叶嘉莹终生结缘于古典诗词，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也养成了她早年羞怯、安静而“独善其身”的性格。
身为书香世家中的长女，叶嘉莹自幼深受旧学熏陶。
其父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工于书法。
三四岁时，父母始教她认读汉字。
六岁时，家中请姨母做家庭教师，教她学习语文、算术和习字。
叶嘉莹开蒙所读的一本书即为《论语》，姨母教学，以讲解其中的道理为主，而且注重背诵。
孩童时代留下的鲜明记忆，往往会伴随人的一生。
直至今日，《论语》依然是叶嘉莹背诵得最熟的一部经书。
而《论语》中的哲理，也随着她人生的旅程，得到愈来愈深入的体悟与印证，可谓终生受益。
这也是叶嘉莹在教育方面，何以主张从孩童开始习诵古典诗书的原因：
以孩童鲜活之记忆力，诵古代之典籍，如同将古人积淀的智慧存储入库；随着年岁、阅历和理解力的增长，必会将金玉良言逐一支取。
叶嘉莹幼时居住在京城旧式的四合院内，与伯父伯母同居一院。
伯父叶廷乂，旧学修养极深，尤喜诗歌联语，因膝前没有女儿，对这个冰雪聪明的侄女，乃有一种特别的垂爱。
平居无事时，常与她谈讲诗歌，鼓励她试写一些绝句小诗。
伯父与父亲都喜爱吟诵，叶嘉莹也就养成了吟诵的习惯，虽然北京口音没有入声，但她从小就懂得将入声字念成短促且近乎于去声字的读音。
因而别人或许难以入门的诗歌声律平仄之规律，于她而言，却是从幼年就已烂熟于胸了。
初中时，母亲曾送她一套《词学小丛书》，叶嘉莹对其中收录的李后主、纳兰成德等人的短小的令词十分喜爱。
因为小令的声律与诗歌相近，她也就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
那时她住在祖居的大四合院的西厢房，一明两暗，弟弟们在外屋与同学排演话剧，喧哗热闹，她只埋首于里间小屋念书填词，自得其乐，丝毫不受扰乱。
《词学小丛书》末册附有一卷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引起了叶嘉莹极大的兴趣。
因为她那时虽然对诗词有一种直觉的喜爱，但并不懂得如何鉴赏。
而《人间词话》中一些评词的章节，引起了她“于我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动，那些真知灼见中闪现的灵光，一旦与自己的感受有暗合之处，她便怦然心动、欣喜无已，这是叶嘉莹与王国维先生之精神最初的邂逅。
“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此时的叶嘉莹，尚是“翠袖单寒人倚竹”的弱质少女。
多年后，静安先生将以另一种方式，提点与阔大她的人生。
读书曾值乱离年，学写新词比兴先
1941年夏，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时值抗战，北平被日本占领已有将近4年之久。
她的父亲已因“七七事变”随国民政府南迁，与家中断绝了音信。
同年9月，其母因癌症住院，术后不久即去世。
叶嘉莹便与伯父、伯母及两个幼弟一同生活。
沦陷区中，生活艰苦，幸而一应家务尚有伯母操持，叶嘉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古人云“愁苦之言易工”，在丧母的悲痛中，叶嘉莹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读大二那一年秋天，课堂里来了一位顾随先生，为国文系讲授“唐宋诗”。
顾随先生字羡季，号苦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不但具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对诗歌具有一份天赋的“锐感”。
顾先生讲课，总是款步迈上讲台，随心拈举一个话头，就能引申发挥。
有时候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
由于他讲课旁征博引、全任神行，并无任何课本可凭藉，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记录到一字不差。
顾先生器重爱护这个资质出众的弟子，与她有不少诗歌唱和。
不仅为她批改诗作，还从诸多方面给予嘉勉。
有一次，顾先生在课堂上取雪莱《西风颂》中“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境，写了两句词：
“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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