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言说方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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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言说方式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风书局1956年版）指出：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

"窃以为侯先生此言过于乐观。

不仅50年代甚至整个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史界都很难说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解自己的历史"；不仅是侯先生所专攻的中国思想史界，而且在我们古代文论界，其实都是在用别人的话说自己的事。

近日读王先霈教授新著《国学举要·文卷》，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

先霈教授是在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事。

著者在《国学举要·文卷》之"绪论"开章明义，谓是书"所要介绍和评析的，是中国古人提出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

这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专著，为"国学举要"丛书之一种，所举之"要"依次包括历史概要、思想精要和知识辑要。

这是一种限定也是一个平台，著者在这个平台上将如何言说？

古代文论之言说有不同的方式，哲学-美学式的，心理-心态式的，学案-学理式的，或者批评-评点式的。

言说方式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本身从特定的角度构成思想。

往深处说，言说方式之异取决于言说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解之异。

《文卷》之言说古代文论，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概括起来说就是大问题，大背景和大手笔。

"文"（文学理论、文学观念），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其"要"何在？

那就是，如何理解"文学"这个概念。

《文卷》一书，其知识的和理论的出发点或依据是现代文艺学关于"文学"的定义，其观照和研究的对象却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述和思想，这二者并不能完全对应。

作为现代文艺学的关键词，"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它有着特定的所指（所谓"语言的艺术"）；而作为国学门的一个术语，"文学"的内涵和处延极为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献典籍"及"精通文献典籍之士"）。

二者构成一个悖论，同时也形成一种张力，其间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文卷》的入思方式是：

"依据现代文艺学的文学观念，重在概念的内涵而不是表达概念的词语，凡是古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述，不管用什么词语表述，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然，我们也将注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抓住"文学"这个概念，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文论之言说的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问题；而对"文学"概念的阐释并不以中就西、削足适履，则是著者解答此"大问题"的最佳路径。

《文卷》认为，古汉语词汇中，真正能与"语言的艺术"相对应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和"文章"。

文，意谓对文字、言辞的修饰而使其藻丽；章，则是对"文"的修饰含义的强调。

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丽和绮靡就是文，就是章，就是萧统《文选序》所言"综辑辞采，错比文华"。

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认定魏晋是文学独立或自觉的时代，依据的就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艺学的标准。

然而，魏晋文学的"丽"和"绮靡"在促成文学独立的同时，却也留下"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隐患。

后来陈子昂痛斥"文章道弊"、"采丽竞繁"，可见真正有风骨的文章是不能太"文"太"章"的。

早在齐梁之际，用骈文写作的刘勰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其《情采篇》有"衣锦耿衣，恶文太章"之喻。

不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然而，文学如果太讲究太雕琢语言则最终将无艺术可言。

因此，《文卷》言说中国文学思想，虽然也谈语言（第一章第三节题为"独体、表意的文字带来的对文学形式美的特殊追求"），但更多的是谈文学的"言"外之义，谈中国古人对文学的独到理解。

纵观中国文学批评史，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到诗有三境，从兴观群怨到发愤著书到熏浸刺提，思考和言说的都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大问题：

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能做什么。

言说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有异，而《文卷》从中找到一个"基本的模式"，并将其概括为中国古人对文学的三种基本态度：

以文为用，以文为哭，以文为戏。

以文为用的文学观，主要是所谓社会的"积极成员"所持有和维护的，是中国古代"以文教化"的文化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同为"以文教化"，其中又有"上化下"与"下刺上"之别，前者多迂腐训诫之言，读之令人生厌；后者乃为情造文之作，因其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而世代传诵。

而社会的"积极成员"之中多有怀才不遇者，他们的"文"连同他们自己并不能为社会所"用"，忠而见疑，信而被谤，能无"哭"乎？

心忧而歌且谣，既是个体性的心理排遣或慰藉，也是社会性政治性之怨愤情绪的喷涌或发抒。

以文为哭的文学孕育了以文为哭的文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诞生于书斋，而是诞生于人生的苦难和对这苦难的体验与哭歌。

长歌可以当哭，和墨可助谈笑，故孔子既讲"诗可以怨"，亦讲"游于艺"。

以文为戏，搁置外在的实用的目的，撇开利益得失的考量，或自遣或娱众，其高境界是人性与能力的自由舒展所带来的快乐。

如果说，以文为用和以文为哭，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为戏则强调了文学的超功利性及审美性。

《文卷》对三者的的揭橥及其整合，不仅是对"文学"这一"大问题"的破解，而且是对古代文论之言说方式的优选。

汉语言的"文学"一词并不通向"语言的艺术"，而是通向"为文教化"，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学"，均为刘勰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即"人之文"），故二者在语义上是相通的甚至是重合的。

《文卷》对"大问题"的言说有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大背景"：

自始至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言说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著者指出：

"用文化的眼光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思想，能够看得更深透，能够更客观地分析其长处和弱点，认识它在不同情势下的不同作用和不同命运。

......从这里出发，可以客观地分析自家的遗产，对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作出全面的解释。

"比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论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观点，就在于不是就文学看文学，而是从文化背景出发看文学。

前述《文卷》所论"以文为用"，即是文化观照的结果。

宗法制度下以伦理为社会意识的核心，文学理论注重教化和功利，"以文为用"遂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

宗法制度下的纲纪文化还影响到古代文学对文体的选择，言政教纲常之志的诗文为文体之正，说儿女之真情的小说戏曲则难登大雅之堂，乐天《长恨歌》因叙燕妮之私而被讥为"不晓文章体裁"。

与西方文论相比，中国的叙事理论发展滞后，这是中国古代制度文化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的局限。

《文卷》将古代文论之言说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既有孟子式的"知人论世"，亦有陈寅恪式的"了解之同情"。

讲唐宋文论的一节，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两代文学理论之异同，指出前者是上升的进取的开放的，后者则趋于收敛、成熟、定型。

初唐陈子昂讲"骨气端翔，音情顿挫"，以金石之声表现风骨、传达兴寄，这是"唐型文化"在文学上的纲领。

与子昂"音情顿挫"相衔接是杜甫的"沉郁顿挫"，由"音情"而"沉郁"，初唐的激昂奔放，已内敛为中唐的深沉厚重。

到了宋代苏轼则为"清壮顿挫"，东坡之"清壮"，既有词风的清新自然、壮阔豪放，亦有人格的旷放达观。

而在这词风和人格的背后，则是宋代文化的儒道释兼综，是宋型文化之中文学理论的成熟。

《文卷》用"音情顿挫"、"沉郁顿挫"、"清壮顿挫"既将陈子昂、杜甫、苏轼缀为一体并见出三人的同中之异，又最终揭示出唐宋两代文学理论嬗变的文化根源及时代足音，这一原创性言说堪称《文卷》一绝。

《文心雕龙·论说篇》：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文卷》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精中国古代文论的"大问题"，颇有一种敷理举统、弥纶群言的大师风范。

《文卷》中的"群言"，既有本土资源亦有异域资讯，既有先贤旧谈亦有后学新论，著者按辔中外之域，环络古今之际，挥洒自如，开阖有序，有管锥、谈艺之博大而不流于琐细，有金明馆主之通脱而不失之冷涩。

比如"绪论"部分论"中国文学思想漫长而辉煌的过去"，并不去谈五帝三代、周秦两汉，而是宕开一笔，从容不迫地叙说起1827年1月31日歌德与爱克曼关于中国小说的谈话。

尔后"画面"一转，是歌德的同胞黑格尔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讲授《历史哲学》，给中国历史以极高的评价。

这种含而不露的叙述，颇有中国古典小说"染叶衬花"之妙。

[!

--empirenews.page--][1][2][3][4][5][6][7][8][9][10][11][12]下一页言说中国古代文论，若仅仅囿于木土资源则难见庐山真面目。

《文卷》对诸多问题的观照，其理论视域在中外之间流转变换，使得学理的探究既是多侧面的又是深层次的。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一节论刘勰"体性"观，先引用歌德"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之界定，旁证彦和作家风格论是文学理论批评走向审美自觉之标志。

彦和标举"八体"，每一体皆有"根"有"叶"，《文卷》又引德国十九世纪文艺理论家威克纳格的风格理论，借以解读"根"、"叶"之所指，并指明刘勰的风格论起到了唤起欣赏力和培养批评力的作用。

《文卷》之出入于古今中外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不露丝毫痕迹。

如"思想精要"部分评介庄子文学思想，讲庄子"真画者"的"解衣般礴"，从杜甫的"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说到清恽南《南田画跋》的"作画须有解衣般礴、旁若无人之意"，又说到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关于文学创作中"个人自由感觉"的妙语：

让坎肩敞开，不系领带。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觉得杜甫、恽南、契诃夫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大文人，竟能坐在一起讨论庄子的文学思想，真是妙不可言！

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谓"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此即彦和"觇文见心"之义。

读王先霈教授《国学举要·文卷》，不揣浅陋而大胆设身处地代著者立心：

先霈教授是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中国古代文论。

从寄生到弥漫--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原生态考察文体样式是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物质形态。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体研究"由来已久，但所关注的重点是"文学文体"而非"批评文体"。

作为古代文论言说方式之物质性外观的批评文体有哪些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态特征？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有何意义？

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借用《文心雕龙·序志》的话说，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本文寻根索源，着重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考察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原生形态，并揭示其间所涵泳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

一郭绍虞、王文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先秦"部分共选录八家：

《尚书·尧典》、《诗经》、《论语》、《墨子》、《孟子》、《商君书》、《庄子》、《荀子》。

就文体而论，这八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史书，或者是子书，并无批评文体。

所以张少康指出"孔子以前，严格来说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理论批评"[i]。

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尚寄生于当时的"文化批评"之中。

我们知道，汉语的"文化"与"文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包括了物质制造（技术体系）和精神创造（价值体系）两大部分；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ii]狭义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上古时期，所谓"文学"还是泛指一切见诸于"文"的东西，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之文"。

这种"人之文"也就是人类的精神创造。

可见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学"是相重合的，二者都包括了孔颖达所言"诗书礼乐之谓"以及用诗书礼乐化成天下的精神活动即价值体系。

当狭义的"文学"从广义的"文学"之中逐渐独立出来的时候，文学与文化的血肉联系已先在地铸成。

[iii]整个先秦时期，"文学"寄生于"文化"之中，吮吸着文化的营养；与此同时，"批评"也寄生于"文化"或"文学"之中并吮吸着它们的营养。

寄生性，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最具原生形态的特征之一。

以文化面目呈现的批评可称为泛文化批评，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但它却确定了中国古代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批评样式：

即"批评"以句子的形式存在于文化著作（经、史、子、集）之中，在成为文化著作一部分的同时，又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文学批评的语录或要言。

但是，这些具有鲜明的文学批评性质的语录或要言，又不得不以寄存于整部文化典籍中的方式得以保存及流传。

否则，一旦脱离了稳固的文本框架和特定的文化语境，那些只言片语则很难存活，更何谈流播？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先秦诸子及诗三百中的文学批评话语，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尽善尽美"、"文质彬彬"、"思无邪"，孟子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十五国风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等等，则是藉《论语》、《孟子》和《诗经》的文本框架和文化语境，才得以千古流传并惠及后人的。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在对中西方文体理论作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文体"一词的理论界定：

"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

"他还指出：

文体是一个系统，依次呈现为"体裁"、"语体"和"风格"三大层面。

[iv]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的三大门类（文、史、哲）都应有自己的文体；就"文"而言，文学有自己的文体，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有自己的文体。

但是，处于滥觞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实际情况是：

所谓"文学批评文体"在体裁、语体、风格诸层面，不仅与"文学"而且与"史书"、"子书"等各类文化典籍混为一"体"而难解难分。

批评文体的这种寄生性，直到文学的自觉时代仍然留有痕迹：

比如，刘勰和萧统都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巨著却采用了"骈文"这一纯粹的文学文体，而《文选》则将陆机的文论专篇《文赋》归于"赋类"之下的"论文赋"。

至于后来的论诗诗、诗话、词话、曲话等批评文体，或者本身就是文学体裁，或者具备文学文本的语体和风格。

现代"文体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的原生形态，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借鉴国文学批评史的滥觞期，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存在形态非常特殊，它们基本上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于先秦的各类文化典籍之中。

先秦的文学批评话语，就象是一群没有家园的孤儿或流浪者，尚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故须寄生于经典文本之中以求有立足安身之地。

中国文学批评的这种早期形态是一种"没有文体的文体形态"，如果硬要从批评文体的角度给它命名，则可称之为"寄生体"。

在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化之中，文学批评大多经历过"寄生体"这样一种文体形态，比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实际上也是将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寄生在"对话体"这一文学文体之中。

按照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规律，随着批评活动的频繁和批评意识的自觉，批评的文体形态亦渐逐独立。

古代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就是如此发展的，比如在柏拉图之后，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无论体裁、语体、风格，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体，而且，亚氏的理论文体成为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经典样式和传统形态，历经几千年而无所改变。

然而，古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在文体形态上却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文体模糊的前提下，由消极被动的"寄生"或"共存"走向积极主动的"弥漫"或"生长"。

[!

--empirenews.page--]二先秦文论，以一种无文体的形态，以一种"语录"或"要言"的形式，寄生于文化典籍的诸种文体之中。

随着批评活动的增多和批评意识的增强，文学批评欲从寄生状态中走出，向外作弥漫性生长，试图获取自己独立的生命和地位。

当然，所谓"独立"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已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文体。

直到两汉时期，文学批评仍要借助于"他者"（既有的文体）出场。

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两汉"部分选录六家（共九篇），其中史书体两家（共三篇），子书体两家（共四篇），还剩下的两篇属于传注体（即为经书作传注）。

仅从文体的外观（外部形态即体裁）上看，两汉文论似乎仍然处于先秦时期那种寄生状态；但包裹于外观之中的言说内容、方式及风格，较之先秦文论却有了较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在他者的文体框架内生长壮大，二是变他者的文体为自己的文体。

上一页[1][2][3][4][5][6][7][8][9][10][11][12]下一页两汉文论的存在形式大体上还是寄居于他者之中，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言说，已不再是《论语》或《诗经》式的只语片语，也不仅仅是《孟子》、《庄子》式的零星段落，而是能够用相当长的文字篇幅，比较集中地讨论一个或几个文学理论及批评的问题。

比如《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和《屈原传》，前者是在回顾文化发展历史以及叙述自身坎坷经历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后者则是对诗人屈原从人品到文品的一个全面总结和评价，这两篇文章所表达出的文学思想及批评实践，因其深刻和完整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又如王充《论衡》的《艺增》和《超奇》两篇，虽然不是专门谈文学问题，但前者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诗经》中的夸张和修饰，后者则着重讨论文人（作家）才性的心理构成及品评标准，是可以分别当作"创作论"和"作家论"来读的。

司马迁和王充，一位是史学家一位是哲学家，但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成熟的文学理论思考，因此才能分别在史传体和子书体中弥漫并生长自己的文论思想。

两汉文论中的《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序》属于序传体，与前述史传体和子书体一样，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文体。

序传体的使命是为经书作传注，《易传》是这一文体的典范。

中国古代最早以"传"为名称的经注当是《易传》，汉以来都认为是孔子所作。

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可以确定它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其七种十篇大都作于战国时代。

不过十翼虽非孔子所作，孔子确曾读过《易经》（见《论语》的《述而篇》和《子路篇》；又《史记·孔子世家》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汉武帝时儒学被抬到"至尊"的地位，孔子也被当成圣人，如此一来，为先秦典籍作注、作传就因了孔子的光环而具有神圣的意义，释经之"传"也就得到了继承与发扬，由此"传"才得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显要的位置。

由于秦火焚书之灾，先秦典籍惨遭毁损。

幸而中国古代学术有口耳相授、师脉相承之传统，典籍才得以流传。

两汉是读经注经的时代，众多知识分子都投身于经籍的搜集、整理及注释之中。

注经的基本工作及目标，是对经籍文献及其文字的考证、疏通及正义，从而尽可能地恢复经籍的原初形态。

非如此，先秦文化无法得到最大程度上的还原与保存，正所谓"秦火一炬，群经荡然，而今犹得读三代之书者，两汉经师之力也。

爰列群经，次两汉之传经者也。

"[v]汉儒传经，或重名物训诂、文字笺疏，或重微言引伸、义理阐发，他们为《诗经》所作的传，孕育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体"序传体"。

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序传体是"毛诗序"。

汉代传诗者有韩、鲁、齐、毛四家，从受重视的程度来看，汉平帝之前，鲁、齐、韩三家被立为官学，而平帝时，毛诗始立。

之后的情形是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亦无传者，只有毛诗郑笺立为官学。

为什么四家诗传，前三家都只兴一时，而毛诗却能经久不衰，在唐时仍被立为官学？

一方面固然因为毛诗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主张符合儒家思想，如《诗大序》吸取了传诗经生的意见，阐说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诗的体例，它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先秦文学批评仅以只言片语存在于各类典籍之中的体式。

"毛诗在每篇之前均有题解，而《关雎》一篇题解前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后人称各篇题解为小序，总论为大序。

"[vi]这样，大序、小序以及对作品之字词句的注释与《诗经》原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毛传之批评《诗经》，虽然采用的是汉代经学已有的"序传体"，但毛诗序的批评文本中实际上已经包孕了后世几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文体：

序、诗话、评点。

"序"自不必说；将作为批评总纲的大序与具体批评实践的小序集结在一起，就是一篇颇为有形的"诗话"；而这种集前有总评、篇前有小评的样式，已经具备了后来"（小说）评点"的雏型。

由此可见，毛诗序的批评思想和文体结构，不仅是自成一体，而且有很强弥漫性和生长力，表明中国文论的批评文体已经由先秦的"寄生"走向了汉代的"弥漫"，并以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已有的"文体"土壤之上。

汉代经学家通过为先秦典籍作传、注、笺来立言，来表明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文学主张。

因为参与注经的人很多，又是个体性劳作，故一部典籍就会有多种注本。

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则需要有人出来做一项工作：

将关于某一部典籍中的某个词、句的所有注释都录摘下来并汇集一处，附在该词、句的后面以供后世读者参阅，是为集注。

从批评文体的角度论，"集注"可以说是对诸多批评话语的总汇性编纂，它并不直接呈现编纂者的批评观念，而是需要读者在各种注释的互文性之中去建构批评。

这种批评形式就是给读者提供互文理解的话语空间。

在集注中，先前各家的注释不再是孤立存在的一家之言，而是成为后人对文学文本进行再理解的一种综合性或整体性背景。

批评隐藏在文学文本及诸家注释的背后，实现于读者的阅读与建构之中。

这样，集注从序传体中发展出来，并成为一种不同于序传体的批评样式。

由此可见，集注在形态上也体现了批评文体生长、弥漫的特征。

批评文体积极成长与弥漫的力量还促成了"选本批评"的出现。

清代经学家江藩说：

"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vii]由孔子删诗可知，"选本批评"的观念在先秦已经产生。

孔子说：

"诗，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就是按这一标准来删诗的，择其善者而录之，遂成三百零五篇的版本，也因此开选本批评之先河。

选本在汉魏六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集大成者是南朝萧统的《文选》，它保存了从周到汉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是一部诗文总集。

我国古代所谓总集，论其性质，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辑录网罗，偏重保存文献；一是鉴裁品藻，意在去芜存精。

顾名思义，《文选》当然属于后者。

在此意义上，《文选》成为选本批评。

在《文选》序中，从萧统对文学性质的阐释及对文章体制的辨析，可以看出他在魏晋"文的自觉"、"批评的自觉"的大背景中对作品所进行的取舍。

最初以"选"这种行为来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

--empirenews.page--]选者的标准和宗旨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还只能依靠读者的心领神会来实现。

但在以后的时间里，这种单只有选的批评行为使得选者常常有意犹未尽的感觉，立言的深层意识使得他们时常觉得有话要说，所以选者会自觉地借助一些其它的批评方式，以期更充分更完全地实现其选诗思想与批评观念，同时也使得其选本更有价值。

一些其它批评文体中的因素如批点和评注及引、缘起、叙、集论、发凡、凡例等都积极向选本弥漫，为其所用。

"序和凡例直接阐述选编的缘由、宗旨、标准，甚至选者本人的文学观、批评观。

......选本的批点和评注部分则是作为批评家的选者与为选本提供作品的作者和阅读选本的读者直接对话、交流的层面。

......读者通过选者在这一部分的具体指导，也可以更快捷更深刻地把握、了解选取者的文学思想、批评观念，使选本的批评价值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viii]这一点也可以在《文选》中得到体现。

由于多种批评文体的因素积极向它弥漫，汇聚于其中，使得选本的形式更加灵活，最终发展成中国文论较为常见的批评样式之一。

三先秦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征，与先秦文化形态密切相关。

先秦文化，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在这种浑然一体的大文化形态中，"文学"与"文化"尚且难分难解，而所谓"文学批评"只能以寄生的方式存在于广义的"文学"也就是"文化"之中。

先秦大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文化。

从周至秦，中国社会处于变化和动荡之中，文明更替，文化多元。

或道或儒，或法或墨，不同的文化流派虽然道统殊异，路迳迥别，但对于社会政治的忧虑都是相同的。

诸子百家对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文学艺术，或者说诸子百家的文学理论思想被笼罩在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中。

文学艺术是政治教化的工具或手段，文学批评是整个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文学思想是子学思潮的一个部分，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言说只是诸子百家阐述自家政治和学术观点的话言方式之一。

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文学批评文体寄生于文化典籍的各种文体之中就成了中国早期文学理论的必然选择或文化宿命。

上一页[1][2][3][4][5][6][7][8][9][10][11][12]下一页在更为深潜的层次考察，先秦文论批评文体的寄生性特征与传统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睁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