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实践.docx
《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实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实践.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实践
1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实践
1．地区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和人文语境
1．1历史学的视野
十九世纪中叶及以前，西方传统式学基本上是统治阶层政治与军事的“事件史”。
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和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Lamprecht）则开创了从文化的角度与视野去研究历史的模式与方法。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三本著作《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展示了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的发展，并从而揭示了以人类意识——文化史的方式进行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其中，还有一层隐含的意义在于这一学说为以后打破“西欧文化中心论”的历史研究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因此，雅各布·布克哈特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
西方近代史学的研究与编撰有着强烈的“西欧中心论”的色彩，如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就曾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中不加掩饰地表达这样的观点：
“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
”到了完整地建立了西方史学体系的“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学家兰克（LeopoldVonRanke）那里，更是使“西欧中心论”达到了顶峰和及至。
在兰克看来，西欧的拉丁和条顿民族之间的历史运动构成了西欧数前年历史的统一体，而他们（拉丁和条顿民族）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角，他们的历史就是“世界史”的主流。
但是，随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梦、世界多元的发展以及西方世界的衰竭之势，西欧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越来越摇摇欲坠，在史学界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而走向人类文化多元论的进程中斯宾格勒和汤恩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17年，德国出版了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作者在书中否定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观念和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体走向进步之过程的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站在世界宏观视角的世界史编纂模式，为世界历史的研究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斯氏将世界分为八种文化，并对每一种文化的兴衰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各种文化都经历了若干相同的阶段，但又保持各自独特的内容。
当文化达到全盛的时候，就逐渐衰退为文明，文明是衰亡的结局。
世界上已有七种文化都已衰退为文明，而作为最后一种的西方文化现在也正在走向衰亡。
此后，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J.Toynbee）又将斯宾格勒的思想推向了前进。
他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一开篇就指出：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
……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汤恩比将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六种文明社会，并采用了横向比较的方法以阐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汤氏认为，在二十六种文明中，西方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墨西哥文明等21个文明获得了发展，而波斯尼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则停滞了。
汤氏在书中还提出了“希腊模式”、“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并进行了研究。
汤恩比的学说使人们认识到：
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诸多文明中的一种，世界历史并不只是西欧文明的历史，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光辉灿烂的文明。
这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和世界历史发展多元格局的确立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及以后，运用全球观点研究世界历史已成为史学家们的一项重要课题。
现在，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已成为当前研究世界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
这里，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eryBarraclough）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
其具体学术观点不再赘述。
1929年，在法国边陲地区的一所大学内，创办了一份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从此，历史研究中的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年鉴学派试图融合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把握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个时间与空间学科的关系，对历史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从而开拓了西方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年鉴学派倡导在历史研究中的“总体史”或“整体历史”的方法，这一方法强调在一个整体的区域中，对一定时段的历史进行地理、气候、社会、经济、思想、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以显现该地区的历史总貌。
年鉴学派中有成就的学者颇多，但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史学家弗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
布罗代尔历史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即：
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布氏认为，以往史学研究中的重大的政治、军事研究对象都是短时段，这些短时段的因素对认识历史无济于事；而人口消长、生产曾减、利率波动、工资变化等量度可称为中时段的因素，但也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
这一结构作为隐蔽的障碍，深刻地影响、限制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布罗代尔在说明长时段历史和短时段历史的关系时，用了一位西班牙学者将历史比做海洋的形象比喻：
“历史的波浪挟着隆隆的涛声和泛着阳光的浪花，在无边无际的，仅仅按照波涛起伏的表面推想可能以为要深得无限的深海表面奔腾，历史的阳光永远照射不到其底部的沉默之海。
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
但恰恰象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
布罗代尔的学术成就为其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理论不但显现了史学的总体研究的意义，其三个时段的理论也使我们对地区及地区中底层的、民间的历史与文化沉淀的研究获得了理论上的直接启迪。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形成了“新历史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格林布拉特（S.Greeblatt）、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Montrose）和海登·怀特（HaydenWhite）。
新历史主义认为任何历史研究的“文本”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因此，任何阐释都不可能达到历史的原真及原意，而任何文本也都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重新解释。
另外，在对历史的研究中，新历史主义强调“小历史”的阐释和研究，他们认为“大历史”都是帝王的和充满谎言的，而历史研究中的“小历史”则是人民的和具体的。
所以，格林布拉特的很多研究都将视野投向了一些通史学家们所不屑一顾的“边缘化”的小问题和细部问题上，如：
边缘地区文化史、女权主义史、性史等。
从以上理论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研究正日益强调“多元化”和打破“中心化”。
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而言，不但需要打破“西欧中心论”的压迫，还要打破“中原中心论”、“一点四方”的中华历史意识。
地区性的研究应充分显现地区性文化丰富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揭示深藏于底层的民间传统，以改变一直存在着的大一统的思想意识和“中心与边缘”的景观格局。
1．2文化人类学的视野
1．2．1进化论学派与新进化论的相关观点
早期进化论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人类文化的演进是一种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样，人类的发展就被看成是一个相对有规律的、循同一线路前进的发展顺序。
1859年，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CharlesDarwin）在其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这一学说对人类学的意义在于，引起了人类对自身进化和文化演进的关注。
其后，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进化的观点引入到对社会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进化思想并形成了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
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种“超有机体”而不同于生物有机体，不论在进化的那个阶段，每一个社会都是一种有机结构和功能体系。
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先锋的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在基本赞同演进学说的同时，提出了“根本观念”的思想，认为人类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区域中，这种根本观念就成为“民族观念”，巴斯蒂安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概念，第一是人类心理一致说，即世界各地文化有共同性；第二是“民族概念”，即每个民族自身会发展一定的思想，因而各有自己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特征”；第三是“地理区域”概念，即每个民族文化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并受地理环境影响，反映了地方色彩。
从斯宾塞和巴斯蒂安的学说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一是我们所关注的地方乡土社会也应该是一种可以把握的“有机结构”，二是进化并没有价值取向，即进化快未必是优秀的，而进化慢未必是愚昧的，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共性上都是一致的和都是值得尊重的。
社会进化思想直接影响了英国学者泰勒、摩尔根和弗雷泽等人的学术思想并直接导致了进化论学派的产生。
进化论的思想和理论也对当前地区性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比如，泰勒（EdwardBurnettTylor）指出：
世界各地文化具有一致性，这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是人的本性的普遍相似性，二是生活环境的普遍相似性。
这一学术思想就为当前地区性研究中追寻诸地区之间的文化共性产生了直接的理论启迪。
又比如，摩尔根（LewisHenryMorgan）关于氏族制度与部落的发现及研究、家庭史的研究和其中主要的学术思想成为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地方性与乡土社会时，对家庭、氏族、村落、乡镇进行贴近的、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学术上的启迪。
特别是摩尔根的《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一书从房屋的建筑结构、布局和住房分配来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社会生活、家庭及社会组织的进化更是对我们研究地方性建筑和乡土建筑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作用。
早期进化论学派后来受到了传播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等学派的激烈批判，直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以莱斯利·怀特（LeslieAlvinWhite）为旗手的新进化论学派，在这一崛起的学派中还有怀特的学生斯图尔特（JuliarHaynesSteward）、塞维斯（ElmanRogersService）和萨林斯（MarshallSahlins）等人。
怀特和斯图尔特都持人类文化进化的学术观点，在扬弃古典进化论单线进化思想的基础上赞成和倡导多线进化论，但在具体学术理论上，两人却有所不同。
怀特认为：
“文化是使人类的生命过程得以延续的手段，它是向人们提供维持生计、保护、攻防、社会调节、外界适应和休养生息等需要的机制”。
而要满足这些需要，能量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怀特提出了一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公式：
文化（C）=人均年利用能量（E）×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效率（T），即：
C=ET。
在这一公式中，技术成为了文化发展的决定因素。
在能源和技术的基础上，怀特将人类进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依靠自身能源即自身体力的阶段，通过栽培谷物和驯养家禽而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的阶段，通过动力革命而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地下资源作为能源的阶段，核能阶段）；将文化系统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而其中技术系统处于最基础的层面，而另外两个系统则本质上被技术系统所决定和表达了技术系统。
因此，有学者将怀特的文化理论称为“技术决定论”或“工艺决定论”。
而斯图尔特则认为文化和生态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并强调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因此，他在对文化的研究中，加入和强调生态环境的理念，并形成了被后人称为的“生态人类学”。
根据斯图尔特的观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生产技术或工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
另外，斯图尔特提出的三种文化类型（即家庭、群落和国家）及“社会文化整合水平”（LevelsofSocio-culturalIntegration）也对目前地方与乡土社会、聚落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塞维斯和萨林斯则把怀特和斯图尔特的理论结合起来，并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有见地和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文化的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
一般进化是“由阶段到阶段”的进步，而特殊进化是指生物在世代延续过程中的适应变异和“遗传变异”；在文化进化中，特殊进化往往表现为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传播和交融从而产生的不按进化等级顺序的跳跃性的变化。
文化进化的二律背反：
第一个“二律背反”是文化在适应过程中同时产生创造和保守两种特性；第二个“二律背反”即文化进化是一种双向运动的进程，一方面是高级文化类型自身多样性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同文化类型的同化而产生的文化同质性的不断增长。
文化进化的潜力法则：
即一个物种或文化系统在既定的进化过程中越是专化和适应，那么，其走向更高等级的潜力就越小。
这一法则说明，一个发达了的物种或文化不会必然导致下一个进化新等级。
这一理论可以直接启迪我们在研究西部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发展中，寻求跳跃性转换之道路的思想和方法。
1．2．2传播学派的相关观点
传播学派理论的先驱是德国人类地理学家拉策尔（FriedrichRatzal），其主要成员还有弗罗贝纽斯（LeoFrobenius）和格雷布内尔（FritzGraebner）等人。
拉策尔不赞成进化论学者们关于人类文化与心理一致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在分隔很远的两个地域中，有一致或相似的文化要素，则两地文化必定存在着历史上的同根关系或某中联系，而迁徒和其他形式的接触则是各地文化相似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的传播思想构成了拉策尔的主要学说。
拉策尔的理论不仅强调各种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和相互交融，也特别注意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化现象的具体条件和分布规律，把文化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的联系之中；相对于早期进化论者将每一个文化看成是脱离其存在的地理与空间条件而孤立存在的观点而言，拉氏理论的很多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拉策尔才与巴斯蒂安一起被后人并称为“文化人类学的先锋”。
弗罗贝纽斯和格雷布内尔在继承拉策尔关于文化传播和区域条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圈”（culturalCircles）与“文化层”的理论，他们力图用存在于不同地域中的相似的文化现象来证明“文化圈”、“文化层”的存在，并认为人类文化是一次产生的，而传播是文化得以扩散并形成文化圈的主要原因。
尽管传播学派的理论后来也受到很多质疑和批判，而且，传播学派的有些后继者们（如：
史密斯ElliotSmith的“埃及中心论”，佩里WillianJamesPerry的“太阳之子论”等）的研究甚至显得有些极端和偏执；但其学术观点中的正确与精华部分同样也是文化人类学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同样，这些思想对我们进行地方性及地域主义建筑的研究也是大有启发作用的；比如，当确定一个民族或地域的地方文化及建筑文化特点与渊源的时候，在理解地方文化与异质文化、当代文化的交融上，对一种文化在地域分布的认同上，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和借鉴传播学派的理论和思想。
1．2．3博厄斯与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相关观点
19世纪后半期，人类学形成了“古典进化学者”和在传播论基础上的“人文地理学者”两大传统学派，前者主要关心社会与宗教制度的历史演进，后者则关心物质文明发展的空间序列。
而美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博厄斯（FranzBoas）则力图将上述两大学派的学说加以融合，并开创了新一代的文化人类学；因此，博厄斯被人们尊称为“现代人类学之父”。
博厄斯及弟子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期间学术上的理论思想及研究群体，也被人们称为“文化历史学派”或“历史特殊论学派”。
博厄斯的学术观点与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文化相对论与历史特殊论。
博厄斯既反对古典进化论“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也不赞成传播学派中极端的观点。
他不赞成研究世界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而主张研究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即构拟该文化的历史；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规律，即便是相似的文化现象实际上也都有其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
那些企图从单个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论及发展规律的进化论观点是不可靠的。
而只有具体的东西才是历史的和可靠的。
所以，博厄斯强调对具体事实的描述和记录，提倡对特定民族的文化历史、事件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的“历史的方法”。
在看待不同的民族文化时，博厄斯明确指出：
“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判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个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各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
文化区理论。
博厄斯及弟子们批判地吸取了传播学理论中“文化圈”的思想而提出了“文化区”（CultureArea）的概念。
“文化区”有别于“文化圈”的思想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有共同的历史传统，而后者强调的是文化特征上的相似性。
由此，博厄斯还提出了“文化中心”和“文化边区”的概念。
研究中归纳方法。
博厄斯反对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研究中的演绎方法而赞成归纳方法。
从地区性研究的角度出发，在文化历史学派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的一些相关学者的研究：
克鲁伯的文化形貌理论：
克鲁伯（AlfredLouesKroeber）是博厄斯的学生，他在文化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形貌理论”。
克鲁伯将文化系统分为“基本形貌”和“次级形貌”两大部分。
基本形貌是指与生存、生计有关的文化事物；次级形貌则是与创造力、艺术活动有关的文化活动，如语言、艺术、文学和音乐等。
克鲁伯强调对“次级形貌”的研究，因为他认为“次级形貌”并非“次级”，它代表的是人类文化中最美好或最值得记录的部分，象征着成就。
而“基本形貌”只代表着世俗的生活面。
威斯勒的年代—区域概念
威斯勒（C.Wissler）在“文化区”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发展，将文化区域和与之相关的年代区域上升为一种研究方法，即文化的“年代—区域”概念，从而将文化传播在空间上的展开与历史时间的进程结合了起来，并产生了从文化区域概念向年代区域转化的研究。
威斯勒的贡献还在于将文化区域进行了划分。
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这种完整的结构可以划分成“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和“文化区”，威斯勒认为只有始于“文化丛”的研究才有意义。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
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是一位优秀的女人类学家，她的《文化模式》一书受到文化人类学界广泛的关注，她受心理学理论的影响，注重从微观的角度、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整体的文化，注重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
通过这种方式的研究，本尼迪克特证明，每一种文化都是有个性和有特色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大家都把它当作模式，即一种基本结构；这种模式使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它代表了一种“民族精神”。
《文化模式》一书既是本尼迪克特对夸库特尔（Kwakiutl）印地安人民族性与民族文化模式的研究，而另一本名著《菊花与刀》则是对日本民族民族性与民族文化模式的研究。
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30年代开始进行农民和乡土社会的研究，他通过对部落—农村—乡镇—城市的所谓“乡村都市连续”的研究，来把握各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
他认为：
“乡村或民俗是小的、孤立的和纯一的社会，由于强烈的宗教信仰和亲密的面对面的亲戚关系而与都市有着明显的区别；都市是世俗的、异种的和非个人的。
乡村社会是由于它的紧密结合的亲戚关系结构、共同的情感和同享的价值观念所完整结合，而都市社会则由它的功能所补充；但两者间的这种连续不仅适用于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而且也符合史前人类从小团体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
因此，在《农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菲尔德提出了著名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Tradition）这一对重要的概念。
在进一步的阐释中，雷氏认为，这两种文明有时是难以区别的，有时又是相互影响的和相互流动的；在现代社会中，城市就是大传统，农村就是小传统。
1．2．4社会学派与功能学派的相关观点
在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宝库和理论中，法国社会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与理论在总体上是基本一致和前后延续的。
其理论的核心是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两个学派都不赞成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所奉行的以历史的角度臆测和构拟文化的研究方法，而是主张对文化的本质、结构功能进行共时性的横向研究。
社会学派和功能学派认为，共时性的文化研究就是研究一种文化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的整体结构、各文化要素在这个整体系统中对于外界调适和内部整合两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以及比较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异同点；只有找到了结构中各部分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和显现文化的意义。
因此，他们的研究注重社会现象与社会整体的研究，认为社会的“集体意识”先于个体心理并主要决定着文化的发展和变迁。
法国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尔克姆（EmileDurkheim，也有被译作“杜尔干”）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等人。
杜尔克姆提出了著名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或“集体意识”（collectiveconscience）的概念，并开创了社会学派的研究。
列维—布留尔则关注于对原始人思维的研究之中，他的基本观点为：
第一，要了解原始人的文化，就必须明白他们的思维与现代文明人的思维是极不相同的，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非逻辑思维”。
第二，构成原始思维的集体观念是受“互渗津”支配的；所谓“互渗津”，就是指对任何现象的思维，这种现象既是他自己，有被解释为其他任何东西。
英国功能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eginaldRadcliffe-Brown）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
我国老一辈人类学家吴文藻、费孝通、杨堃等人深受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因此，功能主义学派的思想对我国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对文化现象功能的研究中，建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更具有二元性他既强调文化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也强调文化与个人生理和心理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人的七种“基本需求”：
吃喝、繁衍、身体舒适、安全、运动、成长和健康，并认为人们在满足这些需求的活动过程中（包括个体的和社会的），为自己创造了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运用上述功能主义的思想描述了土著居民的社会和文化。
地区性研究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的多角度和多层面；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和借鉴。
进化论学派与新进化论的相关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地区文化是在以复杂的方式不断进化和发展着的。
传播论的思想让我们的视野又看到了文化在地理和空间维度上的传播和变迁，以及地区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影响。
历史特殊论的思想观点让我们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区域”的不同的文化特质，并使我们既关注特定民族群体民族特性及文化模式的研究，也关注边缘的和乡村的文化特性的研究。
而社会学派与功能学派的相关观点则提醒我们，对地方性的研究不能只重视其历时性的历史性研究，还应对共时性的社会因素和地区内由各种复杂因素组成的文化结构体系的研究，而这种性质的研究对当代而言更有着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3哲学的视野
1．3．1海德格尔与“栖居”
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ChristianNorberg-Schulz）的建筑现象学是地区主义建筑思想与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而舒尔兹的研究则强烈地受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哲学思想的影响。
海德格尔被尊为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哲学的思想大师，他与存在主义哲学的主流思想都一致强调“存在”与“人”—这一主观思想者精神的直接体验和感受的关系，即认为真实的存在更应指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东西；但海德格尔似乎于更关注人的精神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何以构成“存在”的思考之中。
海德格尔认为“建筑与居住”的命题可以用以追溯其“存在”的概念，所以在《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