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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导读

十三经导读

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经为常,即“常道”,认为因儒家经典蕴涵有永恒而不可变的真理。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猜测,或当孔子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

 

《汉书。

艺文志》在谈到诸子起源时曾说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史记》写道,“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衰,乃遂去。

”于此既见老子的学术宗旨,也可进一步明了西周官学是怎样瓦解以及私学是怎样兴起的过程。

《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中国文明的起源相当早,文字的发明与使用也在孔子之前一个相当久远的年代。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视之!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是伏羲三皇之书;

《五典》是唐尧、虞舜五帝之书;

《八索》,是有关八卦的最早的书;

《九丘》为九州土地、风气之书。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

缺焉。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尧之际,下至秦缪公,

编次其事。

从今存《尚书》看,所渭《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等等,其成文则绝对在孔子之前。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

“古者《诗》分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申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可知今本《诗经》是从先前大量的诗歌中整理而成。

孔子据已有旧典整理为六经,原本是一个不必争议的说法。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已说得相当明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

[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故《书传》、《礼记》自孔子。

“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止幽、厉之缺。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曰: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干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约其文辞而指博。

 

孔子没后,儒分为八派

《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

“世之显学,儒墨也。

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于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陶潜《圣贤群辅录》说:

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

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

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

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

乐正氏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

公孙氏传《易》,为洁净精微之儒。

 

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入儒家八派的还有

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

 

秦朝:

儒学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那样,“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用不到10年的时间,相继兼并了韩、魏、楚、赵、燕、齐等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就思想传统而言,秦承魏制,秦王朝在其统一全国前后都始终如一地对儒学表示过适度的尊重。

置博士官,伏生、叔孙通、张苍,史皆称其故秦博士。

秦国毕竟是一个移民似的国家,“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

其士家则好礼文,富家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

《商子。

去强篇》说: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辩。

……国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儒者“师古”以及分封诸子以卫社稷,无法使统一帝国得到巩固和稳定。

李斯等与博士议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

泰皇最贵。

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以此强化秦王政的个人尊严和秦王朝的合法地位。

秦始皇借助于阴阳五行化之后的儒学,“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是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

“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

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焚书之后不久,侯生、卢生私下议论说: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而秦始皇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秦始皇不闻过而日骄,各级官吏慑伏谩欺以取容。

按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

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秦始皇一人,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得休息。

其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

于是侯生、卢生乃远逃他乡。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以奸利相告日闻。

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

汉代经学的兴起与昌盛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

汉代经学的兴起,是时代的需要。

汉朝初立,儒生开始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讲习经学,但其时尚有战事,刘邦又不爱好儒术。

惠帝时当权的公卿大臣也都是武夫,不以学术为意。

文、景二帝,渐留意于学术,广开献书之路,为儒经置专经博士。

叔孙通,薛(今山东滕县)人,生卒年月不详,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秦汉之际著名儒者。

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

刘邦拜其为博士,号“稷嗣君”。

使刘邦真正体验到做天子的威风,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封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其弟子亦都封官,被弟子们誉为“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以后又迁升太子太傅,劝阻了刘邦改封太子的想法。

惠帝继位,制定宗庙的仪法。

“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陆贾,楚人,其生卒年月已难详考,约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

西汉初期政论家。

《新语》为总结秦朝覆亡及汉朝成功的教训和经验而作’其主旨就在于强调应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用儒家“六经”来治国。

在《新语》一书中,陆贾主张“行仁义,法先圣”,认为“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新语。

道基》)。

陆贾的思想对改变刘邦的偏见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儒者的自觉传播。

秦焚书,使民间的儒学受到沉重打击,但秦亡以后又迅速得以恢复。

伏生治《尚书》,汉定天下,他即所藏《书》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

申公年轻时与楚元王刘交等一起受《诗》于浮丘伯,后来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

还有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传讲《诗》,称为“三家诗”。

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先秦时用六国古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被称为古文经。

统治者的提倡

汉文帝时,儒家学者贾谊也多次强调,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

汉景帝时,研治儒学的晁错又提出一系列固国安邦的建议。

其中包括鼓励向北边移民以抵御匈奴的骚扰和“削藩之策”等等。

景帝三年(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

“君权神授”、“大一统"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根本原因。

汉宣帝斥责太子时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自西汉宣、元时代至东汉,是经学史上的极盛时代。

武帝以儒者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元帝尤好儒学,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贡禹、薛广德位至御史大夫,以后公卿之位,以经术进身者占了很高的比例。

读经成了通向高官厚禄的大道,当时流行的邹鲁之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汉代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经学教育系统,也越来越庞大。

自武帝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以后逐朝增加,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曾增至三千人。

汉代儒生的进身,除了博士弟子,还有孝廉等途径。

利禄之路,是经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东汉经学的趋于衰落,其政治上的原因是主要的。

东汉经学的衰落,也有经学本身的原因。

经学成为这样一种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

两汉时期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七经

“汉石经”,亦称“熹平石经”。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学者蔡邕发现当时流传的儒家著作错误较多,恐怕贻误后学,建议对经文精加校勘,契刻在石碑上,共刻了《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及《论语》、《孝经》等七经,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计约20万字,立于洛阳太学门前,让学者取正校勘。

蔡邕书写石经用的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故又称之为“一字石经”、“今文石经”,是学隶书的范本,已残佚。

无论是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原只是抄录的文字不同,但是后来却形成了两个学术上的派别。

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

这两个学派各立门户,各有师法,它们对孔子的评价、对六经的解释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等都存在很大分歧。

两派的对立首先表现在对六经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

今文经学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手定的,先有孔子然后有六经,孔子之前无所谓经,孔于是开辟经学的创始人。

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六经不过是古代传下来的史料文献,并非始于孔子,但他们往往假托周公等所谓先圣著作六经。

今文经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认为六经寄托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完全是孔子“托古改制”的体现。

注重从六经的“微言大义”中去探求、发现治国安邦的道理。

古文经学派则是把孔子视为史学家,孔子只是对六经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了整理,然后传给后人。

从学术观点上看,今文经学派以《公羊传》为阐发其主要思想的经典,董仲舒是主要代表人物。

宣扬《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提出了“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点。

西汉的古文经学派把《周礼》奉为主要经典。

他们反对今文经学者们的迷信观点,讲求实学,注重从名物训诂方面去解读经书,因此学风比较村朴实。

但是古文经中也有不少被他们窜改、增加的地方,有些注释也不免流于烦琐。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承认,在思想学术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今文经立于学官,在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

古文经学派则一直处于被贬斥的地位,未能立于学官。

古文经虽有传本,也只藏于朝廷秘府或在民间流传。

直到西汉末代皇帝汉平帝时,古文经才由于王莽一派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学者刘歆的建议下立于学官,以与今文经博士相抗衡。

东汉谶纬的兴起。

谶、谶语,是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征兆。

纬是对经而言的,今文经学家们利用天上星象的变化来预卜人事的吉凶,并以此来解释儒家经典,其著作就称为“纬书”。

“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河图赤伏符》)

“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

”(《河图会昌符》)

“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

”(《易运期》)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们来考论五经异同。

编著成《白虎通义》,它促使今文经学进一步神学化。

东汉末年,郑玄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独尊于众家之上。

郑玄字康成,是兼通今、古文两派经学的学者。

郑玄在古文经学基础上,又参采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甚至包括一些谶纬之说),打破经学的门户之见自成一一家,形成郑学。

受到儒生们的极大尊崇,于是天下经生尽从郑学。

郑玄遍注群经,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郑学的确立,使得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实际上被推翻,并且长期以来今,古文经学的激烈斗争也从此趋于沉寂。

 

《庄子·天下篇》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但到了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的学者也都遵照这一次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

魏正始(240—248年)年间,何晏作《道德论》、注《论语》,王弼注《老子》、《易经》等,就是提倡虚无思想的代表。

以后魏晋之际,向秀等人也大肆宣扬伦理纲常出于自然,认为封建秩序是天理的自然。

儒家的经义同老庄思想结合起来,发展为玄学,就是这时期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大特点.

东晋以后,玄学又与佛学合流。

这时多用玄学语言解释佛经,推动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也还有南学、北学之分。

一般地说,北朝儒生比较多地保留东汉的学风,注重讲究儒学经义,受老庄思想影响较少,学风也比较朴实,而南朝则是更多地继承了魏晋的学风,用老庄虚无玄远的思想来改造儒家的经义比较突出,因此更注意文辞,学风比较虚浮。

在经学史上,一般都把这种玄学化的南方经学视为这时期的经学正统。

唐朝的义疏之学

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就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改变以往那种经学多门、师法各异、章句繁杂的状况。

在选举制度方面,唐朝确立了自愿报名、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科举取士做法。

在科举制度中,考试经书已是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读书人能有统一的经书课本。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唐朝政府在各地广泛设置学校,发展儒学,而且大量征用天下儒士做学官。

唐太宗还特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对过去的各种经说进行了整理、划一的工作。

孔颖达等人最后编定出了一套统一的解说,成为读书入学习经书、应付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这就是他们编撰的《五经正义》.

唐朝及以后的学者们对于为古代经史旧注听作的解释,通常称为“正义”或“疏”。

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调合了前代的南学、北学,其中《易》用三国魏王弼注,《书》用伪孔安国传,《毛诗》用西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东汉郑玄注,《左传》用西晋杜预注,然后孔颖达等再通过所撰《正义》对经书原文以及旧注作进一步解释。

在唐代,《五经正义》再加上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榖梁疏》,徐彦的《公羊疏》等,共合为唐朝的《九经正义》。

唐朝学者们的“正义”和“疏”总结了自汉代以来的经学,对各种经说做了统一工作,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

另一方面,也由于唐代读书人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学习经书的,因此他们往往只是墨守正义的定论,不敢有所突破,最终使唐代的经学未能有较多的新发展。

唐有“九经”之名:

一说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

一说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

唐太和年间(827—835)又有唐文宗命元度刻“十二经”(立石国学)的盛事。

这“十二经”是: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当时除此之外,还刻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共刻二百二十七石,于开成二年(837年)十月刻成,故称“开成石经”,现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

明嘉靖年间地震倒损,王尧惠集阙字别立小字于旁为碑。

到北宋中叶,理学家又抬高《孟子》的地位,将《孟子》列入“经”的行列,这样就有了“十三经”。

“十三经”长短不一,由于古今流变,每一经的具体统计数字各家不一。

据清人钱泰吉的统计,除去篇名,“十三经”共647500多字。

每经字数,据清人陈弘谋在《养正遗规补编》中记载:

《周易》24107字,

《尚书》25700字,

《诗经》39234字,

《礼记》99010字,

《周礼》45806字,

《仪礼》57114字,

《论语》11705字;

《孝经》1903字,

《尔雅》10809字,

《公羊传》44302字,

《穀梁传》40927字,

《左传》196845字,

《孟子》34685字。

《孝经》最短,1790字。

(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之书。

唐朝科举,沿袭隋朝制度,有“明经科”,专考九种经书,因经书有长有短,便规定以《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穀梁》为小经。

宋废明经科,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便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

除以“十三经”为主体外,还包括“小学”一门。

因为“小学”是研究语言文字的,研究形、音、义的,“小学”通则经义无不明,“小学”是研究“经学”的基础,因此,古人将“小学”看作经学的附庸,故附于经部。

“小学”,本为周代小学生所入学校之名,因小学所讲授内容有文字形、义、音等,到了汉朝就以小学为文字训诂学的专称。

《汉书·艺文志》所收小学书籍也都是字书、训诂一类。

隋唐以后,小学类的书籍又分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类。

清代末年学者章太炎改“小学”为“语言文字学”,沿用至今。

附《十三经注疏》目

《周易正义》10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20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70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42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50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63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60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20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20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等疏。

《孝经注疏》9卷,唐玄宗李隆基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10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14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在南宋光宗时始合刊,明嘉靖、万历年间都有刊本,清乾隆初又有武英殿本,其后阮元据“殿本”重刊,随文收入陆德明《经典释文》,并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即今日所见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保存了宋以前经书的重要注本。

 

《尚书》导读

《庄子.天下篇》称: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尚者”,“上”也,即“上古”也。

《尚书》乃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也是历代帝王必读的政治教科书。

政治,即为治理邦国所实行的一切措施。

多侧重于以“德”治国,以“礼”治国。

《尚书》“经”、“传”的真伪问题

《汉书·艺文志》说: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

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汉书·儒林传》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数简,文意浅陋。

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

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学徒遂盛。

此《孔传古文尚书》前有一篇《序》(后人为与每篇前《小序》区别,称之为《大序》),其中讲到“先君孔子,生于周末”,则作《大序》的应是孔子后人。

其中又有“承诏为五十

九篇作《传》……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

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据此,陆德明、孔颖达均认为作《传》者乃汉武帝时孔安国。

《孔传古文尚书》由此得名。

《孔传古文尚书》的篇目:

1.尧典,2.舜典,3.大禹谟,4.皋陶谟,5.益稷,

6.禹贡,7.甘誓,8.五子之歌,9.胤征,10.汤誓,

11.仲虺之诰,12.汤诰,13.伊训,14.太甲上,15.太甲中,

16.太甲下,17.咸有一德,18.盘庚上,19.盘庚中,20.盘庚下,

21.说命上,22.说命中,23.说命下,24.高宗肜日,25.西伯戡黎,

26.微子,27.泰誓上,28.泰誓中,29.泰誓下,30﹒牧誓,

31.武成,32.洪范,33。

旅獒,34.金滕,35.大诰,

36。

微子之命,37.康诰,38.酒诰,39.梓材,40.召诰,

41.洛诰,42.多士,43。

无逸,44.君奭,45.蔡仲之命,

46.多方,47.立政,48.周官,49.君陈,50.顾命,

51。

康王之诰,52.毕命,53.君牙,54.冏命,55.吕刑,

56.文侯之命,57.费誓,58.秦誓

五十八篇加上书前“大序”,凡五十九篇。

孔颖达曾见到郑玄所注《尚书》。

此五十八篇目有三十三篇与郑注本同,余二十五篇是《孔传古文尚书》新增多者。

孔颖达在《尧典》“虞书”二字下有一《疏》,列出增多二十五篇篇名:

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

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第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

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篇目与郑注本相同的三十三篇,大体就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

二十九篇何以成为三十三篇?

《孔传古文尚书。

序》这样解说:

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

《虞书》、《夏书》:

《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

《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泰誓》

这二十九篇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的,故称之为《今文尚书》。

《尚书》主要内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1、究天人之际,天人合一------天垂象,见吉凶

《尚书·尧典》原文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郊,曰明都。

平秩南讹,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鸟兽氄毛。

帝曰:

咨,汝羲暨和!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帝王禅让美政与武力夺权

[原文]

帝曰:

“咨!

四岳。

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

岳曰:

“否德忝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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