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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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
内容摘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的交往必将促使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因差异而产生冲突，由沟通而形成融合，这是一种趋势。
在冲突与融合中，信息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交流与商品交换一样，都必须坚守诚信原则。
我们应把握时机，克服以往传播中存在的弊端，全面真实地宣传中国，让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中国；同时，也要全面真实地介绍世界，使中国民众更好地认识世界。
关键词：
文化交流冲突融合信息传播诚信原则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的谈判和努力，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中国入世，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大有好处的。
这种好处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必将表现在由经济引起的政治、军事、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
本文仅就入世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予以阐述。
一、中国入世意味着什么
中国加入WTO将会促进我国经济步入全球化的轨道，按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办事，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之中；使中国人的头脑发生转变，按着世界人的一般规律去思考问题。
在这里，中国应以落伍者的姿态加快自己的行进步伐，以此来改变自己的面貌，同时也是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贡献。
中国近20多年来进行了许多伟大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都是从我们国家自身体制创新开始的，也就是说，内在型的体制创新处于主要地位。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百多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个规则不是我们提出，同样我们也无权作原则性的修改——学习和适应将是我们进入WTO以后一个时期的艰巨任务。
过分地强调“中国特色”，以自己的特殊性去轻视或忽略大家共同制定的行动规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时也是不允许的。
“国际惯例”将第一次作为我们研究决策的主导因子，任何“中国特色”都将服从和服务于“国际惯例”——由此带来的人们和领导决策群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将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但是，中国必须要完成这一次深刻的转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步入世界发展的良性轨道，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自豪地说，中国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了。
中国加入了WTO，将加快中国经济规制的市场化改革，为其提供有准备的参照系和新的动力。
由于WTO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加入WTO也对中国经济规制变革提出了某些原则性、方向性要求。
这些要求可以用“规范、统一、效能、服务、透明”10个字来概括。
规范。
它表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和行为首先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要求经济贸易法律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其次，政府经济规制要不与WTO基本规则和中国承诺的义务相冲突，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统一。
在涉及WTO多边规则的领域我们必须保证经济贸易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实施，确保地方政府职能与中央的一致性，避免执法和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
效能。
政府经济管理要更新理念。
从重审批转向审批与管理并重、管理与服务并重，要从全面监管转向以重点监管为主；改运动式、间歇式大检查大清理为常规的间接监管，显著提高政府监管水平，改进管理规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个案处理，方便大多数守法企业，严厉处罚个别违法违规者。
服务。
市场经济是亲商经济，政府重要职能之一是为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政府经济管理寓于服务之中，服务又寓于管理之中。
透明。
政策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政策法规要在指定媒体上公布，保持公开性，而且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
[1]
这里虽然讲的都是经济范畴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在一定的思想和文化的指导下进行。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们道德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2]
21世纪，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逐步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
在这个时代，文化与经济已经密不可分，文化本身成了一种市场，一种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消费市场，以致使文化成为经济的主角。
1993年，美国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版权产业产值达2386亿美元，占GDP的3．7%;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文化产业对该州的经济支持率达10-15％，与其最大的产业纺织和旅游业不相上下；德国贝塔斯曼集团1997－1998年度的营业额为257亿马克，其中图书出版及俱乐部的营业额达到73亿马克；艺术业在英国拥有170亿美元的产业规模，与其汽车工业不相上下，其旅游收入的27%直接来自艺术；1993年，美国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娱乐、报刊杂志等部门的总收入达1000亿美元以上，1995年美国电影实现的国内外票房收入105亿美元，占全球电影票房总额的71．42％，成为美国继电脑、航空、石油业之后的第四大出口支柱产业。
美国体育经济收入超过了石油工业与证券交易所的收入，NBA一年的利润就有650亿美元。
“迪斯尼乐园”的建设，成了奥兰多市发展的转折点，使该市的经济增速从60年代末比所在的中佛州慢3％发展到80年代末的快41％。
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本国汽车工业产值，日本国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达到总需求的55％，超过了对物质产品的需求。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规范着经济的方向和促使它的发展。
新的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信息产业的发展特性：
第一，信息资源的最大共享。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
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一些现代化程度高的图书馆和资源库收藏的新载体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包括各种实物和博物资料，如书画、乐谱、手稿、服装、电视节目等，涉及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一切纪录及其载体。
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已经收藏了200万件乐谱、音乐家手稿、档案，90多万件录音资料，6.2万件录像资料，2.8万件多媒体资料和30万份数字化影像资料以及400个唱机设备。
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为文化从业人员进行文化生产，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因为数字化革命强化了知识的编码过程，各类资料、图像、音像等都可以编码化，电子网络则将各种信息资源连接起来，这便可以大大加快可用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和知识流量的流通速度，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网络。
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
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
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
为此，他们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间合作。
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
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工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
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
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采用电脑和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
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它的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全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有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它的48种国际版本发行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
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源利用的集团组合。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
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1）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
（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起来，提高资产效益。
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
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
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
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比如法国著名出版集团Hachette股份的50％为法国经营航天、通讯和高速铁路业的马特拉工业大财团所购买，后者投入了大约20多亿美元；另一个出版集团Cite的65％股份也被法国通讯公司和电子公司所掌握。
1998年初，法国公用事业、建筑业和通讯业的巨头CGE公司投资控制了世界第五大综合出版集团哈瓦斯集团30％的股份。
[3]除此，还有社会投入的多元化和资源投入的无形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全面地打开了封闭的国门。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以资讯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行为的文化结构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加以改造和转换，否则，它将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
一个新时代是不可能建筑在旧文化上的，但是旧文化却可能拖延新时代的进程。
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所以，中国在加入世贸，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和遵循国际经济惯例，还应当注意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种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
这种新文化应该包含中西文化的合理内核，又具时代性。
它要求人们抛开实用理性的消极方面，剔除理论理性的偏激部分，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周围的一切，追求真理，直面人生而不是埋头感官享受、玩世不恭；崇尚法治而不是推崇强人政治；要求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而不是趋炎附势、依傍权力；提倡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欺上瞒下、黑箱操作的旧式文化，如此等等。
[4]我们说中国的入世是中华民族一次新的更全面的对外开放，这里就包括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开放和更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国人文化意识上与国际接轨，取人之长补已之短，扬已之优抑人之劣，激浊扬清，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家庭之中。
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入世不仅引起了国人的关心，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接纳的这个新成员不同于一般：
它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它既有汉民族文化的辉煌，同时又有多民族文化的灿烂；它既是一个经济上发展中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昨天它曾经影响了世界，今天它要接受世界的影响。
中国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世界也要全面地认识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双边任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还有着闭关锁国的惨痛教训，一旦国门真正全面打开时，对于百姓大众来说总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不适应和不可名状的滋味。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加入WTO，随着经济的全面介入，引起文化上的冲突是必定无疑的。
文化冲突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对抗。
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接触到另一个社会集体的文化，必然会出现内在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文化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对产生它的环境是适应的，但对其他的环境却不一定完全适应。
[5]这种不适应便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而其前提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
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注重和谐、秩序，信奉天人合一，不崇尚征服自然，而倾向于顺其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社会稳定，政治价值优先，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对国家和集体的无私奉献精神，肯定对国家和社会的报恩或献身意识，肯定上下级的忠诚关系，遵守纪律，官本位，官民一体化，习惯于“人治”，办事讲“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突出个人，以家庭为本位，稳定家庭生活。
家庭有照顾好成员的职责，重视教育，望子成龙，以储蓄、勤俭为核心的财富态度，坚守以孝道为中心的家族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家族或组织利益，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等等。
[6]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太极图，圆满、优美、包容性强，是内敛型的；而西方传统文化的图腾是十字架，即锋芒毕露，刚劲有力，是发散型的。
中国人古代修长城是为了把自己同外界分开，而不是为了向外界进攻，中国近代的开放也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逼迫下进行的。
与此相应的是中华文明在海外大范围主动传播的机会较少，对于偶尔传入的异质文化的整合力却非常强；而西方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天赋使命”观，使他们相信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是最符合人性的，因而值得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基督救世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
[7]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增多，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事物价值判断标准上的差异。
对相同事件或现象的不同评价，是好还是坏，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优良还是低劣，这都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对事物评价的价值观，而决定这种价值标准的却是植根于人们头脑里的文化理念。
最近，由美国医学博士斯宾塞·约翰逊撰写的著作《谁动了我的奶酪？
》风靡世界，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2000万册，连续78周蝉联亚马逊网上书店最畅销书榜首！
自然，这本字数不到4万，定价16.8元的小册子，也在中国的大地上走红，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开印9次，各种书报的广告宣传和书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著作呢？
作者在书中虚构了四个角色：
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
这是一篇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四个角色的演绎，告诉人们如何在今天变革的时代，笑对变化取得成功的方法。
道理简单得很。
这本书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与他的朋友肯尼思·布兰查德合写的小册子《一分钟经理》一样，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完全是一本通俗读物。
但是，就是这样的著作却受到西方人士的青睐，促使年轻的一代和广大读者从书中受到教益，正确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
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是一位医学博士，却写了管理方面的著作，这在国人看来又是“不务正业”了。
）一年又一年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比奖励，有多少学者为着那厚厚的著作和长长的论文而煞费苦心，因为字数和厚度不够而被淘汰者更是大有人在；而被出版、发表、评上职称的作品，又有多大的受众面，对社会又有多少促进作用，这是参评者和主评者心里都明白的事情。
但是，有关部门至今仍乐此不疲，参与者仍需忙于应付。
尽管有了老院士老教授们上书呼吁，要对科普作品予以关注，予以奖励[8]，但是此意始终未能成行。
什么是学问，怎样做学问，看来中西方的学者和大众们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文化素质高的人愿意接受高深的学问，文化素质低的人喜爱读通俗的读物，但是，这在中西方有时却相反：
20世纪80末，在中国大陆曾风行一本由丹麦出版中国翻译的大书，名字叫《戴尼提：
自我心理调节技术》，37万字，书很专业也不好读，但是在北京一次发行就是20万册。
中国的出版商和广告商还有新闻传媒，不遗余力地为其大作宣传推销，外国人的钱是赚饱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
90年代，中国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本是王元化的《思辨随笔》。
要说这两本书也都不是通俗读物，也没有什么言情，特别是王元化的著作，还有几分晦涩。
但是，在大陆，在年轻人中间却还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重印了好多次。
一种变革时代的浮躁可见一斑，一种在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迷乱可见一斑。
对一件物品，除了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外，如何把握它潜在的精神意义，中西方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到国外旅游的人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好不容易买到一件纪念品回国，打开一年原来是中国制造的。
笔者曾到欧洲大陆出访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参观法国国家第三电视台，客人们回赠给我们的纪念品有手表和文件包，很精致也很漂亮。
但是，打开文件包一看，在夹缝中却发现“MADEINCHINA”的字样。
参观巴黎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纪念品购物处购买的却是中国温州生产的铁塔玻璃镜框。
一个国家的标志物，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出售和送给客人的物品却不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纪念品不仅是送给中国人），这在中国是不会出现。
从来没有听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售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的具有反映中国形象的纪念品。
但是，外国做到了，而且很坦然。
他们完全从商品的价格考虑，只要委托国生产的商品既便宜又精美，他们能赚到钱，顾客又喜欢，请哪个国家生产都行。
在这里没有中国人一般认识的那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等精神的束缚。
人们的文化观念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在特殊情况下，在紧要关头，训练有素的民族也会有它出色的表现。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遭遇恐怖袭击，让热爱和平的人们永远记下那惨绝人寰的一幕。
其中有两个细节却更令世人刻骨铭心永志不忘，因为她揭示着美国民族中最温馨最光彩的瞬间。
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上大厦，电梯瘫痪，成千上万的人汇集到唯一的安全通道楼梯上。
在最为危急的关口，它竟然畅通无阻，不光身强力壮的人逃了出来，伤员被抬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者被救下来，连盲人牵着导盲犬也从人流中走了下来，几乎所有从楼梯而下的逃生者都逃了出来。
难怪人们要赞美，秩序是文明，是礼仪，秩序更是生命。
而为了这秩序，人们经受了怎样的生与死的考验。
“9.11”事件中还有第4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给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最后的一句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
”飞机后来在匹兹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
在文明社会中，遭遇劫持，放弃搏斗是普遍接受的惯例，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不能以别人的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去完成那一类“英雄行为”。
但在获悉世贸大厦已经被袭击的前提下，搏斗则是为了避免更多的生命牺牲，为此打破惯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正义的。
尽管如此，也必须征得他人的同意。
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还能想到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自由。
这就是美国民族在“9.11“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积淀。
这种积淀不是一日之功，它正如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所言：
“如果没有1787年费城制宪以来的200多年积累，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事例。
我们也难以否认，没有宪政环境中一生养成的习惯，就不会在最后一分钟以那样谦卑和自然的口气说，我们投票决定。
”[9]再来看看中国大陆上发生的几次火灾和事故，尽管里面也有我们时常供奉的“人民公仆“，却很难见到他们在危急中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
1994年11月新疆乌鲁木齐一剧场由教育部门组织上千学生观看演出。
突然，剧场因电线短路发生大火，结果有324人死亡，其中有288人为学童。
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逃生时教育官员和老师不仅没有很好地组织撤离，有的还为了防止大火烧到自己竟堵住了通道，结果致使不少学生在争相逃生时互相践踏致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开始注重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修养，这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比如，在城市里在繁华处大都有了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有的设施与外国的也大致相同。
但是，在红灯面前，中国有不少人的表现是与外国朋友大相径庭的：
外国人见了红灯，不论是有车还是没车、有人还是没人，都要站住，不会通行；而我们有些同胞，遇到红灯，先看有没有车，如果没车，可能会通过；如果没车又有人先过，他保准会通过。
西方人心目中的“红灯”是法律条文和道德约束，“红灯”和“绿灯”分别代表着“合理合法”与“违法悖理”；而我们有些国人心目中的“红灯”是“被人看见”，是“目击者”，只要没有“目击者”，红灯绿灯都是可以通过的。
对此，有学者从“人格底线”上进行深刻的阐述：
中国人为人处事最在乎他人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他人取向”；而西方人为人处事最在乎法律会怎么说，其价值判断是“法律取向”。
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只要不伤害他人，也就是说不违反法律，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而且，一个人越是我行我素，就越是具有好的人格形象，越是具有独立人格；而对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的绿灯反倒很少，举手投足，都要顾忌别人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人的意见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逆他人意见而我行我素，其代价是人格形象的丧失。
这种“他人意见”常常是与“法律意见”相抵牾的，“他人取向”的红灯常常有意无意地替代了“法律取向”的红灯。
[10]在当今与世界接轨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民应建立起新的价值判断体系：
一方面要继续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加强民主和科学的教育；另一方面则应该请进“马（Market）先生”和“骡（Law）先生”，即加强市场和法制的观念。
用法律的“红灯”规范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同时对个体在“绿灯”下的合法行为持宽容的态度。
从现实的层面考察，这种价值判断至少有两个意义：
一是为个体的人格行为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又可以保证个体自觉地遵守法律和道德的“红绿灯”。
全球的现代化从工业化到科技化和信息化，只是物质和工具层面上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人类现代化的全部，更不是现代化的实质。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11]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表明，我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在很多项目底于西方国家（见表一）。
在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上也有不少的差别（见表二）。
这也是引起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加入了世贸，在经济步入全球化的同时，作为人的现代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和漫长，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经济利益和人们的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相互的交往中由差异而发生冲突这在国际上是常见的事，我们也不必过分忧虑。
如美国和加拿大虽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且两国相邻，交往多年，但分歧仍然存在。
加拿大与美国有将近8900公里共同的边界线，对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语言——英语，来自英国历史的共同传统，接近的政治经济制度、共同的防卫体系，特别是学术和行业的联系，以及贸易和投资关系。
在经济上，它们是相互之间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的投资者和消费者。
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而加拿大在美国的投资，也比在其它任何国家都多。
两国每年的边境往来达数千万人次。
然而，在总的友好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音符。
这两个北美邻居之间最伤感情的冲突包括大众传播方面的争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电视率先发展起来，而加拿大是从1952年才开始电视广播的。
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加边界以北的沿线一带，处于美国电视的覆盖之下，40年代表50年代初，加拿大观众广泛地接收美国电视节目。
其后，加拿大线缆系统发展起来，并热衷于从边境美国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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