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初中九年级语文下册 艾青与聂鲁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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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初中九年级语文下册艾青与聂鲁达
题名:
艾青与聂鲁达
作者:
彭龄章谊出版者:
《世界文化》编辑部出版地:
天津出版日期:
2009年6月洲:
亚洲国家:
中国文献出处:
《世界文化》
原文
1957年8月北京酷暑难耐，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诗人艾青刚从外地回京，旅途的疲惫还没有消除，“反右”势态使他焦躁不安，尽管昨夜没睡好，但他仍一早就起床，催促夫人高瑛动作快一点。
他们要在老朋友、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开始一天的出访活动之前，赶到他下榻的饭店向他告别，因为聂鲁达第二天就将启程回国。
当他们扣响聂鲁达的房门时，聂鲁达和他夫人还没有起床。
聂鲁达得知门外是艾青夫妇时，立即穿着睡衣赶过来开门。
艾青说：
“我们是来向你们告别的，祝你们一路平安。
”
聂鲁达说：
“我们明天才走啊!
”
艾青说：
“中国正进行‘反右’运动，也许明天我们不能为你们送行。
所以……”聂鲁达问：
“这是为什么?
”
怎样向老朋友解释呢?
艾青只能苦涩地笑笑：
“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聂鲁达满心疑惑正想进一步问明情况，电话铃响了，随团的翻译通知：
一位副部长要来饭店看他，让聂鲁达夫妇在房间等候。
艾青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巴勃罗，我的好朋友，我们就这样告别吧，我不愿让那位领导在你这里看到我……”
聂鲁达一脸茫然。
他紧紧拥抱着艾青，嗫嚅着：
“艾青，艾青，我希望还能见到你……”
果然，第二天聂鲁达一行回国时，送行的人中，没有艾青夫妇的身影。
飞机腾空后，他从舷窗俯瞰着他热爱的中国的大地，默诵着艾青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
巴勃罗·聂鲁达于1904年7月12日生于智利中部小城帕拉尔。
他自幼聪颖好学，想象力丰富，韵律与节奏感强，13岁发表了处女作《明日》，不满19岁便出版了首部诗集《霞光》。
他早年的诗歌大多是从大自然取得灵感，如《太阳的颂歌》等不少诗篇，歌颂太阳，歌颂劳动与创造：
“那孤独高悬着的，圆圆的红太阳，还有它那叫人眼花缭乱的／红红的美髯／啊，那是一头关在利剑围成的／圈子里的狮子／一朵开在天庭的／鲜花”。
“你的双手，刚一触及树枝／春天／就来临／重现／你的模样／麦苗破土而出”。
“我们高擎起／斟满葡萄酒的／高脚杯／继承你的产业／我们是／太阳和大地的后代”。
1924年他的诗集《二十首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版后更令他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
他的诗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于一身，在智利与南美国家几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1927年他跻身外交界，出任过驻缅甸、锡兰、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外交官。
1937年他出版著名长诗《西班牙在心中》，坚定地表达了他投身民主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信念。
1945年聂鲁达当选智利国会议员，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并荣获国家文学奖。
从此，他以人民诗人、外交家与政治家的身份，积极地投入智利与国际上蓬勃开展的民主、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
后来由于美国干预，智利国内右翼势力抬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身为共产党员的聂鲁达不得不转入地下并流亡国外……
三
聂鲁达并没有沉默，相反，作为时代的歌手和争取民主、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的活动舞台比过去更加宽阔了。
1948年他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当选为理事。
同年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1949年4月当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筹划再次在巴黎召开时，决定向正在进行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发出邀请，中国派出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
然而，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法国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代表团入境。
执委会决定会议分别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
会议期间，当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蒋介石反动政权覆灭的喜讯传到巴黎和布拉格，不论主会场与分会场，立即腾起一片欢腾。
“中国，中国……”聂鲁达邀动地呼唤着，他热切盼望着早日到中国，看看她坚强的人民和美丽的国土……
1950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上，为表彰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宋庆龄女士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世界和平与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一致将她选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同年，宋庆龄女士荣获该年度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次年8月，聂鲁达以国际和平奖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前来北京，为宋庆龄女士颁奖，他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四
这是聂鲁达第二次来中国了。
早在1928年他出任驻缅甸、锡兰等国外交官时，就曾到过香港和上海。
他说：
“当时中国是个被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的天堂……”而这一次来时，他看到的中国“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他们除为宋庆龄女士颁奖外，还与中国作家、诗人萧三、艾青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艾青回忆说：
“你（聂鲁达）和爱伦堡怀着多么大的兴奋看见这个古老的国家焕然一新啊!
”你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漫游，而你的心没有一刻忘掉了战斗。
甚至在颐和园的小船上，你还在唱着西班牙人民在保卫马德里时候的战歌，你教我们跟随你唱那热情的副歌的调子……”。
在颐和园听鹂馆欢宴时，艾青告诉聂鲁达：
“按照中国人的姓氏习惯，你该姓‘聂’，这个汉字由三个耳朵组成。
”爱伦堡在旁边指着聂鲁达笑着说：
“你是有三只耳朵的人。
”艾青问：
“你还有一只耳朵在哪里?
”聂鲁达用手拍拍前额：
“在这里，我可以用它倾听未来。
”多么机敏、睿智的回答啊!
艾青说：
“那是一次愉快的交往，我们有过多次随便的交谈——充满幽默和诙谐。
”除了这种无拘无束的“随便交谈”，诗人相聚，自然少不了谈诗。
聂鲁达谈起他14岁发表的诗作《我的眼睛》，艾青介绍了自己写诗的经历，介绍了他写的的《芦笛》、《火把》、《向太阳》……还背诵了《吹号者》片断：
“黑夜收敛起她那神秘的帷幔／群星倦了，一颗颗地散去……／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乘上有金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边到来……／我们的世界为了迎接她，已在东方张挂了万丈曙光……”他们在这样披肝沥胆的倾心交谈中加深了了解，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这次中国之行，聂鲁达写了长诗《向中国致敬》，热情歌颂了新生的中国：
“世界各民族一起望着你／啊，中国!
／他们说：
‘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兄弟!
’”“现在，全世界都看见／你的广大的国家已经统一／共和国伸出／你的手臂拥抱整个国土／为你的永久和平奠基!
”
五
朋友们远去了，艾青怅然若失。
然而，地域的遥远，隔不断彼此的思念与友谊。
聂鲁达的诗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艾青说：
“巴勃罗，坚强而又纯朴，你的声音好像是从地层下面发出来的，沉洪的、使地面为之震动的声音。
从你的声音里，可以听见美洲人民的力量，从你的声音里，可以听到美洲的希望……”
流亡国外的聂鲁达，是多么渴望返回他的祖国啊!
他用诗这样诉说着心头的渴望：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我才能与你重逢……”1952年，智利撤消逮捕左翼作家与政界人士的法令后，他终于可以结束长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了。
在他离开欧洲回国之前，托人转给艾青一个德国民间工艺品，并告诉艾青他将回国参加竞选，而且很有自信。
艾青一遍遍抚摸着朋友的赠品，默默地祝他好运。
集诗人、外交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聂鲁达返回智利后，一方面积极参与左翼政治活动，一方面继续诗歌创作。
他成功地把诗歌创作和人民关心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写出了《逃亡者》、《要素之歌》、《葡萄和风》，这些诗打破了诗歌的传统格局，自成“聂鲁达派”。
他也被誉为“受奴役者的代言人”。
1954年7月12日适逢聂鲁达五十诞辰，智利国内朋友们在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支持下，借为他祝寿之机，邀请前苏联的爱伦堡，中国的萧三、艾青，以及捷克、法国、阿根廷、巴拉圭等国著名作家、诗人、艺术家。
那是艾青与聂鲁达两位大诗人的第二次交往。
由于当时不能直航，艾青一行绕道欧洲，经原法属西非洲的达喀尔和拉美的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历时20天才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艾青谓之“从夏天赶往冬天的旅行”。
拉丁美洲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因而，对邀请来自“赤色国家”的客人参加为聂鲁达祝寿活动，一直竭力阻挠。
美国使馆派人威胁智利大学校长，要他取消在大学里举行这一活动。
大学校长反驳说：
“大学生可以对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事情产生兴趣”，不仅照旧举行贺寿与展览活动，而且还成立“聂鲁达基金委员会”。
美国使馆与智利右翼势力自然心有不甘，一份报纸上以《红色火药库威胁智利》的通栏标题，登着聂鲁达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的奖状，一部聂鲁达《诗歌总集》的俄文译本及一摞卢布的照片，其用意显而易见。
有的报纸还造谣说：
中国来的不是诗人，是商人。
在智利大学举行的《中国文学》主题报告会上，聂鲁达和智利女演员特意朗诵了萧三和艾青的诗，包括他在访问期间新创作的《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
那次活动实际上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宣传与集会。
尽管美国和智利右翼势力以及国民党驻智利“使馆”用尽招数：
阻挠发给入境签证，阻挠举行集会与庆祝活动，派军警监视代表团，扣押代表团行李，以及造谣、诬蔑，都无济于事。
因为智利人民自能分辨真伪。
艾青和萧三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见了智利的劳动人民对他们自己的诗人是如何热爱和尊敬。
他说：
“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真品德。
聂鲁达总穿一件很旧的粗呢军大衣，像一个退伍的士兵，而且常常不戴帽子。
”艾青说：
“我找他的时候，只要找他的头就行了，因为他的头很大，前额光秃而发亮。
”“他无论在哪里都能随意地与普通百姓融为一体。
”
这次旅行，艾青一路上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他睡了》、《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怜悯的歌》、《自由》、《在智利海岬上》、《礁石》，以及《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等。
他在1954年8月29日早上六七点钟之间，在《旅行日记》上一口气写出了《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的初稿，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看样子我还是能写的”。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人提出：
“艾青还能不能为人民歌唱?
”等质疑，艾青对这些从来不屑一顾。
日记上的这句话，彰显着诗人的自信。
六
艾青与聂鲁达的第三次会晤，便是本文开始提到的1957年6月下旬，聂鲁达夫妇来华访问期间。
艾青在昆明机场迎接他们，老友重逢，兴奋异常。
艾青陪同他们游览了滇池，参观了植物园、石林。
并陪同他们飞到重庆，同四川诗人、作家座谈，而后又乘船穿过三峡，沿长江顺流而下。
在聂鲁达生日这一天，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想按拉美人的习惯做一顿朴素的西餐——一只烤鸡，配上智利式的西红柿、洋葱拌的凉菜，来为聂鲁达祝寿，因为每顿丰盛的中国菜肴已经让他们感到胃口吃不消了。
她们悄悄把这个想法告诉艾青，艾青稍显为难，说答复她们之前要先同导游团的成员们商量，费了一番周折，她们终于如愿以偿。
出乎客人们意料的是，船长特意安排厨师为聂鲁达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让大家格外兴奋……
那时，国内“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聂鲁达感到了中国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
紧跟着，就发生了聂鲁达一行离开中国的前一天，艾青与夫人高瑛去北京饭店向聂鲁达夫妇告别的事。
高瑛后来说：
“那天去北京饭店找聂鲁达的‘副部长’正是周扬。
周扬告诉聂鲁达，说艾青将受到批判，聂鲁达提出了抗议。
后来，聂鲁达得知艾青被划作‘右派’，他不但表示无法理解，而且到了极其愤怒的程度!
”聂鲁达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
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
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外早已闻名的名字。
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1971年聂鲁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评语是：
“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他已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诗人之一。
当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智利代表在发言中还引用了聂鲁达歌颂中国的诗句。
赵枫告诉艾青，他1972年访问智利时，曾看到聂鲁达站在大海边上一声声呼唤着：
“艾青——艾青……”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民选总统、聂鲁达的好友阿连德被推翻。
12天后，聂鲁达病故。
他逝世前，政变集团曾派士兵在他家的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
他说：
“你们在这里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诗歌!
”他逝世后，被军人政权在圣地亚哥草草下葬。
智利人民在肃杀、悲凉的气氛里为他送别。
而这时，远在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劳动改造”的艾青和夫人高瑛，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读者们再次在报刊上读到署名“艾青”的《鱼化石》一诗时，真是百感交集：
艾青被埋没了这么久，也真成了“化石”吗?
听听他自己如何说吧：
“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
读者们相信：
这位人民的歌手是不会沉默的。
果然，他又陆续写出了《致亡友丹娜之灵》、《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96年5月5日，艾青溘然逝世……
艾青的夫人高瑛说：
“聂鲁达和艾青能成为朋友，不仅仅因为都是诗人，也不仅仅因为聂鲁达多次来中国得到艾青的接待、陪同，也不仅仅因为艾青去过智利，做过聂鲁达的客人，而是因为他们在接触中，在彼此的作品里，对对方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们也都有诗人气质：
幽默风趣，乐观豁达，坦率真诚。
他们能成为好朋友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良知，都对人类有着同样的使命感……”
如今，艾青和聂鲁达虽已远去，他们却像银河中两颗遥相辉映的亮星，永远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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